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12
【按：三十四年前此文标题是《半吊子的市民社会》，而今网见「黑豹」的经纪人「四哥」都走了，再贴它竟然找不出好的标题了，然而这篇二十七年前的旧文，仍可提供一点我们来路的脉络——大伙兒跟著鄧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門翻了船，可中国卻連一个「半吊子」都没整成：资本主义「半吊子」不是、社会主义「半吊子」更不是、传统社会「半吊子」没资格了、现代社会「半吊子」凑不上……
"六四"一劫，把中國撥到另一條道上，一條非驢非馬的道：農民已經不靠土地生活，幾千萬年輕的農民工都苟活在大城市邊緣，陳勝吳廣還在搵食；中產階級已是一個利益集團了，卻無改變制度的意向；城市市民被股市房產牢牢捆綁在體制的戰車上成為市場奴隸，知識界則亂哄哄的，思潮就十種之多，從最左的"回到文革"可以到最右的"回到民國"，也可以從主張復辟斯大林直到主張復辟儒家；所謂「奇跡」的發生不在經濟，而在中國鑄成一"巨嬰國"，貪婪物慾膨脹而毫無權利意識，皇權觀念肆意回潮，傳統沉渣泛起，看客文化盛行，若遭歐美施壓制裁，只會加劇民眾民族主義升高而擁戴集權，進一步淪喪自由。】
今年（1992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像在山东某地卖了三百万张。毛泽东也成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们的保护神，"红太阳颂"录音带在上海的销量突破百万。四月，麦当劳在北京开业那天，创下一万六千名顾客的世界纪录。当年南京蒋介石总统府对面，正在矗立起一座台湾大饭店。五月，"摇滚皇帝"崔键在南京登台，黑市票价达84元，北京出现十多个摇滚乐团。在深圳，一张卡拉OK的门票是150元。特区己有亿万富翁；全国边远山区还有五千万人年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下。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在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为23万户。高干子弟在香港争购洋楼游艇，北京人当中的"大款"也讲究"开宝马，持金卡"了。酒店里出现跪式服务，个体户烧"死人票"（百元一张的人民币）玩……。
一恍三年，许多人都对大陆的变化失去了判断，但有一点却也直接间接地感觉到了，那就是：资本主义不仅在沿海特区，也住全国规模上"软着陆"了。
十年开放，一场流血，再加上这三年的"挂羊头卖狗肉"，中国人得到些什么呢？自然，没能像东欧和俄国人那样得到民主，却也换来一些社会的改变，比如，過去一直能够控制到人們內心的那種全能主義式的統治已逐渐疲軟，過去管住每個人吃喝拉睡婚喪嫁娶的那个單位制度，也慢慢失去人身控制的功能。借着國家的失效，社會開始有了空隙。也可以認為，這些空隙就是所謂"私的領域"，它當然首先表現在私有財產已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被默認了，股票在大陆的風靡，就是證明。其他还有一些現象，比如：
一一人們的经濟收入已不只依赖全民所有制（國家）一個來源，從市場經濟得到的收入占了相當比例（城市里， "一家两制"越來越多，住房、醫療保险靠國營，掙钱靠私營和外資合資）；
一一国家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來自私營或半私營的企业；
一一農民同國家的關系基本回復到傳統社會"交皇糧"的关系；
這都显示，大陸正向"私性社會"演變。這大概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要的變化，因為在四九以前，中国就是一個很私性化的社會，當共產主义终于猶如一層血紅從中國大地消退后，社会的原形便渐渐露出，一切私的性格都在復蘇。去年的"焦裕禄熱"，大概是一个失敗的共产社會的最后叹息；而今年的"毛泽东热"，則是人們舞着死去的巨灵、半喜半憂地迎接陌生的時代。
自"文革"以后，中国人就對共產主義和被它所亵渎的"公"的观念失去了信心。人們吃夠了平均主義、一平二調、窮過渡的苦頭，也被虛偽的"一大二公"、無私奉獻、雷鋒精神等等捉弄夠了，以致"公"成為萬惡之源，"私"反而倒成了社會發展的杠杆。鄧小平的"貓論"，便是鏟除公有制及其觀念的政治宣言，它和"摸論"、"闖論"，構成中國人向資本主義"大躍進"的"新老三篇"，這一基本價值的大顛倒，引起大陸社會的劇烈振蕩，甚至爆發流血冲突，原是不足為奇的。還記得嗎？老毛在二十多年前就絮禁叨叨不斷預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一定會人頭落地的，這話如今聼來，似乎也有點道理，只不過社會主義也讓數千萬人頭落地就是了。
大伙兒跟著鄧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門翻了船。這一翻船倒好，把先前羞羞答答的東西都翻掉了，幹脆脫了褲子幹資本主義。
"六四"以後，中共把四面八方都堵上，只给大伙兒留一條道：發財去。在毛泽東時代，發財是最大的罪行，而關心國家大事是最高的覺悟。如今這也来了個大颠倒，全社會都掉到錢眼兒里去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在不知不覺中瘋狂進行，那就是"魚湯正在重新變成魚"，即國家正在退出的那些空閒，包括各種社會資源，都在被重新分配着，一九四九年中园已經歷過一次流血的再分配，那是把魚變成魚湯，要想變囘来談何容易？如今東歐和崩溃的蘇聯都正在這痛苦之中，今日中國大陸仿佛没有這種痛苦，虽然老百姓也在抱怨所渭"白毛女與黄世仁新编"，也在嫉妒暴發户和企望分到一杯羹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但大家都知道中國在被" 瓜分"，誰搶到一塊就算誰的，这是一次次世纪末的大分臧，一次没有法律程序的再分配，一種借公有制崩溃而實現的私人占有，比如，把承包權、管理權漸漸蜕变為占有權；又比如，太子黨們所鼓吹的"黨有制"。這種"渾水摸魚"的後果引起公平傾斜，绝不可能使財產私有制循合法途經被社會接受，反而是為社會制造更多平均主羲和烏托邦的政治资源，為下一輪亂世和共產提供道德前提。
幾年前，我曾到温州去看過"資本主羲萌芽"，從東海毆江口進去，只見兩岸青山都被剥出岩體，魚鱗般地排列着無數椅子墳。一眼望去，觉得這世界的人好像消受不了陽間，己經在安排陰間了。街市每天只在太陽落山後才醒來，醉醺醺的通霄夜市所有人都在談發財的事，聽到許多関于暴發户的故事，但也讓我碰到另外两件事：一是有個村辦烟花作坊失火，十五個做工的兒童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是有家地下錢莊倒閉，一個青年保鏢死於亂刀之下，從手指到脚筋都被砍断。當時，我对這樣一個社會感到很陌生，知道未見得比先前更坏，却也好不到哪里。
同時，不僅這種私域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而且大陸社會也不會因爲私域的擴大而產生所謂公域，或稱公共空閒。
前十年的商品化過程有一個看不见的後果，即它以階級為框架的"新社會"逐渐瓦解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并漸漸都從舊式政治格局中撤離出來。雖然大陸毫無民主基礎，但是各種利益集團若要形成新的政治勢力，势必要從發展托克维爾所說的具有"公共性格"的一個社會做起一一參與政治過程的民间的組合、形成民间團體。然而，以當前中共的膽戰心驚，為防堵政治反對組織的出現，不惜社绝一切民間组合的可能性，令社會在脱出共崖主羲的桎梏之後，根本不能培養出"公共性格"。
"六四"一劫，把中國撥到另一條道上，"苏東波"後，人人開口都談"公民社會"，仿佛那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三年来大陸果然有一個類似的"社會"出現，但那離東歐的"公民社會"差了十萬八千里，却有它自已的一些特徵：
一一國家意識形態腾出的那些空隙，正在被傳統的宗法、宗教和各種民間幫會乃至黑社會所填補；
一一政治參與降到最低點（或許有秘密结社）;
一一社會公德基本瓦解。
公安部透露的資料稱，全國有黑社會組織、幫會、聯會一千八百多個，規模大的擁有上萬人，跨越省區設立分支組織；黑社會分子在農村控制土地、農產品和生產工具的價格、銷售，組織抗税、逃税活動，放高利貸，建立地方武裝和執法隊，處理民事纠紛和刑事案件，以地下網絡組織偷渡，從事販賣槍支、毒品和走私，并且已舆港台黑社會連成一片。這幾年，大陸不僅成為向東南亚地區輸出黑槍的最大策源，也对港台和世界各地最大的難民输出国，也逐漸從世界較大的毒品輸出國變成毒品進口國。
與此同時，這三年里被禁立和破壞的正當民間活動又有多少，也是公安部的資料說，從九〇年到九一年，全国各地的集會、游行、請願申請就有一千多起被禁止，另有非官方申請的二十八起學術活動全部未被批准。
這就是一種暗示：在中國只有黑道走得通。
此外，為化解民衆的政治參與熱情，政府勢必放蹤消費，特別是放縱傳播媒體以庸俗、反智和非理性的資訊和情趣潛移默化影響大衆，塑造社會，使低劣、貪婪、粗鄙的精神垃圾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這種對文化的利用和誤導，也將傷害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
這些年來，中共以高消費和"繁榮文藝"來穩定社會的結果，使GNP一兩萬美元的消費文化傳入GNP只有幾百美元的大陸，等于把世界性的南北差距"國內化"，它出現這樣的景觀：彩電在城市的普及率已達最發達國家水平，所謂"三種神器"直追日本，而大學普及率処于最不發達國家之列，消費結構偏離國際常態，食衣家用超前，教育通訊落後，精神文化層面迅速商業化、港台化、美國化，大眾消費文化膨脹。
我們沒有得到民主，卻已經得到了在民主社會里喪失自由的那種文化，以電視為例，官方對屏幕的控制和審查比過去更嚴格，對轉播外國的節目也更苛刻，但空下的時段縂得有節目來填補，于是肥皂劇開始風靡，它既是對嚴肅文學衰落的補充，也是對經過一場追求民主而幻派的人們以嘲弄一切的快感，因此，即使從政治穩定的功利角度考慮，中共也情願把電視屏幕讓給王朔筆下那些反崇高的"痞子"。
大陸已經出現一個半吊子的市民社會，這個社會就象北京的"黑豹"搖滾樂隊唱的那樣：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裝著正派面帶笑容
不必過分多説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不必在乎許多也不必難過
終究有一天你會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麽道理
人們已經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憶
回憶什麽過去
現在已不是從前的我
——《民主中国》1992年11月号"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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