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启历史的转折。
转折年代最初几年，思想气候几经起伏。知识分子大都谨慎，甚至沉默。文学却偏偏被推上前台，替时代发声，替现实负重。它一度炽热，也因此格外危险。昨天还被叫好的作品，明天也许就成了靶子；昨天还被捧上高处的作家，转眼就可能跌入谷底。
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正落在这样的风口上。
这首诗一度声名大噪。它击中了现实，触到了痛处，也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可也正因为说得太直，锋芒毕露，最后反倒难以自保。
围绕这这首诗引发的争论，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文坛公案。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当时文艺与政治之间的纠缠，也照见了官方话语挤压之下，独立批评空间的狭窄与缺席。
诗人，应该这样说
《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8期。
诗前有一则小序。叶文福写道：“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整首诗，就是围绕“将军的特权”展开的批评。语气热烈，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它所指向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现实中的官僚习气与特权现象。尤其结尾那一句：
“将军，不能这样做！”
这一声劝谏，来得重，来得直，也来得响。它很快就和那个年代反特权、反腐败的公共情绪连在了一起。
据叶文福后来回忆，这首诗的灵感，起于一次很偶然的饭局。那天，他到一个朋友家吃饭。朋友家离中 南 海不远，住处却极其局促，是“一进大杂院就挪不了脚”的一间小屋，不到十平方米，破破烂烂。而从新华门一直到西单，外面都是灰墙。朋友对他说：“里面在修房子呢，花了两个亿。”又解释这两个亿意味着什么：相当于那时“全国所有的干部提三级”。
叶文福说，自己当时“就傻了”。
也就在那一刻，诗意袭来。他在公共汽车上开始构思，回到家后一气呵成，写下了《将军，不能这样做》。
诗里的“将军”当然是虚构的。可问题在于，诗前那则小序用了“据说”的口吻，又写得极近现实，涉及的还是“高级将领”和“特权”。这就使它天然带上了政治讽刺诗的性质。叶文福自己也明白，这样的诗，不是那么容易发的。
他后来回忆，当时他一直犹豫。直到《诗刊》1979年第5期刊发了骆耕野的《不满》，他才觉得，风向似乎松了一点。他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说对这个时代不满。但是社会和历史就是在不满中前进的。骆耕野的诗发出来以后，我特别激动。我想把《将军，不能这样做》拿到《诗刊》去给朋友们看看，但还是有顾虑。一直到7月，我要去中越反击战前线采风，就给已经在《诗刊》工作的韩作荣打电话。他说可以，拿过来看看吧。李瑛的女儿李小雨那时在《诗刊》做编辑。她看后说：“这诗写得好，可你送晚了，8月号明天就送印厂了，要发只能等9月号。”第二天，韩作荣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昨晚连夜把排好的8月号撤了，把你这首诗放上去了。因为这首诗长，还拿下去好几首诗。为了平衡，还专门补了一首歌颂首长的诗《师长下连来》。”我一听，就激动了。
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也记得这件事。他回忆说，这首诗是他“经手最后编排发稿”的，具体操作，多半是韩作荣等人完成的。韩作荣是作品组编辑，负责部队来稿，又和叶文福在工程兵时就是诗友。所以，叶文福的说法，大体可信。
当年的《诗刊》，是诗歌界毫无争议的头牌。能发在这里，不只是“发表”两个字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一种文学上的背书，也意味着一种思想上的默认。叶文福“一下就激动了”，并不难理解。
而这首诗一经发表，震动也很快来了。
《诗刊》第8期于8月27日出版。9月4日，《解放军报》转载；9月8日，《文汇报》转载；9月13日，《辽宁日报》转载，并配发诗人白桦的评论；9月23日，《青海日报》转载，并配有评论《劝君莫当大渡河》……
仅《解放军报》一家，就收到关于这首诗的“两麻袋”读者来信。更让叶文福高兴的是，《诗刊》副主编柯岩和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还联名给他写信，说：“我们大家都认真地感谢你为中国的前途写了一首高质量的负责任的诗。”
从1979年到1981年夏，评论界几乎是一边倒地赞扬这首诗。
《人民日报》在总结当时文学创作成绩时，对《将军，不能这样做》评价很高，认为它“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并将它与《人妖之间》等作品并列，说这类作品使人看到“腐蚀我们党的肌体的毒菌”，同时也增强了战胜它的决心。
《文学评论》刊发李拔的文章《诗人，应该这样说——读<将军，不能这样做>有感》。题目本身就说明态度。李拔称赞这首诗抓住了“一个许多人敢怒不敢言、或者只敢私下小声嘀咕而不敢在作品中大胆抒写的新的课题”。在他看来，诗人对将军并非没有感情，相反，是因为有尊敬，有热爱，所以才更应该说，更必须说。他特别强调，诗中一连串深沉有力的问句，正体现了诗人的担当。
刘志洪在《诗人，应当这样做》中，也肯定这首诗“正确处理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他认为，诗中既有对将军往昔功勋的深情歌颂，也有对其今日特权思想的有力揭露，可谓“爱之愈深，痛之愈切”。
高洪波在《展现这个火热的时代——记叶文福》中，则引叶文福的话说：他之所以敢写将军，是因为“对党的爱护”。“我要社会主义，但决不爱社会主义的各种弊病；我爱我们的党，但决不爱由于历史局限造成我们党的某些缺点错误。”高洪波认为，正是这种责任感，促成了这首诗的诞生。
赞誉来得很快，也来得很猛。
《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刊发叶文福的其他作品；《鸭绿江》《芒种》发表他谈《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创作体会；中央电视台请他去朗诵；不少高校也邀请他演讲。那一阵，叶文福在文坛上，确实像一颗突然升起的新星。
但就在满堂喝彩之中，也不是没有清醒人。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态度就很老到。他对叶文福说：
“文福，这首诗是好诗。那个小序，我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距离太近了。你假如稍微朦胧一点就好了。诗是好的，谁也不敢说它不好。但是诗和政治是两回事，你触到了政治的痛处了。”
这句话很要紧。“触到了政治的痛处。”这几乎是后来所有风波的总注脚。
叶文福在主流媒体上的风光，只维持了一年多。到1981年，政治气候骤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起来，他和这首诗一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风向变了
1981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突然来的。早在1980年底，基调就已定下。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再次重申“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1月29日和2月20日，中央又接连下发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都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宣传机构要认真进行相关宣传。此后，“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宪法，成为“立国之本”。
问题随之而来。
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成为时代口号；而四项基本原则，又给思想解放划定了边界。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边界在哪里？尺度怎么拿？
一时间，思想界、文艺界争论四起。
有人强调，要继续反“左”；有人强调，现在更要“反右”。所谓“三中全会路线”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不同解释，逐渐演变成一场不小的思想分歧。放到文坛上，就更具体了：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往往有完全相反的判断。
譬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白桦的《苦恋》，还有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表面看，是对几篇作品的褒贬不同。其实背后，是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根本理解不同。
《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命运，也就在这时，开始转向。
刘白羽的否定意见
真正把这场分歧公开化的，不是报纸上的批评文章，而是一场评奖。
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诗刊》编辑部举办的“1979—1980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活动。围绕《将军，不能这样做》能否获奖，争论开始激化。
据叶文福回忆，这次评奖采取的是“专家评审加读者投票”的方式。最终入选的三十七个获奖者中，别人一般只有一首诗得奖，而他一个人有三首：第一名是《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是《祖国啊，我要燃烧》，第十一名则是一首写景诗。按规则，一到三名为一等奖，四到十名为二等奖，十一名以后为三等奖。也就是说，叶文福在三个奖级里，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按他的说法，《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路票数领先，他提前就知道结果了。
但就在颁奖前夕，他也得知：刘白羽写信给作协，反对这首诗获奖，理由是它“诽谤污蔑军队高级干部”。作协没办法，只好在颁奖前一晚，由七位副主席出面找他谈心。带头的是张光年，还有艾青。他们告诉叶文福，《祖国啊，我要燃烧》获奖了，向他祝贺；至于《将军，不能这样做》，“本来很好，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
这个“有些人”，正是刘白羽。
当时，刘白羽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叶文福则是工程兵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属于军队系统。正因为如此，刘白羽对这首写“将军”的诗尤其敏感，也尤其坚持。
1981年5月5日，他给诗歌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他此前已接受《诗刊》三位负责人严辰、邹荻帆、柯岩的征求意见，曾通过李瑛转达过看法，但评委会并未采纳，所以有必要正式再次表态。
这封信的核心意思很明确：《将军，不能这样做》不宜评奖。理由主要有四层。
第一，他援引中央七号文件，强调对解放军应“注意维护他们的尊严和荣誉，非确有必要不宜进行公开批评”。他认为，这首诗的小序所说“一位军队高级干部耗费几十万元外汇为自己盖现代化楼房”，是“纯属无中生有”。既然用了近似新闻报道的方式，却又不遵循真实原则，就不是小失误，而是严重的政治态度问题。它误导读者，也损害了解放军的荣誉。
刘白羽还特别提到，叶文福后来在《莲池》1981年第1期发表《将军，好好洗一洗》，小序中又写“一位高级将领”动用施工连修地下室，连澡盆都花近万元。他认为，这说明错误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恶性发展”。
第二，他主张不能孤立看这首诗，而应结合叶文福后来发表的两篇谈创作意图的文章：《到底写的谁——<将军，不能这样做>是怎样写出来的》和《解放思想的阵痛——<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在刘白羽看来，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说法——如把现实问题联系到“秦二世”“杨广”，谈“党的各级领导者”的“落后的阶级属性”，谈“封闭式的政治，把人民当傻瓜”等——都已经超出了作品本身，甚至“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这首诗若获奖，整体上会模糊原则是非。
第三，他认为，这首诗的社会效果有问题。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青年，在反官僚主义、反特殊化时存在偏激情绪，而这首诗事实上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举例说，中国人民大学一些师生曾因要求二炮退还校舍而游行示威，把这首诗写在大纸上张贴在街头和宿舍门前。再加上境外刊物利用这首诗和叶文福的相关文章，挑拨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因此在“安定团结”的大局下，不宜授奖。
第四，他说，这首诗发表后，“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而在部队内部，也已引起广泛反感。如果这样一首在军内反响不佳的作品，还在全国首次诗歌评奖中获奖，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军队内部，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信写得很重。语气也很明确。刘白羽甚至说，总政方面准备近期对叶文福进行公开而严肃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势将部分涉及《将军，不能这样做》”。
换句话说，这已经不仅是评奖问题了。它很快就会升级为一次公开批判。
从这封信也能看出几个细节。
其一，4月17日，《诗刊》编辑部三位负责人确实曾就四首部队诗作征询刘白羽意见，其中包括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鹏的《战火中记事》、白桦的《春潮在望》。刘委托李瑛转达了反对意见。
其二，《诗刊》并没有接受，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调整，比如删去原诗的小序；又因为这首诗票数第一，为避免过于突出，获奖名单不按得票排序，而改按发表时间排序。
其三，刘白羽在信中专门提到：“李瑛同志自己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但这封信最终只有刘白羽署名，没有李瑛联署。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李瑛和叶文福关系很深。叶文福初写诗时，模仿的对象就是李瑛。1972年，叶文福给《解放军文艺》投稿，正是李瑛慧眼识珠，将其诗作刊出，还写长信鼓励他继续写。后来李瑛参与创办《昆仑》，又把叶文福、雷抒雁、韩作荣等人借调来工作，着力培养青年诗人。再加上此时李瑛的女儿李小雨正在《诗刊》做编辑，且她看了《将军，不能这样做》后，明确表示“这诗写得好”。在这种关系网里，李瑛确实不便公开站出来。
有些事，话虽没说，位置已经说明了一切。
《诗刊》力争
刘白羽的反对，并不让人意外。
夏衍后来就曾担心，叶文福和白桦的作品都进入《诗刊》这次评奖范围，势必会与刘白羽等人“矛盾激化”。但《诗刊》编辑部和评奖委员会，并不愿意轻易退让。至少，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看来，刘白羽对《将军》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刘白羽在信中要求：如处理确有困难，可将意见上报作协党组，再由党组报告中宣部，以求妥善解决，那么，《诗刊》只得把问题往上送。
1981年5月11日下午，朱子奇、邹荻帆、吴家瑾冒着风沙，去张光年家汇报。
张光年当时是作协党组书记。总体看，他倾向于接受刘白羽意见。他的考虑，不是艺术判断，而是局面判断。刘白羽反对叶文福获奖，却没有反对白桦那首歌颂三中全会的《春潮在望》获奖。张光年认为，为了“维护团结，避免矛盾激化”，可以放弃《将军，不能这样做》。
这个思路其实很清楚：保住别的，不让冲突全面升级。
邹荻帆和吴家瑾则提出折中方案：可以放弃《将军》，但叶文福必须获奖，可以“另选叶的一首”。这既是对刘白羽的让步，也是对《诗刊》内部意见的照顾。
张光年又进一步说：要说服评委，首先得说服艾青，使评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不至于分裂。为此，他当场给贺敬之打电话，谈自己的意见。贺敬之表示同意，认为这种设想“很周到”。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定下来。因为《诗刊》内部的反弹，比想象中更强。
5月12日，《诗刊》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刘白羽来信。结果是一致不同意。很多人态度激烈。有人说，如果为群众公认的好诗《将军》不予评奖，那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不如取消。也有人说，不评《将军》，《诗刊》将来怎么面对读者？还有人认为，这已经不是一首诗评不评的问题，而是“是否捍卫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
于是，5月14日，《诗刊》编辑部起草了一封给中国作协党组的长信。5月15日下午，朱子奇、邹荻帆、吴家瑾再次去见张光年。吴家瑾把“《诗刊》及作协内外许多同志对撤下《将军》不能接受的意见”转达给了张光年。张光年的口气，比前一次稍微软了一点：原则还是“避免分裂”，但具体如何处理，“可以讨论”。
当天回去后，《诗刊》便正式把这封信报了上去。
这封信，几乎是一份系统的反驳书。
首先，它强调：《将军，不能这样做》是近一二年来新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打倒“四人帮”以来为广大读者公认的优秀诗篇。它发表后，不只在诗歌界有影响，而且“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首诗，在新诗史上能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回响，是少见的。此次评奖中，它的读者投票位居第一，恰恰说明这一点。
其次，信中指出，这首诗之所以被欢迎，是因为它触及了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问题，而这正是党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反复强调要克服的现实问题。诗人对将军的批评并非恶意攻击，而是同志式的规劝，是希望革命前辈珍惜荣誉、重新振作、继续奋斗。这样的作品，说真话，抒真情，和人民的爱憎相通，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也捍卫了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因此理应获奖。
接着，《诗刊》编辑部逐条驳斥刘白羽的意见。
对于“违反中央七号文件”这一点，他们说：文艺作品不同于新闻报道，它是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和概括。诗中虽写将军拆幼儿园盖房子，但其思想意义在于批评“某些干部搞特殊化”这一社会现象，而党本身也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这种现象。再说，善意批评不等于损害威信和尊严，批评个别将军，更不等于批评整个解放军。
至于小序中“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是否属实，《诗刊》的意见是：既未指名道姓，也未明确指向生活中某单位某人，因此它不是新闻报道，而是作品组成部分，是一种艺术性的虚拟写法。当然，从艺术效果看，删去小序也许更完整；而其中提到“外汇”一句，确有不合情理之处，《新华文摘》转载时也已删去。但这不能据此认定整首诗“歪曲捏造事实”。
对于作者创作动机问题，《诗刊》编辑部承认，叶文福后来那两篇谈创作的文章，情绪上“有偏颇处”，对现实弊病看得“过重”，言辞也“过激”。但总体上，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何况，此次评奖主要是评作品，不是全面审判作者。不能因人废文，也不能把作者别处说得不够准确的话，反过来全盘否定这首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作品。
对于“助长偏激情绪、挑拨党群军民关系”这一点，《诗刊》更是明确反驳：真正损害党群、军民关系的，不是这种善意批评，而是少数干部的缺点错误本身。只要正视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关系就能修复。《将军，不能这样做》不是挑拨，而是在维护这种关系。信中还举例说，有部队干部看了这首诗非常受触动，专门把它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用来自警。
至于刘白羽说“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多次批评”“部队广大同志反感”，《诗刊》编辑部则说：对此并不了解，也没有听到任何正式传达；相反，他们听到的，多是全国各地，包括部队指战员在内的普遍赞扬。
总之，《诗刊》的立场很清楚：这首诗应该得奖。
而且，他们还说了一句很硬的话：今天不能用新的标准去否定昨天已经产生过积极影响、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给《将军，不能这样做》评奖，是对它的“历史肯定”，是广大读者的意愿，也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否则，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这封信，措辞比刘白羽更直接，也更激烈。里面甚至有“如果《将军》不评，这次评奖就建议取消”的强硬表态。
这已不是单纯的文艺争论，而是正面交锋了。
而刘白羽信中那句“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也并非虚张声势。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实有人对包括《将军，不能这样做》在内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示不满。1981年1月7日，周扬在一次文艺界领导核心会议上就透露过：“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对文艺批评相当强烈。对电影、报告文学、《将军，不能这样做》都有意见。”
换言之，围绕这首诗的争论，早已不是民间意见分歧，而是正式进入了高层视野。
彼此妥协
事情最终卡在作协党组这里。
5月25日，就是“三项评奖”颁奖时间。时间很紧，局面很僵，谁也不愿意把事情拖成公开撕裂。
据张光年日记，5月21日，贺敬之到他家，谈周扬和他自己对评奖篇目的意见。前两个奖项基本敲定，但关于诗歌获奖篇目，日记中没有明确写到《将军》。倒是有一句很关键：“严辰来电话，说明天偕荻帆去看刘白羽。”这说明，最后关头，还在继续协调。
邵燕祥后来回忆，刘白羽的信是写给《诗刊》三位主编的，具体周旋，多半是邹荻帆出面，柯岩尽量避免与刘直接碰面，严辰年纪大了，也不大出面。可见，到了这个时候，为了说服刘白羽，严辰也不得不亲自去。
结果呢？
刘白羽没有让步。
于是，《诗刊》编辑部只好转而做另一边的工作：去说服评委和诗人，接受一个折中方案——撤下《将军，不能这样做》，改选叶文福另一首诗。
邵燕祥说，这种调解很难。舒婷还讽刺过他：“你们过去老是号召我们斗争、斗争，现在你们又告诉我们要妥协。”邵燕祥只能解释：为了让评奖继续进行，有些妥协是必要的。
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将军，不能这样做》退出；改由《祖国啊，我要燃烧》获奖。而公布获奖名单时，也不按得票多少排序，而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以尽量淡化其中的痕迹。
从叶文福回忆看，他知道《将军》是因为刘白羽反对而被撤下的，但他未必完全知道，《诗刊》编辑部和一些评委、诗人为保这首诗得奖，曾经做过怎样的据理力争。
作协方面显然也知道叶文福性格激烈。邵燕祥就说，叶文福“浑不吝”，容易激动，言行常常情绪化。叶文福自己则说，那叫“发飙”。
所以，颁奖前一天，作协才会由七位副主席出面和他谈心，提前做安抚工作。但叶文福并不接受。
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场就表示：第二天发奖大会上，我肯定要捣乱。你们谁也劝不动我。我还准备了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散文集，甚至带了一副细纱手套，打算用书砸他的头，然后扬长而去。艾青听了，只轻轻说了一句：“打人犯法。”叶文福后来一直记得这句话，觉得很受触动。
到了5月25日的颁奖大会，刘白羽没有到场。
但叶文福还是“发飙”了一次。
据他回忆，当时他坐在前排，旁边是一位武汉诗人。他事先说好，等会儿领奖时别叫他，他自有安排。会上，贺敬之和七位副主席站成一排发奖。喊到叶文福名字时，他站起来，把军帽“啪”地一下甩在桌上，然后又坐下，一声不吭。场面顿时僵住。大家都没办法，颁奖进行不下去了。
后来，很多人来劝。最后是谌容出面。她对他说：我以大姐的名义劝你。你刚才这样做，已经够了；你不这样做，中国文坛也太没骨气了。但这会开得不容易，你得替中国作协想一步。你再这样下去，就不是文学家的做法了。
这几句话，终于把叶文福劝软了。
他这才从侧边上台。一路上，大家都给他让路。他在台角站了好一阵，然后说了一句：“我从写第一行诗开始，我就不是冲着这讲台来的。”
说完，颁奖才得以继续。
一句话，锋芒未减，心气未平。可局面，到底已经定了。
“将军”退场，“祖国”上场。
退场之后
《将军，不能这样做》没有获奖，但风波并未因此结束。
1981年10月至1982年间，《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陆续展开对叶文福诗歌的批判。批评文章指责他“歪曲我军将军形象”，说他的写作“违反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甚至认为他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制度“表露了怀疑和不满”。
有时候，禁忌本身就是传播。官方批评越来越重，民间反响却并未冷却。
叶文福在公众中的影响，早已超出诗歌圈。北岛回忆，1984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叶文福受到的是“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说，叶文福用那种革命朗诵法大声吼叫时，现场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北岛甚至感叹，如果那时叶文福一声招呼，听众恐怕真会跟着他冲锋陷阵。
《星星》诗刊的朋友也提到，那次诗歌节因为叶文福而格外火爆，他的风头甚至压过了当时同被评为十佳青年诗人的北岛、杨炼等人。
这并不奇怪。
叶文福的诗，明白如话，刀口朝前；它直接碰触政治问题，也直接揭开体制弊病。这种写法最容易点燃公众情绪中积压已久的火药。它产生的，已不只是文学回响，而是一种社会性轰动。它甚至可能被转化为群体性的情绪事件。
但也正因为太直，太猛，太针锋相对，它的风险也很高。
现实的对抗性越强，诗意的曲折性就越少。它容易被压制，也容易在强烈的现实消耗中损失自身的艺术生命。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新诗开始转向语言内部，重新关注形式、经验与个人表达。曾经洛阳纸贵的“将军诗”，便慢慢淡出了时代中心。
一首诗，能不能得奖？这在当年，绝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更是庙堂与江湖的政治博弈。
一首诗的命运，就不再只是诗的命运；一个诗人的进退，也不只是一个诗人的进退。它们成了时代气候的一部分，成了文艺与政治博弈的一段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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