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上報》專欄)
張又俠被捕，有人形容「戲劇化到超出想像」。但如果回看中共權力鬥爭的歷史，其戲劇化程度也就「還好而已」。遙想毛澤東時代，副統帥林彪不僅駕機出逃，最終還折戟蒙古，其政治戲劇性程度遠在今日之上。相較之下，習近平式的清洗固然頻繁激烈，卻還沒有到達毛時代那種極端程度。當然，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事件的「戲劇性」，而是它所揭示的權力結構現實。
首先可以明確地說：張又俠被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腐行動。張又俠並非在近年才進入權力核心。早在2012年前後，他便已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的關鍵支柱之一，十餘年來始終處於高度可見、可監督的位置。如果存在嚴重經濟腐敗問題，完全可以在此前任何階段處理，而不必等到今天，在政治風險如此之高的情況下出手。換言之，不存在「張又俠最近幾年突然開始腐敗」的合理解釋。這一點，中共官方已經證實。1月24日新華社轉發的1月25日《解放軍報》社論，雖然沿用「違紀違法」「腐敗問題」等慣常表述，但其真正著墨之處，並不在經濟問題，而在政治問題。諸如「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危害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影響軍委班子形象威信」「衝擊全軍官兵政治思想基礎」等表述，清楚指向一個核心判斷：問題不在錢，而在權。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腐敗往往是政治清洗的合法化語言，而真正的指控，往往隱藏在「政治紀律」「組織原則」「忠誠問題」之中。張又俠案亦不例外。
其次，這是否說明習近平的權力越來越穩固了呢？恐怕正好相反。如果習近平對軍權的掌控穩固而自信，並不需要以如此高烈度的方式處理張又俠。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權力處於高度不安全狀態，才會對「最核心、最資深、最被信任」的人物下手。這一邏輯，在中共歷史中反覆出現：當清洗對象不斷向權力中心靠攏時，往往意味著信任體系已經崩塌。張又俠被捕所帶來的衝擊，並不止於一名高級將領的倒下，而在於它徹底模糊了安全邊界。當連長期被視為「定海神針」的人物都無法保證政治安全，軍中高層必然陷入普遍的自保狀態。這種「人人自危」的局面，極大增加了體系的不可預測性，而不可預測性，本身就是統治風險。
第三，過去，習近平清洗軍中人物，尚可被解釋為清除「舊派」「異己」或不服從改革者。但近年來，被清洗的對象，越來越多來自原本被視為「習派」或核心支持圈層的人物。這表明，清洗的邏輯已經發生變化。問題不再是誰不忠誠，而是沒有人值得完全信任。當最高統帥對軍隊整體喪失信任，只能通過不斷清洗來維持控制時，軍隊不再是權力的穩定支柱，而成為權力焦慮的來源。因此, 張又俠事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習近平與張又俠在軍權之爭上的一場鬥爭，另一方面，這也是習近平的權力焦慮的一次總爆發。
最後，我認為最值得探究的、也是外界普遍困惑的一個問題是：習近平為何能夠如此頻繁、如此強硬地對軍隊高層出手而有恃無恐？我想，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在於近年來解放軍內部形成的結構性問題——隨著習近平上台之後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清洗，大量關鍵軍職長期處於代理狀態，而非正式任命。代理意味著缺乏長期威望、缺乏獨立判斷空間，也意味著在軍內不太容易形成有實力的山頭或割據勢力。這種結構，雖然以犧牲專業性和組織能力為代價，但短期看，當然有利於權力集中，有利於習近平展開成功的清洗行動。
總之，張又俠被捕並非一次反腐勝利，而是一場深刻的軍權地震。它至少揭示了三個現實：最高權力並非穩固，而是處於高度不安全狀態；反覆清洗暴露了對軍隊的系統性不信任；軍隊結構性弱化，正在反噬權力本身。如果說毛時代的清洗，發生在極權巔峰；那麼今天的習近平式清洗，更像是在恐懼驅動下不斷加碼的豪賭。習近平不僅是在賭自己的政治生命，簡直就是在賭自己的身家性命。
賭博，從來不是好玩的事情。當恐懼成為維繫統治的主要工具，當清洗成為建立權威的唯一方式，問題不再是「接下來是誰？」而是「這樣的方式還能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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