作者臉書 2026-6-19
【按：网见「奥巴马总统中心」，英文里有些揶揄明显来自白人，如称其“Toilet facility ”, “Obama’s building looks like a large septic tank”（大型化糞池），忽生念頭想寫一篇《從大褲衩到大糞池》，詫異東西方竟然都有醜怪大型建築物的建構欲，難道是一種左翼審美觀？然而川普不是也說：「歐巴馬剝削了少數族裔……至今還沒支付他所做的工程費用。他連自己的人民都剝削。但這都是典型的自由派胡扯。看看川普那漂亮的大樓…哈哈哈哈」，而下引兩塔比較圖像，恰由川普本人貼出，其左右破裂之勢愈加明顯；有种解读建筑物的左翼观点，認為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於是想起北京那座「大褲衩」，以及央視的種種掌故，而巨星建築物之醜陋，乃因其隱喻著雄性的陽具，光天化日之下，張揚的是權力，奇醜無比。】
一、西方衰落
6个黑人男子让50个不同的母亲生下87个孩子！
这个视频的主持人，在现场点起五个男人，算出８７个孩子之后，讲了一通无父儿童与有父儿童的比较数据：
自杀率高出５倍
出走率高出３２倍
行为异常高出２０倍
性犯罪高出４４倍
吸毒高出１０倍
这个问题，不是黑人问题，也不是什么“福利”问题，而叫“核心家庭”破碎，其实正是西方衰落的一个ｐｏｉｎｔ，其脉络虽很复杂，却是明白无误的左倾。
思潮倾向上左倾，是欧美自六〇年代以来时急时缓的一个社会现象，跟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相关，也是一种价值嬗变，看似“進步主義”，但是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
其中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這是另一个未明的机制。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女性觉醒，在美国产生的左右争议，比较麻烦的是堕胎问题，表面上自由派说母亲的选择权利，保守派说婴儿的权利，但背后是一个宗教问题：上帝给你的孩子你无权拒绝。
好像２００４年联邦最高法院有一大法官退休，新补者将影响堕胎合法，结果保守的小布什大赢，媒体分析民主党的liberal理念大大超前于美国寻常百姓，自由堕胎吓坏了中西部的草根大众，他们为了保护后代不被惊扰也得舍弃其他东西去捧小布什上台立法禁了此道。
但是法律事实上效果有限，美国少子化日趋严重，不生育领养蔚然成风，假如对比前述黑人生育过剩，欧罗巴人种渐少，这种比较和论述无人敢做。
其实全球景观，早是这副图景，一个低度开发的回教世界，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南美洲亦然，于是廉价劳力大量涌进欧美。谁敢说人口逆向淘汰，那就是种族主义。中国的人口，因为制度关系，不跟进全球，它从人口过剩急速走向人口老化。
世界左转，谁也挡不住。二次大战后，人类就左转过一次，结果出了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三个恶魔。
下面这个新闻，荒谬却真实：
Breaking: Black Lives Matter Terrorists Nominated for Nobel Peace Prize After Causing $2 Billion in Damages in 2020 Mob Riots - Truly Times - Conservative News
1月3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最后一天。据德国媒体报道，BLM（黑人命贵）运动获和平奖提名，挪威左翼政客埃德（Petter Eide）说，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反对种族歧视最强大的运动之一”。
二、江胡大拆遷
法國作家左拉非常重视独创性，與他的这个时代同步发展的是生理学和医学，1850 年，法国医生吕卡思发表了《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这部1600 多页的大书引用大量病例证明很粗糙肤浅的遗传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中有深层的遗传影响，父子的差异等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两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对立，引起了遗传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他构筑 「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大厦，从 1886 年开始着手書寫写一部连续性的大作品，《鲁贡·马加尔家族》，5 个世代，一套 20 部的家族史巨著。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度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裡，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1、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裡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三、大褲衩的前世今生
中國是一個奇詭的電視大國。1987年黑白電視機產量世界第一，彩電年產三千萬台，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突破一億台——"第三世界"之窮國的"第一世界"水平，全國平時經常看電視的觀眾達六億人之多。電視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之巨大、對人們心態塑造之強烈，也是世所罕見。電視在中國，一方面是"黨的喉舌"，是意識形態怪獸；一方面又是電子科技的強大媒體，是商業和消費文化的怪獸，這種兼具輿論控制和現代傳媒雙重性格的所謂"中國特色"，構成中國獨特的電視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塑造之下的現代中國人的扭曲心靈。所以，認識當代中國，不可忽視對中國電視的研究。筆者早幾年曾涉足電視界，曉得一些掌故，現拈來一鱗半爪，或可展示一個獨特視角，以窺見當代中國文化性格形成之一斑。
1，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
1958年5月1日晚七時，中國大陸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開播，當時北京城裏只有三十多架電視機，擁有電視機的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據說毛澤東每天要看電視新聞，錯過了時間他會打電話讓電視台專門為他重播一遍，雖然當時的電視新聞不過是一些圖片罷了。周恩來一如他的風格，對電視"最關懷"，看到熒屏裏的鋼琴上擺著一瓶絹花，就允許電視台每天到中南海去采鮮花;看到電視裏戲班子的樂隊進了樂池，他說不象中國的作派。
1950年代是世界電視大發展的時期。日本1953年才有電視，香港的第一家有線電視麗的公司開辦於1957年。本來，台灣引進美國技術，預定在1958年"雙十"節開播電視，這個信息導致了一場政治角逐，使北京倉促上馬，趕在台灣之前開播，電視成為"大躍進"的產物。全國到處是"土法上馬"辦電視，到1963年已有36座電視台，大多難以為繼，又紛紛停播。
開辦之初的北京電視台沒有自己的節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聞稿，最早上屏幕的電視播音員，就是後來"九州方圓"節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沈力。電視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時段用來轉播電影和戲曲。第一部上電視的電影是"林沖"，比電影院還早演了兩個月，可見當時電視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規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個月，一律交電視台播放，因為那時能看電視的都是一批特殊觀眾，老百姓與電視接觸甚少，偶爾在電影院裏看到電視新聞，也覺得那是"白饒"的加片，而真正的電視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歷史形成的中國電視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的這種"皇家"身分和性格一直延續至今，在它早已成為所謂"公器"之後，仍然比其他媒體更多得到來自中南海的青睞或責罵，動不動就會打來一通電話，對一個鏡頭、一句措辭橫加幹涉，所以作電視台頭頭的人，需要格外謹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領導大多愛看戲，1959年"國慶"電視台連辦五場戲曲晚會，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尚小雲、荀慧生等都是那時的"電視明星"，電視中心的三個演播室輪番請來各種劇目，從"李慧娘"到"紅燈記"，從才子佳人到工農兵，熒屏上仿佛沒有忌諱。不過，電視台從一開始嘗試拍電視劇(從東歐引進的新品種)，就是活報劇式的廉價宣傳品。第一部電視劇叫"一口菜餅子"，是所謂"憶苦思甜型"的，以後幾年裏大約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緊跟形勢、圖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條主線，兩三個景，四五個人物，七八場戲，六十分鐘，二百個鏡頭"。
1961年是"大躍進"和"文革"之間的一個輕松的低谷。北京電視台瞅空子辦了三場"笑的晚會"，大約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個茶座式的舞台，以相聲為主，侯寶林說開場白，搭配各種諷刺小品、洋相、笑話、獨角戲、折子戲，以及陳強的"光棍哭妻"，和"人藝"的絕活--北京小販街頭吆喝聲的配樂合唱"市井大合唱"。這些節目後來都被斥為格調不高、"討好小市民"，而毛澤東的所謂"裴多菲俱樂部"和"死人統治活人"的恐赫聲已遠遠傳過來了。
1961年時，北京已經有一萬架電視機。
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觀眾和市場，電視制作者總是幸運的，無論拍故事片還是紀錄片，只要有所創新，總能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紀錄片主要以山川風光為題材，並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資的，所謂合資，無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攝權賣給外國人，如絲綢之路、長江、黃河等，每一部的"協拍費"大概都是百萬美金。1983年8月播出的"話說長江"，擺脫畫面加解說的老套，采用章回結構，還引進兩位主持人陳鐸、虹雲，娓娓道來，頗得好評，在兩個頻道交替播放，連續半年之久，在全國引起一場"長江熱";1987年又有兩部大型紀錄片播出，一部是"話說運河"，三十多集，采取邊拍邊播的方式，讓運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進電視，也講了許多歷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讓歷史告訴未來"，敘述當中穿插了不少人物傳紀資料和紀實性的文學手法，雖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調，但在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上很有創新。這些片子的經驗，如所謂"河流片"的廣闊視野和文化意識、所謂"歷史片"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跳越、聯想以及鏡頭的快速切換，都對提升中國電視水準貢獻極大。
對於文藝性或專題性節目，官方所采取的審查辦法，一般是項目計劃要審查;制作完成後還要送審，根據政策口徑減掉有問題的鏡頭才能播出;播出後還會有一種沒有規則和政策依據的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施加的"後審查"，可能是幾個觀眾的批評電話，當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裏那些黨中央的老人們的電話，就可能不僅使一部片子被槍斃，還可能使它的制作者丟掉飯碗。這種審查制度到1979年開始發生問題，市場經濟沖擊電視，各家電視台都要千方百計用自己的節目提高收視率，而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可以賣最貴的廣告。"河殤"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領導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後，他們一面去向中央作檢討，一面又來同編導人員商量拍續集。六四以後，在對熒屏嚴格的控制下，還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則中央台兩千多號人的獎金從哪裏來？於是王朔的肥皂劇又風靡了，不鹹不淡的，中國人總算學會嘻嘻哈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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