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銓 （网友推荐）
【緬懷李金銓教授（1946–2026）
本書取名為《報人報國》，是《文人論政》的續篇。《文人論政》自從 出版以來，引起台海兩岸和香港跨領域學者不少深刻的迴響，使編者和 作者深受鼓舞。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聯同傳播研究中心，再 度邀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美國部分歷史、文學和傳播學者 共濟一堂，繼續研討，促進華人學術圈跨學科的不斷對話，庶幾「舊學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朱熹語）。本書是這次會議的成果。這 篇「代序」取意「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的聯繫，以便說明本書涵蓋的 主題和討論的範圍。
歷史學家帕辛（H. Passin）論斷，第三世界國家（包括經濟落後的文 明古國）霍然驚醒於外在世界的存在，在帝國主義的欺凌與威脅下，產 生了民族自覺，因此近代新聞業的興起可說幾乎完全是西方的影響。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報刊的主調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蒙、革命和追求國家現代化。這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報國情懷。帕辛說： 在現代文化和民族發展初期，過去的還像現在那麼鮮活，新的卻在 向還沒有彰顯的奧秘揮手，這時「文藝復興式的人物」就出現了。 帕辛想到康有為、梁啟超、胡適和魯迅等承先
後的例子。帕辛所依託的「現代化」理論一直遭受批評，但就中國近現代報業的軌跡而言，先 受西方傳教士影響，又向日本和歐美取經，帕辛詩意般的比喻倒是符合 史實的。
余英時教授說，自從 1905 年廢除科舉以後，中國的知識階層逐漸 邊緣化，傳統士大夫轉型為現代型的知識人，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 6
情懷始終沒有稍減，於是透過報刊、大學和學會干預政治。 中國文化 傳統看重知識階層的角色與情懷，這一點連西化派領袖（如胡適、丁文 江、傅斯年）也不例外。本書的「報人」是泛稱，而不僅限於特定的職業 角色。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士、學者、報人往往角色交叉混雜， 文士、學者在報刊論政或兼職，報人在大學教書，都非常普遍，不像現 代西方專業化報刊的角色那樣涇渭分明。梁啟超固然以言論迪民智，以胡適為首的知識群體（從《努力週報》到《新月》到《獨立評論》）、他的同輩論敵（陳獨秀、李大釗），乃至下一輩儲安平的《觀察》， 還有圍繞 著這些刊物的幾百名投稿人，幾乎都是著名學者兼政論翹楚。直到《申 報》中期、《大公報》以及《世界日報》，雖然開始了報人職業化的勢頭， 加強新聞採訪面，但言論始終是擺在第一位階，報人首先追求的還是言 論「一言九鼎」，主筆地位始終高於記者。 文人論政，報國情懷。安德森（B. Anderson）界定民族國家為「想像 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這篇代序用「國家想像」為題，倒不是 要學某些時髦的「後現代主義者」特意強調國家的虛構面，從而企圖以邊緣的地域、族群或身分去瓦解「中國性」。 本書旨在考察報人到底「想 像」了哪些方案、思想、辦法可以拯救一個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內憂 外患的文明古國。葛兆光指出，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即使有分有合，版 圖或大或小，但歷史是綿延不絕的；儘管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 一直是清晰而穩定的，而且從宋代起就有近「民族國家」的意味。因此， 他反對硬套近代歐洲才形成的「民族國家」概念以解讀（解構）中國。 事 實上，近現代中國史一直隨著「救亡圖存」的主調旋轉，報人對「亡國」、 「亡天下」有切膚之痛，也普遍認同「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他們在政 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國」為安身立命的「實在」共同體，絕不 會 把 它 當 成 一 個 抽 象 而 縹 緲 的 建 構。 根 據 李 歐 梵 的 研 究，中 國 文 人 —— 從徐志摩到一般知識人 —— 對於「現代化」的想像一直是相當實在的，不是虛無的遐想。 這些救國方案從自由主義（包括杜威〔John Dewey〕/ 胡適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無政府主義、到社會主義（包 括從英國引進溫和的費邊社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進的共產主義），不一而足。但中國思想界病急亂投醫，「主義」駁雜，「問題」 混亂，各種勢力的滋長與鬥爭，更反射報人的熱情與無奈。 在 1949 年 以 前，中 國 近 代 報 刊 大 致 有 三 個 範 式：一 個 是 以《申 報》、《新聞報》為代表的商業報，第二個是國共兩方面的黨報，第三是 以《大公報》為代表的專業報。商業市場勃興是報紙專業化的原動力， 這在美國報業發展史看得很清楚。 《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商業 運作都相當成功，但《大公報》更受知識人尊敬。《大公報》自稱是文人 論政、言論報國的工具，不惜高薪養士，希望辦成《泰晤士報》般的影 響力；但它懷疑商業和金錢的腐蝕力量，因此極力維持儒家自由知識分 子輕財重義的作風，認為言論獨立必須來自知識分子的良心，高懸「不 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原則，是中國新聞界最高的專業和道德標 竿。 除此三類報刊，還有許許多多風花雪月、有聞必錄的獵奇「小 報」，為文人所唾棄，但近年來有學者為它們「洗冤」，肯定它們的價值。 當然，任何分類都不能絕對化而導致非白即黑，當時許多大報也 以小報作風吸引讀者。 本書稱為《報人報國》，關心在近現代中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 刊環境中，「報人報國」的「國家想像」如何落實或落空？在「文人論政」 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主義如何獲得理解的？這篇「代序」準備從七個問 題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內在聯繫。這七個問題是：（1） 「自由主 義」及其商榷，兼及美國「進步運動」的影響；（2）自由報人的實踐與困 境；（3）民族與民主的矛盾；（4）延安黨報範式的建立；（5）報刊與政權 遞嬗的關係；（6）歷史研究、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和（7）報刊的 「公共領域」在哪裏？最後我希望把《報人報國》與《文人論政》姐妹篇連 成一氣，建立有機的聯繫。
「自由主義」及其商榷：「進步運動」的餘波蕩漾 近現代中國報人最關注的問題，歷來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而 以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為次。民族與民主的辯證關係暫留後再論。現在涉 及的，是中國報刊對於自外引進的「自由」與「民主」兩個概念，語意混
淆，歧義叢生。 桑兵教授警告，「自由」 （liberty 或 freedom）一詞於 19 世紀上半葉從日文迻譯過來時，未曾深究背後的來源，以致到了中國變 成濫用詞，連「革命」和「專制」都可以用「自由」來包裝。同盟會的分支 「自由黨」提出民生主義，便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亂，黨派林 立，報紙互相攻擊對方，完全沒有道德規範，表面看似「自由」，其實任 意妄為。當時言論自由沒有保障；自由的背後應該是責任，即使言論自 由獲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證人們會有負責任的自由言論。王汎森提 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模糊、附會、飄忽不定，當時左右夾 雜，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澤東早年閱讀的書刊左右並存； 蔣介石在五四時期也閱讀《新青年》、《新潮》，而且想遊學歐美；傅斯年 曾在《新潮》介紹過俄國的社會革命；羅家倫念北大時和李大釗過從甚密，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世界潮流。 即以毛澤 東而論，青年時期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時期敬仰胡適（毛對斯諾說 的），成為政治領袖以後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晚年更自稱是「馬克 思加秦始皇」。
高力克教授以個案分析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哥大四傑」。胡適從政 權的批評者，轉為體制內的諍言者，終於和國民政府溫和合作；「九一 八」事變以後，蔣廷黻於 1936 年入閣，「論」而優則仕；羅隆基熱衷實際 政治，後來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費邊社理論，加入國社黨和 民主同盟，最後更走向了反對派；而徐志摩選擇遠離政治，獨自走上文 學的道路。留美歸國學人也許相信自由主義的抽象理念，但總懷疑它是 否適合當時的中國。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畢業生各走各的陽關 道，這是自然不過的事。高教授所刻畫的正是留美知識人心路歷程及其 政治道路的幾個典型。知識人在個人自由與國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 右搖擺，忽左忽右。倒不是他們騎牆，也不是沒有主見，而是任何思想 的發展必然需要一個過程；各種主義一窩蜂湧入中國，思想界對這些新 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來不及消化，更遑論達成共識。 章清教授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敵所戴的一頂帽子，頗有貶義，後來才逐漸為知識人所接受。 所謂「自由知識分 子」，立場籠統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對「自
由主義」也不以為然；有人開始不肯認同這個身分，隨著時勢變化才開 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義者」甚至有條件接受獨裁專制。胡適的《努 力週報》和梁啟超的研究系有齟齬，但研究系和梁啟超自以為是「自由 主義者」。即連「胡適派」的成員，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不完全是自由 主義者。丁文江同胡適一起辦《努力週報》 （1922–1923）和《獨立評論》 （1932–1937），但他原是師禮梁啟超的，和胡適立場未必完全一致。羅 隆基、聞一多和梁實秋這些清華校友，自美回國後，一起參加以胡適為 首 的《新 月》 （1928–1932）， 但 他 們 在 美 國 留 學 期 間 發 起 的「大 江 會」 （1923）卻信奉國家主義。後來梁實秋轉入自由主義的陣營，羅隆基卻加 入國家社會黨，轉民主同盟。抗戰後期，西南聯大許多英美派學者紛紛 左傾，聞一多尤屬激進，他們算不算是「自由主義者」 ？如果我們從「自 我認定」的角度和從「後設」的概念來衡量誰是「自由主義者」，結果可能 大相徑庭。至於陳寅恪浩嘆「最不自由是文人」，又當別解。總之，標籤 貼得這麼亂，令人不禁想起法國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 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以行！」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半是書齋型精英，咄咄書生，空有理想， 只能紙上談兵，既沒有組織力，也沒有行動力，在整個中國茫茫人海中 不啻是孤島；不論從出身、教育背景和關注的問題來說，他們和社會底 層幾乎完全是脫節的。但他們背腹受敵，布爾什維克者罵他們保守，保 守派罵他們激進。1930 年代以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雖有報國情 懷，卻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喪失理想；更大多數 文人論政而不參政，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在政治勢力的夾縫間單打獨 鬥，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
在整個知識群體中以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 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發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 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 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但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 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 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甚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 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想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 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 胡徐 書生，爭論斯文；連同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為民主與新式獨裁的辯 論，是不是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 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 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 胡 適 對 蘇 俄 的 看 法 得 自 何 處？看 來 他 是 受 到「進 步 運 動」 （Progressive Movement）左 翼 那 一 派 思 潮 的 影 響，以 芝 加 哥 大 學 的 哈 普 爾（Samuel Harper）和 舒 曼（Frederic L. Schuman）為 其 領 袖，政 治 系 教 授 梅 里 姆 （Charles E. Merriam）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 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 會公義。1929 年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 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 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 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 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 一廂情願，以致看不到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甚至甘為史達林的 激進辯護士。
梅里姆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為」，是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 胡適認為「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其他人證物例所在多 有，連美國的實驗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 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 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著 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訪華（1920–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 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 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畢竟都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 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 「集體心態」 （collectivistic mentality） ，對 「十 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與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為列寧、托洛斯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 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著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 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為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為捉狹的名字： 「有 用的白癡」 （useful idiot） 。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 —— 不止是「有用的白 癡」 ，而是「好用的白癡」—— 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 眾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 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癡」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 有轉折的。上個世紀 30 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俄，主要是因為他認為 蘇俄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 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 （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ment） 。 然而蘇俄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 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 比誰都明白，唯有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箝制才可能有自由教育。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 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
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裏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 對胡適的影響。 「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 國開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為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 20世紀世界強權。在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 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 （muckraking）。 媒介社會 學家甘斯（H.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 後蘊藏了一組「恒久價值」 （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 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 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 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 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著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 為常、習焉不察、視為當然的「恒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恒 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 「進 步 運 動」領 袖 寫 文 章，多 刊 登 在 李 普 曼（Walter Lippmann）於1914 年所創立的《新共和》 （New Republic）。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新 共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對國事發表各種主 張。他在《努力週報》宣傳「好政府主義」 ，不就是「進步運動」的中國版？ 話說杜威思想主導「胡適派」的自由主義，特別在實踐哲學、科學方法 和實驗教育方面，但他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杜威不以報 刊實踐聞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發表；杜威反對精英政治，但 他提倡的「大眾民主」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毫無實現 的機會。胡適回國辦刊物，還得結合美英派的知識精英，其精神、路線 與風格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啟發。 這裏要順帶一問：密蘇里新聞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國各大學，為甚麼勢如破竹，完全沒有遭遇抗拒？蓋密蘇里新聞教育（新聞道德）蘊藏「進步運動」的基本價值，符合中國知識界領袖（例如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對「德先生」和「賽先生」 的追求，「範式轉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國「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親 睹蘇俄革命，前後立場發生變化，也刻畫了自由主義者左右搖擺的窘境。1917 年蘇維埃革命成功，三年後（1920）羅素即實地往訪考察，時 間 上 比 胡 適 早 六 年， 比 杜 威 早 八 年。 羅 素 原 先 在 紐 約 的《解放者》 （Liberator）雜誌撰文贊成這個革命，但身歷其境以後卻改變初衷。他 說，共產主義的理想太好了，好到簡直可以不擇手段，以致殘暴統治， 剝奪自由，在所不惜，宣傳如宗教狂熱，人民生活卻貧困不堪，經濟陷入嚴重危機。 羅素於 1920 年秋結束蘇俄之行，直接到中國訪問，盤桓 了一整年，與杜威分別發表一系列哲學演講。羅素初抵華時，警告中國 應該採取溫和的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謹防帝國主義的干 預。不料數月後他在告別演說時轉了個大彎，建議中國應該實行俄式國 家社會主義，才能振興實業，發展教育，等到實業和教育達到英美的程度，再回頭剷除資本的流毒，此外別無他途。 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大 師曾經左右搖擺，羅素對胡適說蘇聯的 dictatorship 最適用於俄國和中 國，因為在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閙得稀糟，愛自由的 人只好犧牲一點，胡適謂「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 。
自由報人的實踐與困境 民國報業和報人走進史學研究的視界，規模初具，不僅在華人地
區，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積了可觀的成果。 本書除了提供宏觀分 析，也包含意義深遠的個案研究。質言之，這些個案分屬四個主題： （一）以胡適、成舍我和陳冷做報人的經驗為例，知微見著，以折射他們 爭取新聞自由的實踐與困境。（二）王芸生、蕭乾、陸鏗和劉賓雁等人， 遇到時代劇變，政權動盪，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每個關頭都必須做 出痛苦的抉擇，以致人生轉折多變，更具體而微地刻畫新聞自由的代 價。（三）留美的自由派報人抗戰期間出任官員，其負責檢查外國記者在 華報道的心路歷程和理據。（四）另一個異常的延安革命黨報模式。先此 簡介胡適、成舍我和陳冷的個案，其他且留後再敍。
胡適與《努力週報》 五四運動以後，中共誕生，國民黨改組，軍閥跟官僚政客爭權奪 利，報紙黨同伐異；南北對立，日趨緊張；戰亂頻仍，政治無望，自由 主義極難生存。胡適於 1917 年回國，宣佈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在中國 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惹你。他只好破戒，於 1922 年 5 月創辦《努力週 報》，僅一年六個月而壽終。胡適宣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輿論家，只問 是非，不論黨派，「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 膊上」。 《文人論政》一書中許多篇章以胡適為主，特別是幾篇研究《獨立評論》 （1932–1937）的文章。 本書中，潘光哲教授再續前作， 對於胡適 創辦《努力週報》再做生動分析，折射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遭受左右夾 攻。胡適在美國求學就有開風氣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響。胡適論 政，不願捲入實際政治的漩渦，他要做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 者。他認為，主義不能包醫百病，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而提倡一點一 滴的溫和漸進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極上防止營私舞弊、貪官污 吏，積極上替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容納個人的自由。這是個立憲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胡適的「好政府」脫胎於進步運動。 他呼籲「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顯然也源自實踐主義。胡適提出 「公」的理想 —— 講公道話，做公正人，這種「低調民主」碰到「高調革 命」，自然就窘態畢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國日報》攻擊他，左派有 張國燾的中共機關報《先驅》攻擊他，張申府、周恩來也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批評胡適妥協。 當時還有別人（如成舍 我、陳冷）鼓吹說「公道話」，所見與胡適略同。政治激情，導致言論白 熱爭鋒，反映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現實，本來是應有之義，然當社會 共識薄弱時，不知道說「公道話」的基礎和標準何在？這是值得深思的 問題。
陳冷與《申報》 上海舊公共租界望平街，僅一百米的窄街，卻聚集了《申報》、《新 聞報》、《時報》、《時事新報》四報，是民國時期的報業重鎮，全國輿論 的 中 心，報 人 的 避 難 所。《申 報》起 於 1872 年，終 於 1949 年，為 時 77 年。晚清《申報》初創時，社會上普遍鄙視報紙，認為是江浙落拓文人科舉落第的歸宿，生活清苦，名譽低下，「幾與沿門求乞無異矣」。 民 國以後，報人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大報的老闆和主筆儼然躋身社會名 流，有的甚至晉升為黨國要人，然而在小報販賣風花雪月為生的文人仍 然聲名狼藉。
《申報》有過十個主筆。陳建華教授所分析的陳冷（景韓）是第七任 主筆，從 1912 年到 1929 年，歷 17 年，這時報業開始向職業化轉型，記者群體意識日益成熟。陳冷是前清秀才，同情革命黨，自日本歸國以 後，1906 年開始在《時報週報》寫短評。胡適早年從徽州到上海求學， 也是他的忠實讀者。1912 年陳冷為史量才以高薪延攬（《時報》每月付 150 元，《申報》倍之）出任《申報》主筆，仍是《時報》顧問。陳冷的貢獻 在新聞史上幾乎湮沒不聞，陳建華教授對他多所褒揚，不愧為其後代知 音。
陳冷於 1918 年在《申報》 「自由談」副刊開闢了一個「自由談之自由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談」專欄，筆名叫做「不冷」，每天寫一篇「報屁股」短評。1920 年由周瘦 鵑接棒。陳建華教授認為，這些報屁股文章用嬉怒笑罵迴避政治箝制，又在許多社會議題上開拓了言論自由的空間。 陳冷尤在《申報》寫了六 千多篇時評，陳教授認為切中時弊，筆鋒犀利，開創了中國報紙「時評」 的體例，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陳冷的時評並具有四大特徵：一，以 社會的立場發聲；二，宣揚憲政理念，討伐袁世凱；三，經驗思辯，不 事高妙的理論，不故作深刻，「報紙之用力，不在一時，而在繼續」 ； 四，修辭雄辯。 面對軍閥和政府壓迫報紙，報紙黨同伐異，陳冷穩妥把舵，《申報》 注重揭發社會陰暗面。他強調自由獨立，但不是理論的詮釋，而是長期 在報館每天低調跟議題打交道。他提出新聞必須「確、速、博」，略近於 先前梁啟超的看法。外勤要多跑，要客觀，不加己意，反對流水賬和起 居注式報導。陳冷提出報紙是「公器」。公器者，何也？戈公振說「上足 以監督政府，下足以指導人民」，趙君豪說應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之精神。準此，公器所服務的是政府與人民、國家與民族，既不徇黨派 之私，但也不是西方嚴格意義的「報道真相」。 陳冷鼓吹立憲，支持地方自治，批評專制政治。他是留日學生，應 該受到日本報紙以及從西方轉介的自由思想所影響，表現於日常報業的 實踐，當然和舊派士大夫不同。他畢竟是個實踐者，不是理論家，對 「公器」的闡釋失之於簡，尚不成體系，然不知與《大公報》的「四不」原 則或西方報業標榜的專業主義有何異同？陳冷為人低調，與蔣介石私交 甚篤，卻婉拒蔣的邀請入閣或任其重要幕僚，與董顯光等人「大勢所趨」 而從政不同。抗戰勝利以後，國民政府的人馬進駐《申報》，曾邀請陳冷 再任總主筆遭婉拒，所送薪資亦被退還。他風骨嶙峋，體現了自由報人 的風範。
成舍我與《世界報系》 一戰即將結束之際，中國知識階層紛紛拋棄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 論，轉而嚮往互助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成舍我的思想淵源來自無政府主義的「新世紀派」 （以留法的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為領袖，有別於留日派）。 當時國人一方面反傳統，一方面囫圇吞棗地接受各種駁雜的 西方思潮，對它們只有模模糊糊的片面理解。唐海江教授指出，成舍我 畢竟以儒家之理，「格」無政府主義之義，以為世界主義就是大同主義。 他創辦報系和新聞學校，均以「世界」為名，可見他對世界主義有多推 崇。國難迫在眉睫，他主張先要有民族主義，才能進到世界大同。世界 主義因而暗合民族主義，這個立場與孫中山如出一轍。無政府主義那時 是社會主義改良的一支，批判歐美資本主義和烏托邦社會主義，成舍我 主張以人道和互助實現理想，不贊成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抗戰時期他和 《大公報》都不反對統制新聞，但鼓吹政府借鑑歐戰時期英國經驗與新聞 界合作。
成舍我報人生涯三十年，坐牢不下二十次，報紙封門十幾次。他創 辦北平《世界晚報》，創刊號即公佈四條宗旨：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 收津貼，消息靈確。他一輩子捋權勢的虎鬚，在《世界日報》攻擊軍閥 段祺瑞、張宗昌、閻錫山，差點被張宗昌砍頭；在南京《民生報》揭發 彭學沛貪污，得罪行政院長汪精衛，最後被汪勒令永遠停刊。成舍我不 支持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1948 年底《世界日報》被查封，改為《光明日報》繼續出版。 他是五四時代的人，但任憑如何反對儒家傳 統，也澆不熄知識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這種不畏強暴、言論報 國的精神，何嘗不是體現孟子式的擔當？
1830 年代，紐約《太陽報》把售價從六毫降為一毫，並且著意渲染 犯罪新聞和人情趣味的故事，因此招攬了大量新興普羅讀者，開了貴族報紙平民化的趨勢，報紙的財源由原來倚重發行變成倚重廣告，史稱 這是影響深遠的「毫子報革命」 （penny press revolution）。英國報業鉅子北 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向美國取經，而成舍我又矢志向北岩看齊，不 但希望開創中國報業的托拉斯，還想進一步將資本主義大眾化。成舍我 先後創辦北平《世界晚報》 （1924）和《世界日報》 （1925）、南京《民生報》 （1927）、上海《立報》 （1935），建立了托拉斯的雛形。《立報》是他畢生 辦報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儘管上海報業已由《申報》、《新聞報》和《時 報》三足鼎立，但成舍我走通俗路線，「小報大辦」 （篇幅小，容量大），用人不拘一格，左右相容，又拒絕向上海灘的幫會黑社會妥協，發行量 一度攀達二十多萬份，居全國之冠。可惜《立報》僅維持兩年兩個月，
淞滬戰爭爆發便告停刊。 1945 年抗戰結束，他接收上海《立報》，恢復 被日本人沒收的北平《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還希望復刊南京《民生 報》。1948 年與陳立夫商議成立中國新聞公司，在各地成立分社，變成 名副其實的托拉斯，然壯志未酬。 成舍我主張以報紙教育大眾，必須力求通俗。他批評中國的報紙太 貴，文字太深，內容與多數國民無關痛癢。迥異於西方報業托拉斯壟斷 言論的流弊，他提倡資本家出錢，專家辦報，老百姓講話。主張由國家 立法，設立董事會，規定資本家延聘編委會成員三分之一，餘皆由學術機構、法定民眾團體和讀者代表擔任，董事會決定主編任免和言論方針，資方無權干涉。他希望辦平民報紙，人人看得起，以對抗資本家的操縱。 要資本家出錢辦報，又要「立法」不許資本家干預，這個絕無僅 有的理想如果成功，很難想像會是何等光景。 成舍我認為報紙必須為多數人民說話，因而反對報紙中立。他記 錄英倫考察旅次的見聞時，嘆道：「〔英國報紙〕初不似吾國報紙，一方 面環境壓迫，不能為自由之表白；一方面報紙自身，亦樂以模棱遊移之說，博『中立』、『不黨』之美名。」 他批評「不黨」，然則他要站在國 民立場，正視事實，以自由思想做自由判斷，而無任何黨派私怨，此 又何異於《大公報》的「不黨」原則？ 1920 年代，《努力週報》以少數知識 精英為對象， 《大公報》的讀者是政界和知識界精英， 《申報》和《新聞報》 爭取政商兩界，陳獨秀和李大釗正在組織群眾革命，唯獨成舍我致力 於辦平民報紙。以他所吸收的文化資源來說，無政府主義如何與儒家 自由主義有辯證的互動，又與頻仍的國難有何交涉？他的理念在中國 報人中獨樹一幟，但報紙內容是否與眾不同？他代表的是甚麼詮釋社 群，以誰為競爭對手？他的平民報紙與平民教育運動（如晏陽初）有沒 有互相影響？他是否以知識精英的身分，揣想平民要說甚麼話？這些 問題尚待追蹤釐清。
民族與民主的矛盾 張詠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接受自由主義洗禮的留美報人，理應捍衛 新聞自由，為何回國後（特別在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紛紛加入國民政 府，居然當起記者痛恨的國際新聞審查員？有趣的是，他們多半是江浙 同鄉，有教會學校背景，得風氣之先，出國後到密蘇里大學念新聞，回 國組成了「密蘇里幫」，這是一張由同鄉、同學兼同事組成的人脈網絡。 他們年輕時都熱心國事，曾矢志獻身新聞事業。「九一八」事件爆發，密 蘇里新聞學院的中國學生義憤填膺，在校報發表中國同學聯盟反抗日本 侵華宣言，並在中國留學生季報熱烈討論國事。美國的新聞自由是不證 自明之理，毋庸多說，然而密蘇里新聞教育不斷灌輸報人的社會道德與責任，強調新聞必須「平衡」，對中國留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由於國 難的需要與命運的安排，他們變成了新聞審查官時，即以外報報導失衡 作為檢查的理據。 張詠教授聚焦於中國政府新聞檢查員如何為其立場辯護。首先，他 們指責外國報紙和駐華記者為了母國利益，對中國常常不懷好意，又充滿偏見與無知，報道扭曲失實。 在巴黎和談失敗後，外國報紙煽動在 華武裝干預。1924 年聯俄容共，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有了疑慮，紛紛阻 撓國民革命，其中以英國最為囂張。抗戰初期，英法不斷討好日本，犧 牲中國利益，昭然若揭。其二，董顯光訴諸「世界主義」的道德原則， 以世界和諧為最高利益，懇求外國報業同情、幫忙這個追求進步理想的 年輕共和國，勿以狹隘的民族主義醜化它的落後。第三個理由，民族獨 立是實施民權主義的前提，在民族絕續存亡的當頭，檢查制度不僅有其 必要，而且是行使獨立主權的「絕對權力」。第四，如王世杰所言，新聞 檢查是戰時的臨時性必要措施，連美國在戰時也如此。《大公報》雖然崇 尚西方新聞自由，卻也批評西方記者對華的扭曲；《大公報》和《世界日 報》不質疑特殊時期的新聞檢查，只批評檢查方法和素質。倒是胡適一 貫委婉撰文反對檢查外報的措施。 「主權」壓倒「人權」，「民族」戰勝「民主」。余英時嘆說：「一百五十 年來，中國人對於西方一直抱著兩個相反的情緒 —— 一方面憎恨它的侵略，另一方面羨慕它的價值。…… 在二十世紀，民族獨立和民主同是 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兩者相較，民族獨立的要求卻比民主的嚮往也不知道要強烈多少倍。」 第三世界各國以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 從此國家至上，成為集體認同的來源。五四以前的先覺者（嚴復、梁啟 超、孫中山）強調「民權」，都為了實現國家權利、民族獨立，而不以保障個人自由為前提。 孫中山先提出民族主義，以排滿為目的，後來才 發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抗戰前，《獨立評論》一批有名的「自由主義 者」 （如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均主張以「新式的獨裁」取代民主，幾 乎只靠胡適獨排眾議，極力維護民主價值，可見一般中國學人對民主的 信心何其脆弱。
再進一步剖析，西方國家對內講民主自由，對外拓張帝國霸權，一 表一裏，攜手並進；對它們來說，內外有別，採取雙重標準，大概是天 經地義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揭發若干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偽善， 痛擊他們反對別人殖民，卻維護自己殖民。例如法國的托克維爾（A. Tocqueville）撰《民主在美國》一書，極力抨擊美國南方白人蓄養黑奴的 野蠻行徑，轉個身卻支持法國殖民者在阿爾及利亞的嚴厲行動，對伊斯 蘭教更充滿了偏見。他的英國朋友米爾（J.S. Mill）寫《自由論》，是闡發 自由主義的經典宏著，但米爾在印度任英國殖民政府公職時，卻反對印 度人自治。最惡劣的莫過於法國人芮南（Ernest Renan），他說：「老天製 造了一個勞動民族，就是中華民族，手腳極靈巧，幾乎毫無榮譽感；只 要治之以正義，徵其稅，聊以津貼征服者，以換取〔征服者的〕恩寵，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原來這個「劣等」民族是等著優越的外國人來征 服（拯救）的。薩伊德列舉許多極負盛名的歐洲知識精英都是種族主義 者，但凡講到「劣等民族」，無不極其輕蔑不齒而粗暴的。美國雖然沒有 殖民經驗，在海外卻進行新型的征服或剝削。 第三世界獨裁政府往往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壓抑民主的呼 聲，甚至醜化民主為西方帝國主義的糖衣砲彈。余英時說：「民族主義 是被侵略、被欺凌或被征服的民族的正當防衛武器，但超過了正當自衛 的界限，它會立即轉化為邪惡的勢力。特別是在專制或是集權的國家， 它更是統治階級 —— 專政的黨或基本教義的政權 —— 維持和擴張其絕對權力的有效工具。」 如何調節或平衡民族與民主的矛盾？薩伊德倡 議，以《世界人權宣言》和《日內瓦公約》為藍本，制定「新普世價值」 （new universality），禁止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侵犯個人或團體的權利。 這樣把民族主義和民主價值的矛盾加以辯證統一，允為高瞻遠矚 的洞見。
建立延安報業範式 如前所述，相對於商業報和專業報，還有黨報系統。在國民黨方 面，以《中央日報》為主；在共產黨方面，則有重慶的《新華日報》和延 安的《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紅區的農村派，反對自由主義，確立 黨報為喉舌的原則；《新華日報》在白區，代表都市派，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以作為對抗國民黨的策略。 毛澤東領導《解放日報》，對周恩來 領導的《新華日報》曾有嚴厲的批評。1949 年以後，《解放日報》成為中 共辦報的唯一模式。 黨報「延安範式」的確立，源於 1942 年《解放日報》的改版，「不完全黨報」變成「完全黨報」，成為一元化領導的工具。 「改版」是「改造」 的突破口，通過版面的調整，在辦報思想上，確立黨報是「黨組織的喉 舌」，不是報社同人的機關；在實際操作上，強調黨性、階級性和政治 性，並把「全黨辦報」的原則具體制度化，使報紙的報導與黨組織聯成 一起，不許表現「獨立性」。黃旦教授續前文，在本書進一步考察該報改 版時編輯部的「新型記者」 。從身分意識來說，他們是黨的喉舌和耳目； 從新聞操作來說，以政治為原則，「用事實說話」，也就是用事實說黨要 說的話；在辦報隊伍的建構上，反對「記者辦報」，奉行「全黨辦報」， 消除辦報者的專業意識，走向工農結合並改造自己。通過這一切，終使 辦報者完成了主體的「重塑」。 《解放日報》的改版重建了黨喉舌的原則，是「整風運動」的一部分。 這裏我想簡單回顧整風的歷史脈絡。 1937 年，中共有兩個權力中心， 一個是延安的中央政治局，由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康生和陳雲領導；另一個是武漢的長江局，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主其事。 1937 年 8 月，毛希望利用抗戰全力發展中共的武裝，主要打遊擊戰，避 免與日軍正面交鋒。史達林怕惹怒蔣介石而造成統一戰線破裂，導致日 本在華制俄；周恩來附和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帶頭反對毛的決策。1938 年春夏之際，毛一方面爭取共產國際支持，一方面把劉少奇調回延安， 同長江局鬥爭。 1938 年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但他留在重慶工作，《解放日 報》實際上由張聞天管，1940 年 11 月博古回延安以後才真正負責。1941 年 6 月，納粹突擊蘇聯，蘇聯自顧不暇，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王明失去 後台老闆。1941 到 1942 年，毛澤東發動了「整風運動」，以毛澤東為首 的「正確路線」 （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高崗、林彪和鄧小 平），批判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 （博古、王稼祥、張聞天），以及周 恩來為首的「經驗派」 （包括朱德、彭德懷和陳毅）。從此，毛澤東思想 與馬列並列，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隨後召開的七大憲章。1942 年 2 月，陸定一進入《解放日報》，凌駕於博古之上，確立毛澤東「黨性第 一」的原則，新聞的快慢要以黨的利益為準則，要運用報紙指導運動， 訂立新聞保密和分層閱讀的制度。 「整 風 運 動」還 夾 了 一 個「搶 救 運 動」。抗 戰 時 期，特 別 是 1937 和 1938 年間，很多青年從國統區投奔延安，都是周恩來在武漢的長江局所 介紹的。1942 年初全國黨員約九十萬，新幹部黨員九成都是這些知識青 年。另外，土改時期提為幹部的，大多來自農村，先加入軍隊再當幹 部，對知識分子有排斥心理。毛澤東曾公開斥責「許多所謂知識分子」 比工農分子無知。1942–1943 年，康生圈定一些名單，逼供在各單位抓 「特務」。《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起初沒有抓到甚麼特務，受到康生的嚴 批。後來搞「逼供信」，在兩個單位中，被逼承認是「特務」者佔一百幾 十人的七成。
楊奎松教授提供一段饒有深意的插曲：延安的辦報幹部習慣農村作 業的方式，他們長期在戰爭的環境中，接受階級鬥爭的訓練，培養出高 度的政治警覺性，連氣象都視為機密。勝利進城以後，遊擊氣息，散漫 作風，不細緻，不嚴密，依然如故，完全無法適應都市辦報的複雜性。
《人民日報》連連出錯，毛澤東極為惱火，說：「你們學學《大公報》嘛， 你們有點像《大公報》我就滿意了。」還特地從上海調《解放日報》社長范 長江北上，出任《人民日報》社長。毛雖然反對專家辦報，但他顯然是 有《大公報》情結的，范長江被看上是因為他在《大公報》的資歷。
關係 《大公報》最受知識人和政治領袖（包括蔣介石和毛澤東）所推重。 1949 年政權易手以後，考慮到報紙的影響力大，首先從報紙管理下手。 出版社直到 1956 年尚且容許私營，沒有事先報批審查。根據楊奎松教 授的統計，1947 年上海總共有報紙 96 種，1949 年中共只批了 14 種，其 中屬於公衆性報紙的只剩 10 種。《大公報》有風向標的作用，天津《大公 報》改名為《進步日報》以後，引起國外各種不安的揣測。為了顧及國外 的觀感，幾經周轉，毛澤東決定讓上海《大公報》維持原名，但是改變 了性質，從此該報江河日下。《大公報》的改造既是一葉知秋，也是特殊 處理。 《大公報》直到文革時期才壽終正寢。 楊奎松教授運用繡花細針的手法，組織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刻畫 《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在政權變化前後的心理變化，栩栩如生，令人讀了 彷彿身歷其境。王芸生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 人。不料他在策反以後，聲稱是來「投降」，經過思想改造，很快就跟上 時代，對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 又自賤。他罵《大公報》維持著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基本屬性是反 動的，實際上給反動的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他罵自己是形式主義 和客卿思想、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資產階級辦報的思想以及官僚主義 的領導作風，總結起來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好名思想」。 不止他，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 曲，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民主」報人紛紛「認錯」， 是不是就意味著向新主「投降」 ？王芸生雖然受辱有加，但由於毛的特殊 關照，只有他在這批「民主」報人中倖免劃歸「右派」。挨到文革結束以
後，倖存者（儲安平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個個急於跳出來表態，後悔 當年發違心之論，又當何解？ 《大公報》在接受中共改造以前，是不是遊走於國共之間的「第三條 道路」 ？自從惲逸群（中共華東局代宣傳部長）在 1948 年說《大公報》對國 民黨「小罵大幫忙」，長期以來儼然已成定論。近年來開始有翻案文章， 其中方漢奇直言《大公報》對國民黨不光是「小罵」，也有「大罵」，甚至 「怒罵」和「痛罵」。他說《大公報》罵國民黨比罵共產黨更多、更經常； 《大公報》為中共爭取了中間的支持，「更多的是幫了共產黨，而不是幫了國民黨」。 孰是孰非，迄今尚難定論。 我們且從人脈、立場和影響三方面來探討。 一是人脈，在抗戰以前《大公報》社論批評當局頗為嚴厲，抗戰以 後國難當前，張季鸞躍身變成「國之諍友」，與蔣介石和陳布雷私交甚 篤。張去世以後，胡政之和蔣走得並不近，王芸生與蔣若即若離，更時 常受到《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兩邊嚴厲抨擊。王的言論到底代表自由主義，還是出於他自詆的功利思想？ 他在 1949 年以後思想言論轉 向如此迅速，除了時勢所逼，不得不然，是否代表了自由主義者的必然 歸宿？ 二，以立場而言，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期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 國家化」，這是美國政府的立場，成舍我的報系亦持此論，更是當時主 流輿論對國共當局的拳拳殷望，似乎不是標新立異。但這個論調算不算 「第三條道路」 ？ 三，從影響來說，如前所述，惲逸群批評《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 罵大幫忙」，是幫閒和幫兇，但方漢奇翻案說它替共產黨爭取了很多中 間讀者。我們知道，由於《大公報》標榜「不黨」，只要發現員工是國民 黨黨員立即開除。然而國民黨在明處，地下共產黨員在暗處，最後當楊 剛和李純青策反王芸生向中共靠攏時，發現報社內有很多共產黨埋伏的 地下黨員。抗戰勝利後不出幾年，情勢逆轉，對國民黨不利，《大公報》 在輿論上是否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 世變之亟，原有價值體系整個崩潰，新秩序尚未完全穩定，這時最 容易看到個人怎麼抉擇生命意義與事業前途。我以「記者與時代相遇」為題，選擇三位著名報人的生命史為個案，以小見大，初步探討三個關 鍵問題，以建立座標式的瞭解。第一，時代與報社的關係：政權交替 （國共之間）或政權內部系統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內部）之際，如何影響 右（南京《中央日報》）中（《大公報》）左（《人民日報》）報社的運作？第 二，報社與記者的關係：蕭乾比《大公報》略左，是中間偏左；陸鏗比 《中央日報》略左，是中間偏右；劉賓雁則是《人民日報》內部所謂的「右 派記者」—— 當記者與報社發生矛盾時，他們如何調整與自處？第三， 記者與時代的關係：記者在時代的變局中何去何從，付出什麼代價？ 我接著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分析三位記者的出身背景、意識形態和書寫 方式。這是拋磚引玉之作，尚祈方家賜正。
歷史研究、社會學與社會科學 由於與會人士的訓練、興趣和才情不同，對於歷史研究方法有很多 討論。這裏我想說一下自己粗淺的想法。梁啟超說：「中國舊學，考 據、掌故、詞章為三大宗。」他把考據擺在第一位，足見史料的重要。 歷史材料經常隱而不彰，真假雜糅，故需要細加辨識和甄別。中國近現 代報刊的歷史很短，不過一百多年，印刷術已經很發達了，在考據方面 的難度相對較小，但個人通信和日記多為手寫，要辨識起來也是個挑 戰。新聞史料不會開口說話，因此需要研究者做出細緻的分析，理出材 料的內在邏輯，揭示隱匿其間的意義。如果只記流水賬，停留於某年某 月發生了某事，卻把「分析」懸置起來，而指望材料自我表白，一般不 可能是精彩之作。流水賬貌似客觀，它的史料還是有選擇性的。 流 水 賬 只 顧 堆 積 材 料，缺 乏 問 題 意 識，絕 非 合 格 的「敍 述 歷 史」 （narrative history）。做「敍述歷史」，要有講故事的本領，但光講故事不 夠，「還得應用若干分析、說明、闡釋的方法，就我們所知事件系列對人類命運有何影響，從而更瞭解這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歷史事件 有來龍去脈、節奏脈動、前因後果，其「變」與「常」也歸納得出形態， 這些問題分析得愈透徹，推論愈可靠。我的學術訓練來自於社會科學，偶爾涉足新聞史的問題時，自然會問材料的內在邏輯何在？各構成要素 之間的關係是甚麼？它們彰顯了甚麼意義？要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就得 用具有概括能力的語言，總結那些複雜而具體的歷史事實，用比較抽象 的概念抽絲剝繭，甚至畫龍點睛。歷史材料也許乍看散漫不經，雜亂無 章，彷彿毫無頭緒的線團，但如果找到了涵蓋力強的概念，不啻牽出一 個「線頭」，不但理順、而且理活了整個材料。 西方歷史學和社會學交融，一方面發展出「社會歷史學」，強調用問 題意識分析歷史；另一方面發展出「歷史社會學」，強調社會研究必須關 照歷史的具體性。韋伯和馬克思的經典著作都出自這兩個傳統的互相滲 透，新聞史的重要作品也必如是。據我粗淺的觀察，中國傳統偏向直覺 直觀的統合性思維，往往得意而忘言，觀點雖然切中要害，但分析可能 比較粗疏，材料的說服力不足，不夠細緻而剔透。再說，如果中國學者 喜歡從整體演繹到部分，結果可能見林不見樹；西方（至少英美主流）學 者卻偏重從部分歸納到整體，這種取徑可能見樹不見林。這兩個「可能」 都是相當概略的說法，例外必多，下面將提到的德國學者瓦格納，便是 從大理論演繹，而不是從史料歸納的。兩條道路各有利弊得失，處理得 好的話可以殊途同歸，甚至相輔相成。我受益於西方社會科學經驗研究 的訓練，覺得的確有助於勾勒材料，但不必放棄中國的宏觀思考，這樣 互相滲透，彼此吸收，當可收宏觀微觀並舉之效。
何炳棣憶述，1930 年代在清華大學念歷史系時，系主任蔣廷黻認 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要先學西洋史，採取西方的方法、觀點和長處，再綜合分析中國歷史的大課題。 何在哥大先攻英國史，畢 業後轉為研究中國史，故養成比較的視野。他以當時社會學流行的「機 緣結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概念為引導，研究明清社會史。他遍查 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以及哈佛大學圖書館的地方誌，以及官書奏 議，統計分析兩朝進士 15,000 人、晚清舉人與特科貢生 24,000 人的家庭背景，終於得出中國社會階層上下流動暢通的結論。 這種方法在當時 算是十分新穎的，但其用處必有時而窮，他晚年自承，就史料和在漢學 界他是「一等一」，在社會科學理論卻得「挨揍」。
倘若何炳棣僅以敍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呈現一個現象，許倬雲自云，其所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結合社會學、文獻學和考古資料， 以統計方式進一步做橫剖面和系統分析，「根據不同時代歷史人物的家 世和社會背景，測量各時代社會變動的方向與幅度，再從這些現象討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諸變數如何配合而有其相應的社會變動」。 借 用各種層出不窮的推論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為治史工具，做得好固 然另闢蹊徑，推陳出新，但陷阱實多，蓋若非對史料性質、分析模型、 理論假設，乃至統計方法的極限，方方面面皆了然於心，便容易違背 「效度」 （validity）和「信度」 （reliability）的嚴格要求。有時為了過分追求 整齊簡約的規律，犧牲歷史曲折深微的面相和絲絲入扣的意義，更是不 可不防的代價。 桑兵教授指出，史學和社會科學最重要的分別在於「見異」和「求 同」，由「見異」的進程可以把握「求同」的所以然，而不能以「求同」的 架構來重組史事。19 世紀德國史學巨擘蘭克（Leopold von Ranke）有言： 「從特殊性，你可以升高到普遍性；然而從普遍性理論出發，就回不去直覺地瞭解特殊性了。」 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寧可以「見異」 為先，以「求同」為次；與其一開始即搬出普遍理論粗暴地概括（以至於 抹煞）具體材料，不如以特殊性為始，逐漸在抽象階梯上升級，最後歸 納或彰顯「具體問題」的「普遍意義」。人類社會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對文史研究者來說， 「小異」往往比「大同」更有趣，更精彩，因為「大同」 也許只需要概括描述， 「小異」卻得費神解釋相異的複雜原因了。無論如 何運用社會科學的概念，為的是要活絡思想，勾勒史料，而不是用史料 迎合社會科學的理論（不管是馬克思的歷史分段，或是哈貝馬斯的「公 共領域」）。儘管抽象概念對於歷史分析非常重要，具體的歷史證據畢竟 是第一性，歷史研究必須站在證據的基礎上說話，分析必須跟著材料和 證據走。要是本末倒置，把歷史當成理論的資料倉，隨理論的需要入倉 淘貨，這樣的東西焉能不信口開河？ 余英時指出，嚴耕望治制度史，受到社會科學的暗示，故能看到長 期性結構變化。嚴耕望沒有在社會科學上求之過深過細，否則「不僅本末倒置，而且必然流入牽強附會」。 余英時說，考據將點與點之間互 相聯繫，因此又從點形成了很多線，進一步因為線的交叉形成一個網絡。歷史學家對人性、人情、事理懂得越多，挖得越深，這就是歷史 的想像力。有了這種想像力，才可以深入異代人物的內心活動，與之發 生共鳴，從現在重構過去。歷史想像必須跟考證材料結合在一起， 實證跟詮釋結合在一起，靈活使用社會科學概念，但沒有給它牽著 鼻子走。
余英時筆下對王國維和陳寅恪融匯中西、創造轉化的過程，有非常 深刻而親切的描述。王國維年輕時浸淫於德國哲學，包括康德、叔本華 以及尼采，而且遍讀西方社會科學各領域，從心理學到社會學，從法學 到邏輯，無不涉獵，代表當時中國人對西學瞭解的最高峰。這些早年的 經驗構成後來寶貴的知識養分。當他回頭研究中國的中古史地，固然得 益於新出土的考古文物以及歐、日漢學界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是他接續 乾嘉之學，加以發揚光大，將它帶到一個新高峰，學風所及，影響了以 後數代學人。王國維成熟時期的作品幾乎不提康德，彷彿全然不懂康德 似的。余英時說，王國維如果不是早年接受這種西學的訓練，而且將其 精神內化，斷無可能提出這麼具有原創性的問題，做出這麼嚴格精闢的 分析。
陳寅恪是百科全書式的史家，與王國維「風義平生師友間」，清華 園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就是他寫的。余英時追述陳寅恪的史學有三變。 第一變，陳寅恪受到歐洲「東方學」的影響，以其通曉十幾種歐洲、邊 疆和西域語文的優勢，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於史實考證和音韻 訓詁，發人所未發。第二變，中年以後「捐棄故技」，轉而治隋唐政治史 與制度史，由於早年遊學外國時經歷過「學習世界史」的自覺階段，能 夠自如運用重要的概念，使史實復活，對中古史提出嶄新的、有系統的 整體解釋。第三變，則發揮飛躍而入情入理的歷史想像力，通過明清興 亡的故事，以及三百年前人物的種種活動與「心曲」，撰寫他個人的「心史」。 王國維和陳寅恪，學貫中西，融會貫通，把中國史學最好的傳 統加以現代化，攀登學術的頂峰，允為最具啟發性的典範。
報刊與「公共領域」 援引「公共領域」的概念 社會研究始終在宏大理論（grand theories）和中距理論（middle-range theories）之間擺盪。因宏大理論太抽象，空疏而縹緲，學者轉而尋求中 距理論，以便聯繫理論概念和經驗資料；但過一陣子，學界逐漸不滿中 距理論零散，沒有提供一幅全面而整體的解釋，因此又回頭嚮往宏大理 論。自從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袖哈貝馬斯（J. Habermas）提出「公共領 域」 （public sphere）的宏大理論，並譯介到英語和中文世界以後，一般學者趨之若鶩，紛紛援引為統攝性的敍述或分析概念。 1990 年代以後， 研究中國史的西方學者最熱衷討論明清有沒有出現「公共領域」，著名的 《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和《現代中國》 （Modern China）還為此出過 幾個專輯。 海德堡大學瓦格納（R. Wagner）領導一群同事，研究晚清與民國之 交的上海報業，即是個中著例。我覺得他們太削足適履，理論先行，強把歷史材料塞進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宏大理論的緊箍咒。 他們聚焦於 《申報》及其名下的《點石齋畫報》 ，加上各種上海閒言閒語的小報，企 圖論證早期上海報業帶領中國「加入全球公共體」。哈貝馬斯指的「公共 領域」，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真空地帶，陌生人匯聚在一起，尋求 理性、批判性的對話溝通，以達成公共政策的共識，既免於政治權力的 壓迫，又免於市場異化和金錢污染，這是個近似烏托邦的理想境界。海 德堡學者認為，上海華洋雜處，「公共領域」超越國界，異質性強，高階 與低階的報刊雜糅成種種論述。在哈貝馬斯看來，西歐資產階級「公共 領域」的發展是與國家逐漸剝離或對峙的；而海德堡學者認為中國的軌 跡與西歐分道揚鑣，晚清上海報刊官民、雅俗、華洋一鍋粥，合力在創 造一個「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的書譯介到英文世界二十多年，學界已對他的理論耳熟能 詳，也已經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正：（1） 「公共領域」不是單一的，應當是 複數的，重疊的，也是不平等的；（2） 「公共領域」除了政治領域，應當包涵民間、文化生活各領域；（3）除了肯定媒介傳播在「公共領域」的角色，應當再度重視面對面的人際溝通。 但無論如何延伸，沒有人像瓦 格納把「公共領域」界定得這樣浮游鬆散的。報刊當然有論述，有話語， 難道就是「公共領域」嗎？照此說法，還有哪個報刊是撇在「公共領域」 之外的？這樣，要解答上海有無「公共領域」，自然落得說「有」容易說 「無」難的境地了。例如圍繞著滬上名流與名媛「每日西洋鏡」打轉的娛 樂小報，素為知識人所不齒，葉凱蒂（Catherine Vance Yeh）竟賦以崇高 的文化意義，說它們間接折射大都會生活的病症，「為建構中國的公共 領域及其多樣性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頁 227），但又說不清楚娛樂小報如何建構中國的公共領域及其多樣性。 這類證據闕如的民粹式抽象概 括，全書比比皆是。不說別的，林語堂對 1920 和 1930 年代的上海報業曾有嚴厲尖刻的批評， 海德堡學者至少應當回應之，不能只顧說自己 要說的話。我最近邂逅一些初步而有趣的研究，窺及民國時期上海報人 與幫會的複雜關係，益發覺得處處和「公共領域」的論調背道而馳。
在我看來，瓦格納儼然以「後現代」的手法，「建構」公共領域的「現 代性」，「有意無意間扛著顛覆正統、邊緣戰鬥的旗幟，以致抹平中心與 邊緣、雅與俗、高眉與低眉、深刻與膚淺的種種界限；於是，作者給邊 緣者以權力，將默默無聞的東西浪漫化，為流行事物披上理想的假相」。 與其硬將中國報業史塞入「公共領域」的宏大敍事，肯定或否定 「全稱命題」，我覺得寧可扎根史實，聯繫媒介文本到晚清乃至民國的政 治、經濟與文化脈絡，總結社會學家墨頓（R. K. Merton）所倡議的「中距」（middle-range）論斷。 舉例言之，上海在西方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 和中國追求現代化三股力量激盪下，躍身為世界都會，但它畢竟是一座 半殖民地的「孤島」，被中國社會、人口與文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圍，試問 這個混生的角色對其報刊生態有何涵義，報刊內容和品味如何，有甚麼 讀者看哪些報刊，報刊促使他們產生了甚麼互動和影響？這些問題一環 扣一環，抽象層次適度降低了，我們勢須透過經驗研究加以還原或推 論，不能「大膽假設，粗心論證」，隨意給個潑墨式的答案。 然而，另一個極端的學術取向也不足為訓，例如部分海外華裔學 者，他們企圖從「後現代」或「後殖民」主義解構「中國性」，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與他們的身分認同扞格。 學者倘搬出「後 現代主義」唱唱反調，顛覆中原霸權的壓抑性和排他性，我認為是有積 極意義的。即使個別學者，不管由於實存經驗，或出自意識形態，不願 意認同「中國性」，也悉聽尊便。但「中國性」不特是主觀的身分認同， 也是客觀的歷史存在，那就不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了。若一味援引西方 理論，以邊緣身分的建構抹煞中心的存在，則未必符合史實。葛兆光警 告，這些華裔學者小看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歷史延續性和文 化同一性，他們「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只是來自某種西方時尚理論的後設觀察，成為流行的後殖民理論的中國版。」「後 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或有血緣之親，但未可混為一談。薩伊德批 評「後現代主義」有太多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理論和審美標準多半強 調地方性和偶然性，飾之以無足輕重的歷史、刻意模仿的文學，再加上消費主義。」 學者企圖瓦解「現代性」、解放、啟蒙，一旦過了頭，則無異於西諺說的把嬰兒和洗澡水一齊給潑掉了。儘管這兩個研究的旨趣 南轅北轍，一個建構（瓦格納），一個解構（上述華裔學者），它們都奉 當今西方流行的理論為本，而以中國的歷史材料為末。 往日是否真的有過一個美好的「公共領域」呢？美國學者舒德森（M. Schudson）以研究新聞的社會史聞名，他頗懷疑歷史上有過那麼浪漫的 「流金歲月」 （good old days），他反對哈貝馬斯過於強調商業的負面作用，以為報紙的商業化未必腐蝕公共空間。但他認為「公共領域」這個 概念並非一無是處。它至少有兩個主要的作用，一是提供規範性的指標，引導我們反思理想的社會應該怎麼樣，二是刺激我們想像一群深刻 的問題，以分析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生活。
英國傳播學者科倫（J. Curran）就是以「公共領域」為規範性的綱領， 建構「社會民主」的媒介藍圖，以抗衡美國式「自由民主」的模型。他的 藍圖由一個同心圓組成，核心圈是公共服務電視，輻射並貫注到第二圈 的四個領域，分別是（1）專業傳播者領域，（2）市民社會內各政黨、社 會運動、壓力團體從事的傳播活動， （3）私營領域，以及（4） 「社會市場」 （social market）領域，即由國家支持但市場經營的少數媒介。 儘管各行 專業學者以種種理由批評哈貝馬斯，但這些批評都是無關宏旨的，因為科倫只取哈氏的理想原型，而不涉其分析是否站得住腳。更早前，英國 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R. Williams）認為世界各國的媒介體系可以分為權 威制、家長制和商營制，但他又高懸「公共制」 （public），備為真正體現 民主精神的理想一格，在俗世中找不到，懸為共同奮鬥的鵠的。
本書多位作者的取徑迥異於科倫。許紀霖教授分析近代中國報刊對 於「個人主義」的傳播，章清教授追溯中國公共輿論的形成，唐小兵博 士考察清末民初的報刊，都是以「公共領域」為史學探討的起點，而不 是歸宿點。他們從「公共領域」的概念出發，激發一些有意義的問題， 但答案卻是開放的，並未預設中國社會有無出現過「公共領域」，主要是 回到歷史的經驗研究中索解，有則有之，無則無之。他們關心的是：中 國傳統「清議」和現代「公共領域」有何關係？當時社會缺乏共識，黨同 伐異，中產階級薄弱，市民社會尚未形成，知識群體在邊緣化以後如何 重新定位？報刊如何促進或形成「公共領域」 ？當然，茲題體大，牽涉甚 廣，理未易明，史料恐難全面而充分，論斷無法清楚俐落。「公共領域」 可能似有實無，可能似無實有，而且除了「有」與「無」，還有「多大」與 「多小」的問題。我們唯有逐步釐清許多環環相扣的問題，方可望取得比 較接近事實的學術共識。
「公共」與「公開」之間 「公共領域」是 public sphere 的中譯，然則 public 這個字究作何解？ 在英文和法文裏面，此字略同於中文「公共」的意思，其反面就是「私 下」。然此字在德文另有「公開」的意思，下面再回來討論。在美國社會 的語境裏，這個「公共」的語義引出兩派典型的論述。一派以李普曼為代 表，他認為公共事務太複雜，新聞記者只能通過「刻板印象」 （stereotype， 這是他首創的學術概念） ，把「外在真實」轉變為「腦中圖像」，而報道掛 一漏萬，新興的公關人員又興風作浪，蒙蔽事實，所以他主張由專家精 英闡釋真相，作為媒介與公眾的中介。這是一個間接、類似代議政治的 「低調民主」。另一派則以實踐主義的巨擘杜威為主，他雖也同意公共事 務太複雜，卻反對李普曼的精英主義，而提倡草根大眾透過直接參與，進行社區全面理性溝通，在這個過程中「面對面」直接溝通自然比間接接觸媒介更重要。 這是個典型的「高調民主」 ，帶有濃厚草根甚至浪漫民粹的 味道，至於如何在幅員廣闊的大陸型國家促其實現，可是史無前例。一言 以蔽之，李普曼鼓吹的是上下「垂直傳播」 （vertical communication） ，杜威則 提倡左右的、水平式的、平等的「橫向溝通」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這兩個論述的典型俱在美國民主制度的語境內交鋒。 假如擺到思想的光 譜上來看，保守右派姑且不論，李普曼代表中右派，杜威應該是中左 派，而早期的芝加哥社會學家則介於中右和中左之間。直接民主和間接 民主這兩種想像濫觴於古雅典和古羅馬，美國開國元勳在立憲時更曾展 開激辯，李普曼和杜威在這個語境內交鋒，而日後許多學術辯論雖貌似 新鮮，其實脫離不了這兩個原型。 早期芝加哥學派認為 public 是理性溝通的人群，mass 則是非理性的 「烏合之眾」。「烏合之眾」的成員來自各行業和各階層，是互不知名的群體，彼此少有互動，群龍無首。 然則 mass media 與 public opinion 的分 合與交涉何在？據史學家卜斯丁（D. Boorstin）探源，14 世紀時 opinion 原指不確定、易錯、無法明證的信念，其殘意仍留在 opinionated 一字， 指「充滿私人偏見」 ；18 世紀末以後，現代自由主義在西歐生根，代議民 主政治抬頭，「公共輿論」 （public opinion）的名譽好轉，「它不代表任何 人的意見，卻大體代表每個人的意見，其弱點難定，長處卻籠罩在團體智慧的氛圍中」。 凝聚眾人的「偏見」 （opinion），儼然搖身變成了充滿 理性智慧的「公共輿論」 （public opinion）。其實，中國古人在更早的君主 時代即有此說，可見人同此心，而非巧合：「個別的『民』可能被愚弄， 但『民』作為一個集體則具有極高的政治智慧。因此（宋）程頤與陸九淵 都明說『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 。現代一個動人的口號：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就由理學家在一千年前道破了。」 假定「三 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匯聚了成千上萬個臭皮匠的「公眾」偏見， 當然更加理直氣壯是「公共」智慧了。有趣的是：正如「偏見」蛻化為「公 共輿論」，mass 的污名也因 mass media 的量變帶來質變而「漂白」。英文 世界直到 1950 年代才出現 mass media 一詞，即是中介於（按 media 源自 mediate）李普曼說的「外在真實」與「腦中圖像」的媒體。 「烏合之眾」（mass）轉意為「大量」 （massive）信息與受眾，然其貶義尚未盡除，大眾 傳媒與公共意見的關係於是呈現了諸說紛紜的狀態。 上個世紀從一戰到二戰期間，芝加哥大學以都市社會學在美國獨領 風騷。它秉承了 20 年代興起的實踐主義，主張以科技和知識為本，鼓 勵民眾直接參與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促進社會溝通，以達成溫和 漸進的民主改革。質言之，芝加哥社會學所關心的問題是：美國社會歷 經大規模的動盪（都市化、工業化、移民潮），如何重建有共識的和諧秩 序，其中一環牽涉到媒介扮演什麼角色。例如為了抗衡赤裸裸的種族歧 視，芝加哥學派提倡「大熔爐」 （melting pot）理論，派克（R. E. Park）研究移民報紙如何整合各種背景的少數民族於美國社會。 芝加哥學派也許 美化了個人的能動性，強調社區智慧，它對大眾媒介的角色憂喜參半， 深恐它妨礙甚至取代社區溝通。及至二戰結束，美國國勢如日正當中， 措意持盈保泰，社會學和傳播學的典範由溫和改革的「實踐主義」轉向 保守的「結構功能論」。相反的，歐洲各種激進學派風起雲湧，從法蘭克 福學派到馬克思主義內部各派（如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無不砲火猛 烈，轟擊資本主義邏輯扭曲「公共領域」，媒介所有權高度集中壟斷，造 成政治控制和商業污染的雙重異化，以致蒙蔽公共輿論的清明。
如果 public 在於英文和法文裏是「公共」的意思，在德文則等於中文 的「公 開」， 其 反 面 就 是「隱 秘」。 德 國 傳 播 學 者 諾 里 紐 曼（E.NoelleNeumann）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提出「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理 論，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她說，每個人都有個心理機制，為了不願 意受眾人孤立，不斷在審時度勢，盤算並評估哪些屬於主流意見；為了 怕被孤立，不敢拂逆多數意見的「公開」壓力，因而人們支持主流意見， 如果許多人一窩蜂跟從這個「潮流」，多數意見自然會像螺旋般逐級向 上，愈捲愈大，逐漸佔領支配的地位。相反的，假如站在少數意見那邊 的人隱而不宣，甚至放棄己見，轉而公開贊成多數的意見，那麼少數意見必然像螺旋般拾級向下，逐漸萎縮而沉寂乃至消失。 因此 public opinion 變成一種趨同的巨大壓力（pressure toward conformity），「去」異以 求同，而非求同而「存」異。中國人所謂「人言可畏」，眾口鑠金，便是 施展輿論「公開」壓力的一例。反其道者，諤諤之士敢於對抗諾諾之眾的壓力，「創造性少數」 （creative minority）不憚與眾不同，以致獲得出類 拔萃的成就。 另一位德國人哈貝馬斯，他的 public sphere 建構了免於政治壓制、 免於商業異化的場域，一方面批評惡質資本主義，一方面抨擊專制列寧 主義，追求近乎烏托邦的境界，使人們能夠充分進行批判性的溝通，互 相爭鳴，使理性更澄明。哈貝馬斯毋寧更接近英文「公共」的意思，而 不是德文的「公開」。相對於諾里紐曼的右派到中右立場，哈貝馬斯當然 是左派，但比哈氏更左的人只肯承認他是中左派。西方「左派」馬克思 主義內部歧異甚大，已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可以按下不表。但凡意識 形態的標籤，必然涉及基本價值的取向，需要在特定的時空語境內獲得 相應的理解。哈貝馬斯於 2005 年訪問中國時，若干「新左派」人士引為 同道，但他明確捍衛人權與個人價值的普遍性，對後者曲解他的學說與 立場甚不以為然，就是眼前的一個趣例。
「公共領域」的中國語境 在中文，此「公」又該當何解？《禮運大同篇》提到「天下為公」，史 書上和市井間充滿了「大公無私」乃至「破私立公」、「公而忘私」等等詞 語，顯係指「公共」的第一義。推至極處，光明正大的「公」彷彿時時、 處處不忘與骯髒邪惡的「私」作戰，道德陳義這樣高，以致落得「滿街皆 聖人」之譏，近者如圖騰化的雷鋒精神，率皆不近人情。而報刊是社會 「公器」這種說法，既有形成「公共」輿論、反映民間聲音的第一義，又 是監督政府、給政府施加「公開」的民意壓力，屬於第二義，可謂兩義 兼備，至於報刊離開理想境界多遠則是另外一回事。 中國近代報刊是否促進「公共領域」 ？以我的淺學，實不敢妄斷。要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牽涉到「公共領域」如何定義，然後判斷這個概念 是否適合中國社會的歷史情況。要是適用，是否可以進一步假設中國歷 史上既非「全有」亦非「全無」公共領域？那麼，我們得從歷史研究找出 線索，以斟酌「公共領域」的質與量了。這裏我想舉出四個問題作初步 綜合探討。
第一，傳統儒士「清議」是不是近代西歐社會的「公共領域」 ？傳統 的清議包括奏摺、書信和廷議，以儒家義理臧否人物，批評政事。但是 儒家的義理，在朝廷崩潰以後，根本無法應付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 之變局」，更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所必備的知識。梁啟超是新舊交替的人 物，受到由日本明治維新所轉介的西方思想所影響，引進西學到中國， 他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常常自相矛盾，可見當時知識界 思潮之混亂。清議在士大夫系統內有道德淨化的功能，被批評的同僚莫 不引以為恥，「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變成小人，功業名節盡廢， 即連林則徐、曾國藩等名臣亦莫不深畏之。 儘管如此，清議在本質上 是朝廷時代下對上的諫諍，也是士大夫階層的道德約束，而「公共領域」 是民主社會的平等對話，無論基本精神或權力關係都截然異趣，從清議 轉化成為「公共領域」需要哪些條件？ 第二， 「公共領域」假設以家庭的私領域為堡壘，培養非功利的自由 心靈和有理性的個體，當個人走出家庭，進入國家與社會的緩衝地帶， 一群陌生人必須理性溝通。近代中國家庭制度不斷解體，五四時期攻擊 舊家庭制度不遺餘力，巴金的小說《家》、《春》、《秋》正是最鮮明的寫 照。私領域的家庭疏離如此，公領域也沒有類似近代歐洲沙龍和咖啡館 論理的空間（以中國的茶館、戲院、公園附會之，是耶，非耶？），「公 共領域」著落在何處？原來中國的「民間社會」類似於這個「緩衝地帶」， 由鄉紳擔任朝廷和民間社會的紐帶，但始終沒有建立現代意義的「市民 社會」 （上海頂多是「小市民社會」）。後來社會環境變化，鄉紳地位式 微，新式學會社團逐漸興起，中產階級逐漸形成，白話文應運普及， 社會意識跟著提高，但影響所及仍以都會為限。中國太大，識字率太 低，1920 年羅素訪華時一眼看出中國的當務之急在於提倡教育，振興 實業。據明史學家黃仁宇憶述，他抗戰時投筆從戎，在國軍當基層軍 官，曾經轉戰內地許多農村，最令他觸目驚心的，莫過於生活條件原 始落後，彷彿時鐘停擺在數百年前的明朝不動，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現 代化為何物。
在近代中國，報刊流傳是點的，不是面的，頂多限於都會知識群。 清末民初報紙讀者大致是中上層，下層社會大量必須靠傳統文化的形式（如演說、戲曲） 蒙。
梁啟超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寫的言論，針砭時政，介紹新知，筆鋒帶有感情，深刻蒙了數代轉型的知識人（包括毛澤東和胡適），但一般老百姓是看不懂的；章炳麟當年在《民報》 發表的文字，連今天一般讀書人可能都嫌太艱深。白話報開辦了一些， 以《京話日報》 （1904 年創立）最有名，是辦給粗通文字的人看的，發行 量達萬份；不識字的人也從茶館、宣報處、街頭演講間接獲知該報的新 聞評論。民國以後，即使《申報》的銷路大於《大公報》，也未能滲透到 社會底層。
由於時局動盪，成舍我的平民報紙率皆短命，對民眾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恐不宜高估。一般來說，文人論政以知識群體和政界為對 象，往往淪於各說各話，沒有形成一個波瀾壯闊、相互連繫的局面。等 到報刊徹底「黨化」以後，整體情況更為不堪。 報人和報刊到底發揮多少影響力？眾人走過的路必然留下痕跡，有 的徑道也許被歷史煙硝湮沒了，但如何挖掘殘留的蛛絲馬跡，從點連成 線，甚至從線連成面，則是一場艱難而必要的歷史重構。既然「公共領 域」是理性溝通的「動態」場域，除了文本（text）分析，我們必須看到「人」 的活動，瞭解傳播者（報刊及其主筆）和受眾如何透過文本（內容）而產 生甚麼互動（思想變化、行動、效果、影響）。因此，分析者必須旁敲側 擊，把文本回歸到歷史語境（context），並且聯繫到當時的政治、經濟和 文化脈絡。質言之，沒有聯繫脈絡的文本分析，未免給分析者太多自 由，卻要求太少紀律。脫離了歷史語境，文本分析容易切割得支離破 碎，或信口開河，或斷章取義，或過度解讀，很難還原整體的圖景，更 抓不住歷史的趨向。要之，我們需要內證（文本的理路）與外證（語境和 脈絡的聯繫）交叉配合，才能推敲「公共領域」是如何運作的：各受眾群 體（闡釋社群）究竟如何解讀報刊文本？它們是各說各話，還是圍繞公 共議題展開生動的溝通、對話和辯駁？在這個互動的場域中，報刊到底 是調節者、仲裁者，或是議題設定者？在眾聲喧囂中，讀者有沒有進一 步化對話為公共行動？ 第三，理性溝通的基礎在哪裏？近代中國報紙黨同伐異，成為政黨 控制的工具，思想混亂，報刊沒有專業化。清末民初的《申報》只有訪 員，沒有記者，只是落拓文人的歸宿，內容以奏摺、官方文書、各省瑣錄、詩詞和廣告（商家市價、輪船航期，戲館劇碼）為主，沒有太多新 聞。以 1922 年為例，《申報》新聞佔不到報紙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國際 新聞只佔新聞的 4%，根本微不足道；北平《晨報》和天津《益世報》也好 不了多少。
直到 1932 年林語堂還在抱怨《申報》因循守舊，只會以一些無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
這樣的報刊，開拓怎樣的「公共領域」 ？
然而事情總有兩面，上個世紀 20、30 年代，我們看到張季鸞在《大公 報》、胡適在《獨立評論》、陳冷在《申報》以及成舍我在《世界日報》等等 的努力，是不是象徵近代中國已開始發展出「公共領域」的雛形？陳冷 主持《申報》的筆政，先後和周瘦鵑在《申報．自由談》用冷嘲熱諷的筆 調諷刺時局，應該如何評價？陳建華教授認為，「鴛鴦蝴蝶派」代表「被 壓抑的現代性」，其嬉怒笑罵，從事邊緣戰鬥，足以顛覆宰制的權威、 傳統與成規，爭取自由；但也有人感嘆，到了民國時期還要靠「鴛鴦蝴 蝶派」的風月文字爭取自由，不亦悲乎。
前有袁世凱壓制新聞自由，接著軍閥混戰，後有國民黨在統一全國以後，也開始承襲蘇聯或法西斯 理論，黨義和輿論合而為一。要是報刊必須躲在租界才能講話，理性溝 通的基礎到底在哪裏？ 第四，現代知識分子在邊緣化以後，重新進入政治中心，進入官場 的放棄批判政權的角色，未進官場的跟政治若即若離，論政而不參政， 沒有組織力量，政治上幾無著落點。大學教授辦同人報刊，都是教書以 外的副業，自己捐錢捐時間，而刊物本身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讀者圈 極小，知識群體與社會底層脫節，他們表達「公共」意見，只能憑「良 知」，此外還靠甚麼？丁文江在燕京大學演講，鼓吹「少數人的責任」， 即是靠知識、教育和經驗孕育出來的理性和政治成熟，他們負有道德承 擔，勇於為國是建言。
這種高尚情操是「人文論政」的寶貴遺產，但畢竟是「作之師」的精英主義，不是市民政治。中國的文化傳統向來崇 拜文字，連西化派（如胡適、丁文江和傅斯年等人）和平民派（如成舍我） 都不免高估了知識精英「坐而言」的作用。「坐而言」未必「起而行」。胡 適想成為「監督政黨的政治家」，立場是「超然的，獨立的」，「只認社會 國家，不分黨派。只有政見，沒有黨見」。儲安平的《觀察》聲稱代表一 般知識分子為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這些善良的願望如何實現，「超然」、「公正」以甚麼為立足點？《大公報》提倡「不黨」，超越狹隘的黨派 利益，但是無黨無派、超越黨派是不是就代表公共意見，也頗值得商 榷。《大公報》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在理念上是中國報人 專業意理最成熟的表現，但未嘗不是反照當時報刊充斥著「黨、賣、 私、盲」 ， 《大公報》希望匡正時弊？可惜《大公報》長出的萌芽，因為時 局變化太快，又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新聞專業意理始終沒有機會茁壯。
結語
風聲雨聲，國事天下事，中國知識群體事事關心。但他們的國家想 像往往與現實政治有許多衝突。西方社會當然有「指點江山」的精英報 刊，但主流畢竟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專業報刊，其動機未必是精英自覺 的報國情懷，而中國近現代報刊的主流卻是「文人論政」的報國情懷。 「文人論政」是中國報業的基本特色之一，是非優劣，都不同於西方的專 業報刊。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在邊緣化的過程中，以進入報刊的方式重構 社會與文化的重心。《文人論政》和《報人報國》這兩本書的旨趣在於從 學術對話中廓清歷史脈絡，多方面考察「文人論政」過去的成就和內在 限制。「文人論政」的前景可否預卜？這個題目需要專文探討，但大致來 說，鑒於知識群體的性質急劇變化，再加上政治情況和經濟基礎的發 展，我認為「文人論政」可能是媒介史進程上的一個驛站，不可能長駐 不前，也無法讓時間倒流。不論「文人論政」的前途如何，即使原有的 形式不在，中國知識人報國的情懷卻必然長存，也許必須以別的媒介形 式表達出來而已。 正如李公明教授在評論《文人論政》時說： 本書以「文人論政」為切入主線，而展開的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 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文人論政也就是中國現代史的另種讀法，本 書的多領域學術工作為挖掘和接續「文人論政」的傳統提供寶貴的 學術資源。
這兩本書的篇章既有深入文化肌理的個案研究，也有全面性的歷史觀 照。新聞史的研究不能抱殘守缺，必須從人文和社會科學吸取理論和方 法的資源，同時從新聞史迴向給人文與社會科學，保持一個開放互動的 態度。「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還沒有到下定論的時候。即使下了暫 時的結論，也是權宜性質的，一旦有了嶄新的材料和觀點，跟著不同時 代感的呼喚，歷史的意義自然也有所不同。 哲學是甚麼？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告訴我，哲學就是「沒有一拳可以 擊倒對方的論述（no knockout statement），因此對話才可以不斷繼續下 去」。旨哉斯言。歷史真相是曲折、複雜、具體而矛盾的，更不可能「一 語定乾坤」，唯有多視角多維度探索，切磋琢磨，才能慢慢地還原歷史 場景，逼近歷史「真相」，配合時代的呼喚以獲致更真切而有意義的瞭 解。我們願意在這個平台上對話下去，有志者盍興乎來！
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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