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时代变迁的风口走上莫干山，又在走下莫干山的30年里充分体验了国家对个体命运的改造。
距离黄江南第一次走上莫干山已经过去30年了。1984年9月，被誉为"改革四君子"的他、王岐山、朱嘉明、翁永曦，以及将近180位青年经济学人走上莫干山-这个中国神话中，干将、莫邪的儿子用铸剑打败邪恶皇帝的地方，这群年轻人要举办一场影响中国整个80年代经济改革进程的会议。这场会议也开启了80年代青年学者集体向中央喊话的先河。
30年前，在经历了漫长而压抑的沉闷年代后，黄江南这批青年学者走上莫干山并坚信自己有改变国家的力量。30年后，当年这群走下莫干山的年轻人的人生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光谱。对一部分人来说，年少时的风光得以延续，而其他人则不得不体验或大或小的波折。
回看30年前这群走上莫干山的人，你并不会感觉到陌生，甚至更能够清楚看清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会议对这群年轻人命运的改变。这份长达180位青年学者的名单上不乏年少成名者：王岐山，当年36岁，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翁永曦，35岁就当上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34岁就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黄江南和33岁任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则是会议发起者。他们四人同被誉为80年代初"改革四君子"，早早就以谏言中南海而成为当时的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30年前走上莫干山的还有一些崭露头角、但尚未实现抱负的青年学者。会议参与者周小川，是36岁的清华大学在读博士。楼继伟，刚刚研究生毕业，走进了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年纪最小的一位与会者则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张维迎，他只有25岁。
这场远离庙堂的青年学者会议甚至得到远在中南海的老人们的重视。没有出现在名单上的会议代表还包括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毫不夸张地说，走上莫干山的这群年轻人算是这个国家在历经劫波后残余下的最后一批精英，经过7天激辩，他们交出了有关国民经济的7份大报告，直呈中央。在下山后，这群年轻人第一次领略到向中南海老人成功喊话后的甜蜜，他们的报告方针被吸纳进国策，向下传播。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在走下莫干山后，开始了自己仕途的起点，与会者中最小年纪的张维迎进入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
黄江南回忆往事说，30年前的那场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他也坦言，那些被选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同等水平的人，我相信大有人在，有的论文入选，取决于看论文的人。而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
以现在的成就来概括这群走下莫干山的年轻人30年后的命运，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群毛头小伙在会议结束后的最初阶段都获得莫大的名望和仕途的上升，然后他们用接下来30年的人生来曲折而深刻地理解国家意志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联。
重上莫干山
2014年9月18日，由国家发改委举办的莫干山会议30年周年纪念重回莫干山，这也是30年后，黄江南第一次再回莫干山。这一次连绵的阴雨天气也与1984年的第一届莫干山会议类似，30年后再上山的黄江南告诉《博客天下》，"当年是开了七天会，就下了七天的雨。"
黄江南在雨中重游故地，当年举行莫干山会议开幕式的莫干山450号基督大教堂还在。但是由于2001年大教堂遭遇大火，而今砖瓦零落，此后便被蓊郁山林封存，仅剩残迹。黄江南看到当年的圣地如今满眼"破败"，提出想要重建，他说重建是为了纪念当年的莫干山会议，这十分有意义。
30年后，新的莫干山会议由国家发改委重新举办，会议之初就有一些青年学者对主办方提出异议：原先在邀请函上写明了参加会议的有央行行长周小川、中投董事长李剑阁、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经济学家周其仁，这些参加过第一次莫干山会议的人为什么都没到？显然，再度上山的年轻人把大多数目光都投向了30年前走下莫干山后急骤上升的明星，他们忽视了30年前的上山者中另一种现实的、喑哑的名声降落和命运转折。
转折者包括当时只有34岁的黄江南，这位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在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就调任河南省对外经贸委员会副组长，正局级干部，并受当时副总理姚依林接见，而几年后，他预见到仕途的黯淡，果断选择离开体制，进入商海，他现在是风投公司梧桐树资本的合伙人。
转折者还包括"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和朱嘉明。他们都是30年前上莫干山的人，也都是当年风头正劲的政坛新星，几年后，命运逆转，一位如今低调地做生意，另一位则离家去国。
与命运同样被改变的还有黄江南这群青年学者的年龄。当年，曾经年轻富力强的谏言者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自然规律和命运的力量开始在这群走下莫干山上的年轻人身上显现。
30年后，当年180位与会者中，只有7位重新获得机会走上莫干山，"改革四君子"中也只有黄江南一位到场，黄江南的老友王岐山现在官居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并未前来相聚。黄江南没有向《博客天下》正面回答，30年后"改革四君子"命运各异的感受，也许，他更珍惜眼下这一次重聚。
30年后，历经劫波的年迈者与踌躇满志的少年再度同聚莫干山上。现在，与会者的话题也由当年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转换为为现在更加宏大的主题-全球化背景下大国治理。
黄江南对这种偏务虚的讨论并不满意。他告诉《博客天下》，"当年，我们是怀着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开创精神走上莫干山。是为了解决国家变革发生的具体问题，关心的是兴衰这种使命感的问题。"坐在《博客天下》记者眼前的这位64岁下山者并不服老，他回忆往事，语气中不时显露出一种少年成名者才拥有的自信："30年前我们超越上一代经济学家没问题，分分钟超越了，而如今的这一代年轻人，还需要迎头赶上。"
挂牌讨论是30年前莫干山会的一大发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陈述理论，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现任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的与会者马小冈曾撰文回忆当年莫干山会议讨论的激烈程度："我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敲茶杯。其他组代表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挤一百多人，许多人站着。我把茶杯几乎敲碎，无法阻止激辩。"
今年的莫干山会议仍然延续30年前传统，参会者被分为不同的组来讨论议题。不同的是，议题已经从具体的经济问题变成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30年前，他们讨论的是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怎么制定、怎样使企业的盈余和职工的自身利益相结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有破产法，30年后，年轻人更关心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如何妥善解决？金融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推进？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如何走出困局？
64岁的黄江南向30年后新上山的年轻人发出邀请："我们要挂牌讨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改革，期待年轻人来辩论。"当晚，二十几位年轻人如期而至，在晚上8点到12点的4个小时里，黄江南从新的经济转型和新的经济理论开始，延伸到外交政策，甚至谈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与30年前辩论的盛况不同，当晚的年轻人多是黄江南理论的聆听者，他们并不习惯80年代那种站起来拍桌子辩论的模式。
毕超就是莫干山会议里新来的年轻人，他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海南发改委工作，又被借调到国家发改委，以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的莫干山会议，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引来别人误解，一再向《博客天下》强调，这次会议不看工作身份，"不是说是公务员就能参加的。"
现在，这些再度上山的年轻人也有着和当年的上山者相似的背景：年轻、高学历、名校出身、在国家机关工作，他们通过论文的选拔进入莫干山，对第一届莫干山会议的那个时代存有向往。
从莫干山回北京之后，毕超邀请莫干山会议研究者、学者柳红做了一场有关80年代经济学人、有关莫干山会议的读书会。这场读书会的参与者来自清华、北大、人大三所学校，平均年龄28左右，大多数人的学历在硕士以上，在全国人大、国资委、外交部、住建部、国家能源局等单位工作。
读书会上，从机关里走出的年轻人发言踊跃，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并不缺乏阅读和眼界，他们谈论的话题从《激荡三十年》，讲到《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到《大数据》。
这群80年代出生的机关青年更容易被黄江南那批上山者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浪漫色彩所感染，同时，这些体制内的年轻人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迷惘。不少年轻人争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改革是80年代讨论的结果吗？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改革问题是不是80年代也遇到过？外界对我们这群80年代出生的人的评价并不积极，这跟时代也有关系吗？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没有以前那样有激情了？我们应该如何做去更好改变这个时代？
黄江南对《博客天下》分析，30年前上山者与现在的年轻人间的差异，"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包括领导集团对外部世界都知之甚少，对政策研究的需求很大，青年人一有建议，讨论后立即就会被使用。"
命运的转折
1984年，走下莫干山后，黄江南与这群年轻人的命运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卷到潮头。他很快到河南就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副主任，作为唯一的局级干部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点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并被任命起草中国第一版的《外贸体制改革报告》。
而在此后的几年，这群下山者中的部分人的命运同样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而急剧下降，并发生逆转。此后，黄江南也放弃了仕途。当时在莫干山激辩的年轻人，亦是各奔东西。有的成长为高官，有的隐没民间，有的下海经商，有的离家去国。
学者柳红在她关于莫干山的纪念文章中写到黄江南这群上山者的命运转折，"他们无法预见，往后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潮起潮落那么惊心动魄；走向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的道路那么曲折艰辛；历史和社会的代价是那么沉重。尽管如此，莫干山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却不会因为转型过程的困苦而失去价值。"
当黄江南的命运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对此前他走上莫干山时所扮演的"谏言者"身份有过多的迷恋，他开始迅速适应"商业中国"赋予他的新角色，并利用自己积累的经济学知识进入商界，此前他在政府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则成为助力他商业道路的利器。
黄江南离开体制时，正值中国商业大潮涌动，在闯荡商界25年后，他有时候对过往的体制生涯抱以距离感的审视，"如果不在商业中混这些年，恐怕对经济体制认识就没有光在官场里那么深刻了。"
走下莫甘山后的25年里，黄江南感觉自己的空间更大了，他告诉《博客天下》，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不仅仅只有从政一种。如今的他终于可以不被潮流裹挟，更清醒地看待往事，"我并不认为当一个部长比开发一个观念经济学更有意义，也不认为政治局委员有什么了不得。"不过，他也特意点出了自己的老朋友王岐山："当然，岐山同志是扭转党风，那是很重要的。"
他先后在光大集团做投资、在联合国做国际协调官、在美国查顿资本做合伙人。下海、出国、回国……经历一段曲折的经历后，他崛起于商界。
在外人看来，黄江南开始重新审视并梳理，他与体制间的距离，并平衡这种关系。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种外人看来极其高难度的技巧，这也使得他在每一次潮流更替，都没被落下。
几年前，黄江南从美国排名15位左右的查顿资本投行离开，投行的经历让他成为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令他自豪的是，他挣的所有钱都是美国人的。回国后他创办梧桐树资本，投资TMT（科技、媒体和通信行业的简称），目前梧桐树资本已经覆盖了所有TMT领域可投资的企业，包括文化传媒、数字娱乐、信息化、移动互联网。
目前，黄江南在中国的投资还没有给他赚到一分钱，但他认为自己收益很大-这些商业上接触到的企业、管理者以及新的商业思想，能够让他保持自己的敏感性。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经济学家的味道："你无论搞政策研究，你无论搞理论研究，都是从实践到理论，那么你离开实践你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活力，你必须保持一定的跟现实经济的结合度。"
身处江湖的谏言者
走下莫干山的黄江南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位纯粹的商人。这位30年前的上山者曾对这个体制抱有强烈的期望，又在命运被体制改变时，对之抱有有距离的审视。一方面，他远离了这个体制，另一方面，他又注定与其价值有隐蔽而矛盾重重的联系。
与黄江南对话时，你能明显感受到，30年前，那场第一次点燃黄江南与这个国家关联的熊熊烈火仍在他心中燃烧。
在北京五环外一处高档小区的会所里，黄江南告诉《博客天下》："我本来就不是个商人"。
在与记者交谈的两个半小时里，他8次提到"体制"，措辞礼貌而克制。经商对于黄江南来说，是谋生手段，在经商之外，他仍然不断通过以往的关系给中央写一些政策性的报告。30年前，莫干山上，那位谏言者血液中流淌的"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因子仍在发挥效力。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现资金紧张，黄江南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三角债"的分析报告。分析指出中国资金紧张的原因是三角债，进而解释三角债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三角债、如何解决三角债。这份报告直接递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手中，不久朱镕基就把这报告批给了银行的有关方面去考虑解决。黄江南告诉《博客天下》："朱镕基跟我很熟，他原来是我的老师，我们在一个办公室。"
2014年主办莫干山会议的国家发改委官员曹文炼仍对此事印象深刻，还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我虽然与黄江南先生第一次谋面，但还记得最后一次读到你的大作，是90年代初清理'三角债'时给刚调到北京的朱镕基副总理的上书。"
1997年正值亚洲经济危机，还在光大集团任职的黄江南预测到经济危机可能给香港带来的影响，于是第二次给朱镕基写报告，报告精确预测到香港股市要跌破7000点，并列举了解决措施。朱镕基看了之后觉得很荒谬，对黄江南在光大银行的顶头上司说："你跟江南说说，让他控制点，别乱说话。"过了一、两个月，果然，香港股市被打到7000点，他们又把黄江南的报告拿出来，按照上面的解决措施反击。
黄江南相信，就算他离开体制，他对于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建议还是会被接受。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他立马写了一个关于经济对策的报告，给新华社提交内参未果，他直接把报告给了当年的老友、如今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报告提出要放宽汇率差。一个多月以后，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的汇率差幅度扩大。
黄江南的建议甚至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在国家政治和外交上，他也敢于向中央进言。黄江南告诉《博客天下》，他了解那些现在身居高位的老朋友，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想干的事情。老朋友们也愿意听黄江南的观点，他自信自己已经可以把握好这种"身处江湖之远"的谏言尺度："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事情不能干，我会更了解。"
2003年，黄江南就任美国查顿资本合伙人，他发现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人诟病的对象，他看不过去，就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文章，同时也提交给中央相关领导。这篇文章的大意是，美国不能在中国的人权上持一味的否定态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是有差别的。"中国的人权是什么？"黄江南说，"首先是生存和发展，吃饱饭，再谈民主。"
一手了解体制内政府部门的需求，另一手与新兴的创业者相遇。现在的黄江南在政府与民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黄江南做的项目，都带有十足的公共性。比如他最近在推动的一个"北水南调"项目，他看好贝加尔湖的淡水前景，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从贝加尔湖调水到中国北方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
解决北京雾霾问题也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一天打网球时朋友偶然提起可以用飞机撒媒介解决北京雾霾，他听了很激动，讨论问题依然带着科学家的缜密思维："我说你这个想法好，首先是不是科学，他说是，可以解决问题。"黄江南就让他论证，所有的项目，必须能用科学步骤进行成功论证和推导，这样他才会参与其中。
他还在深圳市做交通方案的改革，试图在这个新兴的城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他甚至以民间智库的身份，谏言国家的对外关系。"一些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议题，如果中国政府去跟邻国说，肯定不合适。我们作为民间智库，就给国家提一个有利于双边发展的方案，政府可能还会支持。"黄江南信心满满。
六十而耳顺，黄江南认为，自己熟练掌握了一套在政府与商业之间的平衡术。他告诉《博客天下》，新生事物很难从政府中出现，必须民间把这个新生事物创造出来，交给政府，让政府来认可-他评价这模式："这比较现实。"
回国后，黄江南的一位好友曾在博客中记录他们的一次聚会，与会者有喻杉、荣剑、周为民、朱嘉明、黄江南、华生、郝一生、王瑛、王巍等。作者评价这些人："如果说，三十年前，这些人大都在体制内，为中央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那么，现在大多数人都远离权力中心。"然而，"不管是在茶室，还是在饭桌上，话题总是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改革。"
潮起潮落
30年后，当年在莫干山上风头正劲的"改革四君子"中的两人-黄江南与王岐山在走下莫干山后仍然保持联系。黄江南对《博客天下》分析王岐山从政多年来的起落，他评价老友：低调、幽默、真性情，"是块石头"。现在，这位在莫干山上激扬文字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岐山成为执行中共反腐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也以手腕强硬备受瞩目。
黄江南最近一次见到王岐山是在他出任中纪委书记之前，此后两人一直保持通话，他将自己老朋友王岐山现在的行为称为"为国家努力"，而将自己的现状定义为"做学问"。
黄江南告诉《博客天下》，早年间很多媒体想要从他身上挖出王岐山的故事，被他一一拒绝。直到王岐山挂帅中纪委，他才开始逐渐在媒体上释放出早年王岐山的事情，这是老友的默契："以前我不讲，是因为我知道岐山肯定不喜欢在媒体上出现。现在我讲，是因为反贪是战略决战，中国的希望就在此，但是这一仗打好了，中国可能走到一个很光明的前程。"王岐山是这场战役的主将，如何让官员队伍和普通人支持他？黄江南认为，首先要让别人了解王岐山，这就是他作为朋友能为王岐山做的。
黄江南跟王岐山相识于1979年，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邀请，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做调研、出主意。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1981年4月，新华社创办《瞭望》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写的就是"改革四君子"，写完之后《瞭望》的第一任主编穆青才通知他们。王岐山当时急了，带着黄江南、朱嘉明、翁永曦跑到新华社，一定要把这个封面撤下来。
穆青面露难色："杂志已经在印厂印刷完毕，只等发行了，没办法撤啊。"
"印成书也要撤下来，不行你重印。"
"重印也没好稿子了，你们是头条啊，我没有其他的好头条了。"
"那你就开天窗，就算开天窗也不能'改革四君子'放上去。"
整整半天的拉锯战，穆青最后妥协，撤换封面并重印了杂志。王岐山说，搞政策研究不是哗众取宠，他的目标是拿出真知灼见的意见而不是宣扬自己。"我们不是演员，不是靠名声，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产品。"
从此之后，"改革四君子"除了学术和政策研究，其他方面都变得很低调。同样低调的还有如今销声匿迹的商人翁永曦，事实上他一直在给中央写报告，黄江南评级他"在圈内是个很重量级的人物，很多执政者对他相当尊重"。翁永曦做了很多工作，拿了很多奖，但极少把这些成果拿到媒体上去发表。
黄江南维护他的老友，他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跟王岐山对着干的腐败分子，"你们没什么希望，就王岐山的性格，你们没什么获胜的可能，你们知难而退吧。"莫干山会议过去30年，并非每一位走下山的年轻人都如黄江南的朋友王岐山那样成为这个时代中所定义的成功者。他们的命运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所叙述的那样，他们或是被命运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南方周末》本刊记者|汪再兴 实习生|罗婷
——博客天下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