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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引此圖頗珍貴，「延安講話後的留影」，圖兩側尚有標語『文藝服從於政治』、『文藝為工農兵而創作』，而陸定一周揚必在其中。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陸周二人又特别心狠，"文革"雖拿吳晗開刀，但北京城中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陆周，二人死去活来，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我有一文《白毛女》，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57837789893331/?
專講周揚及其為中共打造的精彩文藝路線，中共後來者難望其項背矣！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十九世纪末对中国来说，有两个"现代化"的威逼降临。第一个"现代化"当然是"西学"和贸易伴随"坚船利炮"从太平洋驶来，叫中国不可能再睡在"前现代"；另一个则是所谓"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即这时已经不可能孤立地谈论某一国家的文学了，文学不管在多么遥远或者原始的国度里，都开始了一个走向"世界文学"的历程。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
小说救中国：五四
因此，在这两种"现代化"历程的犬牙交错之下，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只是"外辱内患"、政治斗争、战争、思潮和文化变迁对文学的影响，也是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断重新编码的过程，大体来说，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中国文学遭遇了两次大的历史语境："五四"和 "延安"。
先说 "五四"。
中国近代史研究越来越廓清了一个问题：不是１８４０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而是１８９４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惊起了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的"救亡意识"。甲午战败激出戊戌维新，１８９８年变法失败。同一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行；也在这一年，梁启超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他说："彼美、英、德、法、奥、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最早把中国文学同近代政治挂起钩来的，大概就要算这个梁启超了。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办「新民丛刊」，鼓吹"小说界革命"，他最精彩的言论就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在报纸上预告要翻译的"历史小说"，包括演义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钟」、演义法国大革命的「洪水祸」、叙述俄罗斯民党的「东欧女豪杰」，凡十几种。后来梁启超本人还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幻梦倒影之法，写起之于义和团事变的五十年历史。他还打算写一部「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中国不变法导致的悲惨后果。
戊戌前后，由于政治改良运动的需要，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发展，小说成为新派人物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工具，一时"谴责小说"、"社会小说"风行。因而，文学被视为政治改良的工具，乃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当然不只是小说，还有改革诗文（"诗界革命"），提倡白话，输入话剧，总之，从语言到文学观念都开始同中国传统撕裂了。这种撕裂终于导致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也终于"脱胎换骨"地汇入"世界文学"之中，但是，它却因此烙下了连被西方文学潮流主宰的"世界文学"也不曾有过的两个"胎记"：一是所谓"感时忧国"的文学精神，一是"疗救灵魂"的文学功能。
梁启超曾说过："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种看法是传统不可能有的，古典中国历来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小说地位之提升，正可引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因"西学东渐"而被颠覆的一个证据，受到颠覆最剧烈的是所谓"大传统"，即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精英里面的激进改革者故意要借助"小传统"，即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边缘的民间通俗文化，以唤起民众。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废文言崇白话"，也就是接近对传统精英文化具有颠覆性的大众话语，是同样的道理。
由于需要唤起民众，所以梁启超引出的小说改良政治的功能，到"五四"人物手里又深了一层，被视为可以"改造人的灵魂"了。用鲁迅的话来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戊戌到"五四"不过一二十年，文学就从"改良政治"走向"干预灵魂"，其原因在于当时知识分子由于民族危亡和文化危机所产生的激进思潮。这种思潮大致有两种：
一是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改变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即从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兴衰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直线的或螺旋发展的观念，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不可阻挡的进步意义，而中国则在这时间的进步之下沦为从文化到灵魂的"东亚病夫"，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治疗"；另一种思潮，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五四"人物皆持整体性反传统主义（ｔｏ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ｔｉ一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态度，认为儒家以一种基本教义式（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ｃ）的思想支配中国人，并使中国积弱。因此他们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而这正好也是传统儒家的思想模式，即精英分子有责任通过"教化"民众以整合社会，在二十世纪初"教化"的方式就是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再造民族灵魂"来拯救中国的危亡。
疗救灵魂的"民族寓言"
１９２０年８月，日本「支那学」月刊发表青木正儿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者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这个以十三篇日记的片断构成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般都认为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用隐喻手法写一个"狂人"疑惧自己整日被大哥所追吃、并从四千年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二字来。鲁迅自己说他"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族，因成此篇"，一语道出他思想模式上的"五四"式的激进，但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中国传统乃是一种泯灭个体的文化。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美国一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则从这篇「狂人日记」里读出了他所谓的"民族寓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并断言"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皆可作为这种"民族寓言"来读，而鲁迅小说是"这种寓言化过程最佳的范例"。这种看法认为，情欲以及无意识等私的领域同政治、经济和阶级等公众领域的彻底分离，在第三世界尚未完成，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表面上好象在讲述一个私人的故事，其实同时在隐喻另一个属于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鲁迅的「狂人日记」，只会被西方读者读成描述私人病态的心理小说，而它的政治寓言的阅读方向就被取消了，这一阅读方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和历史的恶梦。
鲁迅的另一部小说「药」，写农民华老栓照习俗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反丢了儿子的性命 ；而反清革命者夏瑜被伯父出卖，绑赴刑场砍头，他为民众流的血竟被华老栓拿去为儿子治痨病。小说结尾，第二年清明节，两个死者的母亲在扫墓时相遇。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正好是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显示在鲁迅那里，政治预言是无需解释地公然显露的。这对Ｊａｍｅｓｏｎ又是极重要的启迪，他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寓言结构过于隐晦，而知识分子彻底分离了私与公、艺术与政治，便也从此丧失了干预现实政治的可能，"世界文学"应重新发掘"第三世界文学"这方面的价值。
然而，对鲁迅的读解叉可以是多样的。比如，撇开"民族寓言"或政治寓言一类的读解，视鲁迅小说为他个人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一个与世不和的孤独者的一连串心理危机、困惑、挫折、失败和心灵探索的文学表露。问题在于，这个孤独者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执意要面对"民族的灵魂"，于是他便如同面对一群身处密闭的"铁屋子"里将要昏死过去的读者而扮演一个"呐喊者"。由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需要，正是由鲁迅发端，现代中国文学形成两大题材：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在「呐喊」、「彷徨」这两个小说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乃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知识分子在他笔下，一般也是颓唐、消沉、向恶势力屈服。最后，这个呐喊者"也终于厌倦了呐喊而沉默起来，在他另一本杂文集「野草」当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已无话可说。这个孤独地面对"沉默的民族灵魂"的"呐喊者"，被后来的中国人尊为"民族魂"。
离弃"五四"
虽然从"五四"以来都市里的激进知识分子一直鼓动"群众运动"，但知识分子借西化思潮在"五四"营造的新文化空间，却犹如一束光圈，这光圈之外就是一团漆黑，这便是鲁迅所感觉到的民间的沉默。还有一位著名的"五四"干将罗家伦则认为，知识分子取得民众信任的办法，是"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你"。
按照把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观点，"五四"后中国的"大传统"已经一分为二：激进知识分子的"五四"新传统和礼崩乐坏的旧传统，而中国的小传统"民间文化，则由于"大传统"的式微和皇权崩解后国家意识形态坍塌，反而成为边缘政治和文化驰骋的广阔空间，滋养著试图回到政治文化中心去的各种边缘文化和边缘话语。"五四"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卫生学"（ｓｏｃｉ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式的"疗救"文化，从一开始几乎就是绝望的，这绝望在于它面临著将会被它的疗救对象——那些暂时还缩在边缘的文化和话语"反治疗"的命运。
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作为"五四"政治产儿的中共撤离城市，它在农村不仅找到了武装割据的空间，也找到了"民间文化"这个供它日后杀回中心去的"文化根据地"，由此，"延安"成为一个潜在的、新兴的权力中心和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就在第二年，上海有一群被鲁迅称为"才子加流氓"的激进分子，主要是激进诗人郭沫若和一些刚从日本带回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文人，开始鼓吹"革命文学"，揶揄"五四"只是提倡了一种"欧化"文体，胡适和鲁迅都被攻击，郭沫若还提出了文学只是"一部留声机"的说法，"到民间去"的口号也发出了。这其间还产生过一个标准的"革命作家"蒋光慈，和他用革命概念堆成的小说「短裤党」，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小说叙事的主流话语，还是被控制在"五四"哺育的一代作家笔下，但这些都市里的"亭子间文人"只象一种城市的浪人，在租界里呷咖啡时会特别神往"民众"和"民间"的困苦、战争和革命，那里不仅提供道德满足，也提供读者。所以，从茅盾的"静女士"（「幻灭」）到丁玲的"莎菲女士"（又是一部「日记」），都虚构了一种"新女性"抗拒城市（现代文明的象徵）物资和肉欲的诱惑、向往浪漫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间的神话。这种神话真实地显露了以"五四"新文化为皈依的知识分子身处汪洋大海的民间中国时的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强烈的孤独，并显示结束孤独（个体、独立、自我）的唯一出路是投身革命，溶入群体。
然而，这一类的小说，依然遭到来自延安的批评，说这种"畸形都市的产物"不能表达"人民大众"的话语和情感。"五四"新文化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１９３０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上海成立，党管文学，组织管作家始之于此，这种"管"从一开始就是要规定"怎样写"的问题。写完了「日记」就投身革命的"沙菲女士"——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她告诫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记住自己是在替大众说话。"
"民族国家"小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遏制了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使退居边远农村的中共获得喘息和发展。在文化格局上，战争动员民众的情势，不期然使民间文化从中共的边区到沦陷为"孤岛"的上海都蓬勃起来。战争和离乱使文学发达，却熄灭了"五四"引进的最后一点点西方的自由精神。从"话语权力"网络来看，在后发达国家追寻民族自立、独立建国的过程里，即仿照西欧"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形成时期，建构中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已经高度制约和塑造了民族的精神、想象力和话语。中国如果从帝制以后就算独立建国，那么"民族国家话语"的制约应当从辛亥革命就开始了，以后越是民族主义高涨越受到制约，抗日战争时期便如此。
１９３４年萧红萧军二人从东北流亡而来，带著他们的小说到上海见鲁迅，使鲁迅读后给予"力透纸背"的称赞，另一位左翼作家胡风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后记写道："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生命的轻贱与捐躯的壮烈，二者在"民族国家话语"中方能得到转换，这种对"蚁子"的歌颂便成为反帝爱国的新"民族寓言"，从价值层面来看，就把鲁迅式"民族寓言"描写的那种麻木、消极的灵魂大大提升起来。"疗救"文学到此退出历史语境，文学叙事中的"人民"、"群众"等话语和概念开始获得纯粹正面的意义，它们日后将曾膨胀到所谓"高、大、全"的境地。
但是，如果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换成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读解「生死场」，它可能又是关于中国女性的一部"民族寓言"，因为萧红在这篇小说里大量描写的是女人面对生活、生育、死亡、暴力的恐怖现实，"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女性的身体上，而不只是民族兴亡上。「生死场」从女人的感觉写出了这样的意味：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然而，如同萧红的早死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话语很快就淹没、宰制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中。施行这种宰制的是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
脱胎换骨，延安对"五四"的反治疗
１９３７年来到延安的丁玲，也从女性角度写了一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讲一个叫贞贞的女人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弃贞操观到日本军队里去作妓女，事后又拒绝成为"英雄"。这篇小说在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是被批判的重点，丁玲受到彻底的清算。这不是文学上女性主义同"民族国家话语"的摩擦，而是清算"五四"的开始。
最具象徵意味的是，延安整风还清算了丁玲的另一部小说「在医院中」，这场整风正好是要把"五四"熏陶出来的类似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送进一个"医院"里去重新"治疗"一遍。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即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所以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自己才是"猴子"），要"脱胎换骨"。有时这种治疗是见血的，有一个同丁玲遭遇相同的作家王实味，就在整风中被砍了头。
至此，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历史语境"五四"所形成的文学功能（疗救）、作家的社会角色（医生）和话语（"民族国家"），都被下一个历史语境——一个边缘的、民间的但也是外来的意识形态重新治疗了。
一九九四年冬伴妻疗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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