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

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

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

作者：陳奎德
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点击超链接跳转至下载页面）

编按：在非民主国家争取自由的艰巨事业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基本表现方式则是言论。这固然似乎没有错。但言论通常是个体的，表现空间也总是很有限。“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哈维尔曾说。1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供讨论的概念——“反抗的共同体”2 ，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这里的范围而言，“反抗的共同体”涉及两个层面的联结，即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结。例如，对于知识人中极少数敢于发声、受到官方惩罚的“敏感”人物，是竭力避免还是保持接触，抵制官方孤立异议者的企图 ?3 再如，在像1989年那种学生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是至多只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信使”、“中介人”，还是加入到抗议的一方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在导致波兰民主化的 “团结运动”中，知识分子较早成立了“支持工人委员会”，这对于中国学人是否也是值得借鉴的一种联结？

很明显，联结还是切割、旁观抑或参与，这是向往自由的人们会真切面对、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问题。“反抗的共同体”是否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如何界定其涵义，可以设定怎样的目标？这样一个共同体如何可能，是否可以、如何从生活的近处开始？其他国家的反对运动中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民主季刊》就这些问题，邀请到了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等学者和观察人士发表评论，结成了以下笔谈。

陈健民（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台湾中研院社会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马岳教授于2020 年出版《反抗的共同体》，分析港人如何在抗争中产生一种不分老幼贵贱、同气连枝，无论是悲是痛是迷茫，都愿意共同承担的“命运共同体”。该书集中讨论在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 中，人们不再依赖“大台” 的指示，自己寻找力所能及的位置，去进行“ 和理非”（游行、集会、组人链、建连侬墙）或“勇武”（以身体、砖头、汽油弹还击警察）的抗争。示威者以“手足”互称，为了避免 2014年雨伞运动的内部分裂，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及“和勇不分，永不割蓆”的口号。最能代表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一曲中，人们唱出包含“流泪、愤恨、恐惧、彷徨、流血”等字眼的歌词，但亦有“同行儿女”、“来齐集这里，来全力对抗”般的字句，表达一种“全民团结牺牲为香港这片土地奋斗的意象”。不过马岳认为这种命运共同体早于 2013年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便萌芽。当时占中三子举办商讨日、民间公投等活动引发对政制改革和公民抗命的争论，“彷彿在反覆诘问每个香港人可以为香港做些什么，以及自己愿意为香港的民主前景和自由自主付出多少。”

所谓“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一群人之间因制度、结构或互动而被深度连结，彼此的风险、利益与未来无法轻易分割，因此必须共同承担后果、共同做出抉择。在香港的处境，便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封闭、政府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令民众觉得不能独善其身，必须紧密团结进行反抗。即是说，这个同共体不是每个港人都会自动成为成员，它是透过实践( 互相承认、共同决策、共同抗争）和叙事（我们是谁，我们一起面对什么）而建构出来，以黄色作为标记 ( 黄丝带、黄色经济圈 )。

即使港人现时无法做出公开的抵抗，目睹以千计的示威者和反对派领袖被捕，《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等主要负责人相继入狱，许多有份参与示威、在民主派初选中投过票的港人都有一种无言的内疚，觉得政治犯是代替他们承受囹圄之苦。因此之故，许多港人会到法庭旁听，支持黎智英、邹幸彤、林卓廷、何桂蓝等以法律抗辩去控诉不公义的制度。亦有许多人会透过探监和写信支持狱中的政治犯。这些支持者自身饱历政治创伤，惟有透过一些非正式的网络围炉取暖，相濡以沫。我称呼这个群体为“受苦共同体”，其实只是“反抗共同体”的另一种形态，是一种对强权的隐性抵抗。

知识份子在这共同体中的角色何在? 香港民主运动一直有知识份子的身影，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政治组织中（如太平山学会、汇点）均有大学教授及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参与其中。其后成立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党及公民党）亦有不少学者参与其中，甚至成为党主席（如关信基、杨森）。而占中运动中的占中三子，便有两位是大学教授。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已解散）多年来亦曾组织学者发表联署声明、在报章撰写文章并到各中学演讲。总的来说，香港知识份子对抗争运动有两大贡献：1）建立论述 —— 批判不公义的制度，说明民主的重要性；2）提高认受性 —— 没有政党背景及商业利益的知识份子形成一股清流参与抗争，有助提高民主运动的认受性。与中国五四运动及捷克“七七宪章”一脉相承，香港知识份子是以“理性论政”及“活得磊落真诚”的精神投入这个“反抗共同体”。

对自由的渴望，是无孔不入的压迫造成的” ——胡平谈1980年代长文《论言论自由》 — 胡平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这次笔谈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乍一看去，知识分子似乎是最难形成共同体的。别的群体，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可以形成共同体。或者说，别的群体本来就是按照其共同利益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则不然。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是持有不同观点而互相争论不休。借用早先那套阶级斗争的术语，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存在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共同体。如果说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有共同利益，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发表言论的空间即言论自由。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有些主张专制主张极权的知识分子就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这一共同体就是通过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而形成的。

记得 2009 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 —— 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件事告诉我们，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其实并不艰难也没多大风险。

当局惩治异议人士的一个手法是孤立异议者，要大家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要建立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共同体，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和“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这里有两个榜样，第一个是杨小凯。杨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异议人士的组织，但从来不忌讳和异议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异议人士办的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也多次参加过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另一个是徐友渔。徐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他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异议人士沾边。徐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这样做的人多了，当局孤立异议者的意图就破产了，反抗的共同体就形成了。

China is repressing the feminist movement, but women's voices are only getting louder - ABC News — 吕频

吕频（原《女权之声》微博号主编、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我们需要放下对社会运动的一种想象：思想的火种一旦播下，时机成熟时民众自然响应，届时振臂一呼即可。这种想象既浪漫天真也是等级式的，让智识领袖们有理由安居书斋，将尚未行动归咎于条件不成熟、民众不觉醒。

但现实中的运动不是对启蒙的自发回响。即使会在某个偶然临界点上涌现，也不会自动持续并达成效能。从框架设定、动员组织到执行方案，每一步都是具体的工作，而其中需要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是被极大低估的。还有那些最微小的情感性的和物质性的劳动——谁把食物送进来，谁把垃圾运出去，谁在照顾生病的同伴，谁在安抚崩溃的情绪——才是真正支撑运动的。运动中的许多劳动在幕后、避免被记录、或者不甚被承认，却承担压力、消耗身心，甚至受很多伤。这些弄脏双手却不被充分赋值的劳动，与学术工作对超然和可见性的追求恰好相反。

追求抵抗中的联结，需要做到不把思想生产置于组织劳动之上，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务实的必需。

以及，我们应该觉察运动对知识与实践之排位的挑战。学术生产的本质是向过去学习——我们阅读文献、整理档案、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提炼普遍和预测。但抵抗在当下发生，它打开的是从未被预见的情景，从未被期待或又需要历练的行动者，变化不定和缺乏信息下的决策需求……文献无法训练人们如何行动，而行动所提出的太多问题逼迫当事人进入思想循环：推演，尝试，验证。社会运动要求我必须开动脑筋，无法一个人苦思，而是投身到人群中，感知和回应她们的反馈，而且接受可能很残酷但最珍贵的答案。而当运动下行，我深感枯竭无味，不是因为缺乏阅读材料，而是因为暗淡了许多让思想燃烧的火花。毫无疑问，我不是否认知识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建议理解知识是在行动与反思的往返中生成，在具体处境的逼迫下成形。

我也主张用一种更机动的角度来理解共同体。这是我从女权主义哲学家艾利斯·杨那里学来的。她提出“序列”（series）这个概念：女性之所以构成一个群体，不是因为她们本质性地、持久地共享某种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在某时某地处于相似的结构性位置——就像等同一班公交车的乘客，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目的地，只是暂时汇聚，因此在这有限的时空中有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反抗或许也是如此。人们因为不想忍受压迫而走到一起，但不必预设他们会有深厚的认同、一致的理念、或长久的联结。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是策略性建构和运作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理想状态，等待我们去实现或回归。

张艾枚（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反抗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概念，其内涵可从三个维度加以界定：第一，“共同体”并非指物理聚合，而是指在精神与价值方面形成认同的群体；第二，“反抗”意味着对专制秩序的拒绝、对国家权力的质疑与挑战；第三，“反抗的共同体”是指在反抗实践中生成的群体，其成员共享“不服从”的伦理，在相互支持中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此一概念强调反抗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动的跃迁，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应大于个体抗争的简单叠加。

围绕“是否应当与受到官方严厉惩罚的敏感知识人保持接触”的问题，本文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判断经常受制于恐惧与风险。以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近年的实践为例：2022 年与 2024 年国际研讨会文集出版后，我们在传播时遭遇明显的困境：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在中国学术与公共空间引发真实对话，但现实却迫使我们必须审慎评估国内同行可能承担的政治风险，从而在事实上限制了公开而大规模的传播空间。

国内学者同样受到恐惧逻辑的制约。例如，有学者原本愿意为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投稿，却在得知我们被视为“靠近民运”后选择退出。其退缩并非源于价值分歧，而是源于政治高压下的风险评估。这种风险考量本身就构成了反抗共同体生成的障碍，使其即便出现，也往往只能在体制边缘以有限形式维系。

然而，仍有一些学者面对风险选择绝不退缩。徐友渔坚持“必须与像刘晓波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带菌者’保持交往 ”，以拒绝当局孤立异议者的企图。这是对恐惧机制最直接的反抗。阎淮在发表《胡耀邦最伟大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一文后，屡遭警察骚扰；但他表示，我不怕，都八十岁了，又没有软肋，他们能把我怎样？这些例子说明，在普遍的恐惧逻辑中，仍有人选择以行动拒绝屈从，通过承担公共责任抵抗恐惧。

正是这种由退缩与坚持交织而成的现实，揭示了中国反抗共同体生成的根本矛盾：困境与希望并存。习近平时期的政治高压进一步加剧困境，但坚定勇敢的抵抗者也使希望得以维系。

将中国情形与波兰“团结工会”以及香港反抗运动相比，可发现三者都在威权压力下形成共同体，也都伴随恐惧与风险。但差异亦十分显著：波兰工会在戒严时代依托教会网络维系共同体；香港在国安法后以去中心化组织方式延续群体联结；而中国的反抗共同体由于缺乏制度性缝隙、弱化的中介组织与缺席的跨阶层联盟，生成更为艰难。

波兰与香港的案例告诉我们：唯有让风险由集体承担而非个体独自承受，恐惧才会失效。能否构筑这样的“风险共享机制”，不仅决定中国反抗共同体的形成与存续，也关系到专制政权能否继续以恐惧为统治的核心逻辑。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主编）：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当此之时，中国知识人如何自我救赎，自我定位，使中国摆脱共产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是当代中国知识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曾经人云亦云，轻侮知识分子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断言历史转型的杠杆只凭枪杆子，知识人无足挂齿。其实，无论是西方四百年来的重要转型，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史诗式巨变，亦或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九六四以来的历史演变，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知识人从未缺席，是重大变迁的先声。

1、准立宪过程：极而言之，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如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卢梭（Jean Jacques Rosseau）、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杰弗逊（Jefferson）、麦迪逊（Madison）、柏克（Edmund Burke）、密尔（S.J. Mill）…… 之于西方，如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梁启超参与设计《钦定宪法大纲》、张謇等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张君劢执笔《中华民国宪法》，胡适、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运动 …… 之于中国，都形塑了历史演变过程。

换言之，“秀才” 并非“造反”，而是“立宪”。他们建立或重塑了公共伦理、宪政架构、人权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说，知识共同体在精神上为政治共同体奠立了基础。

2、中国式反智主义：各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反抗的共同体 , 比较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知识界，中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更为险恶严峻。

鉴于毛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中国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敌对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知识界，不仅是 1968 年苏军碾压过的布拉格以及 77 宪章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不仅是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顾问团，不仅是 1989 年秉烛游行和平抗争的东德知识界、基督徒，中国知识人还经历过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洗脑，经历过 1957 年整肃一百多万知识人的反右运动，经历过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 1989 年的大屠杀；中国知识界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受到当局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他国。甚至在后毛时代，中共头目周永康还说过，中国就那么二百多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桩。在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反智主义更加粗鄙残忍，对知识界的敌意愈演愈烈，言论封锁宛如铁桶，维稳经费超越军费，甚至巨额拨款雇佣小粉红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在极端的中国式反智主义环境中，势必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承担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国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困境，来自其政治实践中的困惑。

自由主义知识人与政治党派运作天然有一种隔膜。他们以独立见识为荣，不容易让渡自己的思想权利而变成政治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强行统一思想将蜕变为列宁主义政党。鉴于此，反抗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这是自由派共同体应当付出的代价。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许表现软弱，但它的实力将在长时段的竞争中呈现出来。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前后，反抗当局的群体分成两派：“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者强调勇敢激进的抗暴斗争，以年轻学生为主；后者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以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为主。一度双方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在运动过程中，各自都增强了对不同方式的理解，后来在整个反抗阵营出现了一句潮流用语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着“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联系。这句话充满智慧。目标一致的派别，即使采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笃灰，不抺黑，不割席”的精神，从而破解了北京当局的分化阴谋。

这也同晚清至民国转折时期中国知识人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划分一样，当年致力于结束满清统治的中国士林对双方莫衷于是、难于抉择。革命派以孙中山、汪精卫为代表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制。双方曾激烈论战。但实际上他们欲达成的基本体制并无根本差异，均属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对革命派提供资金，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最终，《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双方共享的价值 ——“重叠的共识”，导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灭。

此外，如崔卫平教授披露的，1977 年签署77宪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也包括了一些认同宪章的体制内官员。这正是宪章的价值力量，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之后 1989 年天鹅绒革命的辉煌成就，为包容性深广的77宪章做了见证。

4、凝聚“重叠的共识”：事实上，反对的共同体内部是存在“重叠的共识”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该共同体了。即是说，共同体有其底线，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重叠的共识是共同体天经地义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形成之始大家默认的前提。

譬如，77宪章的签署者的重叠的共识就是落实《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那是一份东西方 35 国政府（含前苏联、美国、欧洲各国）于 1975 年签署的国际协议，77宪章签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经签署的人权承诺”。那是无论何种身份背景的宪章签署者重叠的共识。

《赫尔辛基协议》与《77宪章》之间，是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公民权利运动的经典案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道德正当性和国际杠杆，后者则是前者在东欧阵营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之一。

5、中国知识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日益黑暗，但北京当局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内外交困，故常常被迫声称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法律文献云云，以摆脱困境。有鉴于此，中国知识人共同体有必要联手主流国际社会，坚定要求北京严格而具体地遵守和兑现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实际上《赫尔辛基协议》在第7章中就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

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人们或没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死亡的螺旋”，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 —— 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近日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35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是冲决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困境的历史性契机吗？

值此全球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那或许是举世翘首以待的“中国时刻 ”。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当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场战争的久拖不决乃至可能永久化的趋势终于在民主世界内部引发空前的绥靖压力。在历时近一年的不断拉扯和反复之后，以所谓俄美协议“28条”和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分别表明了以土地换和平和放弃承担北约义务的新孤立主义指针。这也是否认跨大西洋联盟的意义、否认以民主和威权进行全球阵营划分、也否认美国维护全球和平与民主责任的新绥靖。

而早在此前，过去十年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向为标志，发生了一场集体弃绝自由主义的迷失。到今天，这一转向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他们还自认知识分子的话），以及知识分子之外更为广大的工程师们、符号工作者、或者新中产阶级、甚至还有那些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他们正集体拜倒在 AI 脚下。这种集体转向的迷思，堪称一种智识绥靖（Intelligence Pacification），在中国内部呼应着美国的政治绥靖。

这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的一次被污名化的智识绥靖，也就是欧美自由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以及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大辩论。因为，最终对希特勒奉行绥靖的正是笃信纳粹德国反共宣传的张伯伦以及英国的保守精英们，他们在两种普世模式的竞争中选择了与伦理上更具自毁性却在审美上更具诱惑力的第三者（恶魔）合作。某种意义上，后者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退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绥靖，一种道德的腐败，无奈却在今天重演了。

换句话说，从 1980 年代仿效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的余晖中，面对的是来自党国体制通过社交媒体和 AI 崇拜进行的双重绥靖，先后消灭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的尊严。这或许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第三者的结构性原因。

以 2013 年中共的“9号文件”为动员纲领，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对“公知”污名化的运动：在大学清洗“砸锅教授”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官方组织的水军动员污名化每一个敢于违反单位纪律坚持公共发声的知识分子、直至 2025 年 12 月初最新一波对户晨风、阑夕等网络名嘴的清剿。这种远不如斯大林式清洗或者日本 1925 年《治安维持法》残酷的网络暴力所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譬如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和劳东燕分别受到来自官方的压迫和社交媒体的霸凌，以及我个人被清华大学和政治学系的迫害，确实算得上数字极权下的绥靖式镇压。

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集体的智识绥靖，变得极端保守化和宗教狂热，否认进步主义、普世价值乃至世俗社会，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大众并行不悖，也与愈益极权化的当局和平共处，在国际领域共同推动着一场与美国式绥靖平行的和平运动，与 1930 年代的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

另一方面，硅谷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自我造神，不仅制造出反民主的偶像领袖，更制造出人们和资本对 AI 技术为代表的硅谷哲学家、企业家等等新弗兰肯斯坦的崇拜，尤其 AI 技术对现有知识的疯狂蒸馏和输出，直接造成对中产阶级符号工作的替代和对知识分子的 “ 取消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大学从 2025 年以来对社科人文学科的消减，釜底抽薪式的绥靖。

如此情形，像极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有关长时段文明化的解释，暴力化过程中的绥靖本身终将消解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在暴力和迷信的绥靖化后或趋于瓦解，犹如那些在十年前就惊慌失措地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状况，其最好归宿或是成为一个因为缺乏公共写作而趋于枯竭的 AI-国家的殉葬品。

抵抗的唯一可能，似乎只剩下效法伯夷叔齐以知识分子遗老自处一条道路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