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日星期日

盧斯達:大多數人只是要川普去收拾混亂不堪的美國

上報 2024年12月01日


「回音室」這個詞在歐美興起的時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體多,形容人們長期接收單方立場資訊,最後與現實脫節。但是網絡早已是現實的一部份了,始終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來就會因為意識形態而自然建起「回音室」,網絡只是這個行為的伸延,並不是人們發明了社交網絡演算法(會不斷推送你有興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國大選的震撼結果,川普和共和黨取得近代極高的民意授權。親民主黨的傳媒、社會菁英、名人在事前幾乎沒人能料到「全面翻轉」的結局。全球自由派彷彿也在選後也陷入某種失語至今。這種震驚當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評估一下「建制」與一般人的脫節有多嚴重。

 

一些民主黨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為他們以為川普支持者是社會中的少數,以為會投得下川普的選民都是低教育、沒有國際視野的種族主義者,亦即是「壞人」。當你覺得那些人是壞人的時候,自然就不需要說服,只需要批判。於是反而不斷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國網民早前在tiktok上發瘋的時候,也將敗選矛頭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極端的還會呼籲他人去舉報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親戚」。

 

因為結果發現不少「有色人種」也投了川普。這實在是令自由派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一可能是認為,有色人種、移民和弱勢,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黨吸引。這「想當然爾」一旦破功,我們才會看到現實。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會反移民。因為移民千辛萬苦花錢花時間去心機去賭,來到一個新國家,自然不會樂見其他人是不經過「正常程序」就能落戶。那種「相對剝奪感」對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尋常的美國人有更多東西,在社會已經立足更久,未必會對非法移民問題有那種思考,甚至是因為日常生活過於安逸,會將複雜的非法移民問題採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簡化,變成「是否支持難民可以家庭團聚」的煽情是非題。

 

結果是大多數人投給川普,他們有很多人不是傳統的MEGA支持者,但他們只是需要一個人,甚至可以是一個絞刑吏,去收拾現在混亂不堪的美國。

 

自由派菁英對於川普的「壞形象」過於自信,但這些敘事其實是由自由派生產,再由自由派傳播,民調又是他們做的,就是一個人形蜈蚣式的資訊房。麥克風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們可能有異見,但你聽不到。

 

全面翻轉的選舉結果告訴世人,民主黨也長期有自己的回音室,而這個回音室才是導致川普如此大勝的推手。(美聯社)

 

全面翻轉的選舉結果告訴世人,民主黨也長期有自己的回音室,而這個回音室才是導致川普如此大勝的推手。民主黨高層認為次要的問題,其實才是美國人最在乎的議程。

 

長期來說,一定會有很多人向執政當局反映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將一些自己不喜歡的現象視為「假新聞」,例如非法移民影響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視而不見,認為是「極右陰謀論」一句帶過,討論完結,社交傳媒刪文封帳處理。

 

所以「始終不理會邊境問題」的印象也成為他們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極右、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之類大名詞就像咒語一樣很有用,似乎只要將一些人一些事打為極右,就可以將那些東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們太隨意了,事實上也是不斷終止自己陣營理解異物的可能,令自己越來越不靈活,越來越無法及時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終將自己隔絕於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回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學院那一套價值觀不應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們的想法,那麼美國現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們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政治關注。

 

掌握了傳媒和話語權的菁英擅長創造新詞,創造概念,例如他們部份會將這種「人民求變」的樸素現象形容為「民粹」,有著道德譴責色彩。在太平盛世,我們會比較害怕失去面子,因為得罪了這套意識形態和語言遊戲,被當成黑五類,你就不要指望能擠身於菁英社會。

 

然而當世界已經爛到人們失去擠身其中的,你的階級禮儀就不能再對他們生效,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就對下層一般人失去最後的統制力。

 

選舉結果中,年輕人竟然有那麼多人不投進步派,年輕人本來應該不會那麼世故,要有理想主義才是,但他們堅定求變。那可能是進步派執政的現實,實在太爛了,幾年老盡了美利堅青年的心。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梁慕嫻:香港民主運動己孕育出足令中共膽怯的領袖

梁慕嫻 
上報 2024年12月01日




2020年戴耀廷發起推行「35 + 民主派初選」。爭取泛民主派在當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數議席。2021年1月6日他與其他民主派初選參與者因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捕。2024年11月19日 他被指為首要份子, 於裁判法院判處10年監禁。

 

勇哉!戴耀廷先生    

 

戴耀廷先生為爭取香港的真普選於2013年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而成為民主派著名的意見領袖。 他於2018年3月赴台參加「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的「港澳中各民族及台灣自由人權論壇」 並發表演說。中共指控他在論壇上的發言是宣傳港獨,對他口誅筆伐,嚴詞譴責。 戴耀廷受到中共文革式批鬥。

 

連日的批鬥戴耀廷先生事件,是香港工委書記(即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上任以來,首次大演身手,發動大規模有組織性的反獨鬧劇。他按下電鈕,向地下黨所能控制的單位下達命令,包括《文匯報》、《大公報》、特區政府、中聯辦、四十一位親共立法會議員以及一眾御用組織隨之搖旗吶喊,群起而舞。劇本編排相當精細,先有《文匯》,《大公》兩報的報導,然後才有特區政府為回應傳媒查詢的聲明,讓特府出師有名。事件表明特區政府是被按鈕指揮的機構之一。筆者相信地下黨員己經進駐港府,新聞處己有黨組織。

 

他們專門針對戴先生,進行人身攻擊,誓要把他鬥垮鬥臭。王志民更得到上級機構國務院港澳辦和《人民日報》的加持,迅速掀起一股駭人的氣勢,意圖震懾港人的自由意志。書記舞劍,志在戴公,目的是褫奪戴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教席。

 

戴耀廷說了甚麼?

 

他說:「 反專制成功以後,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 在中國大陸不同的族群可以考慮作為獨立的國家或是聯邦政府,這就是國際人權公約中授與人民的「民主自決」權利。「民主自決」 就是透過族群中每一個人平等的權利去決定他們的前途是怎麼樣,香港的未來也是這樣。」 戴耀廷的講話實質是一個學術討論,「民主自決」 是他研究的結果,是對未來的想像而已。

 

對中共的政治迫害,他作出回應:「 本人並不贊同香港獨立,也不會推動『民主自決』 的公投,因為現階段條件並不存在。 沒有人知道未來情況,若有些人為香港未來多想一些就被打壓,這香港肯定已不是我們所珍惜的自由社會了。」

 

他進一步說:「自己並非反共,而是反專制。共產黨是專制政權,我是反對現在的共產黨。但若專制結束,中共仍可以繼續存在,在非專制的中國做一個政治組織。 所謂反共與推翻共產黨專制政權是兩回事。 惟有中共專制政權結束,才有可能出現民主制度並尊重人民自決權利,中國各族群才有可能成立獨立主權國家。 在這個環境下,說香港獨立才有意思。」

 

他接受訪問時說:「 對於政府和主要政黨的猛烈譴責感到極度震驚」。 他指出:自已的言論只是對末來想像的一些看法,没有違反任何刑事法例,並質疑香港已達到以言入罪的地步。 他又形容這些批評是對他有組織性的攻擊,為他安插罪名並要他禁聲。

 

中共建國以來的治國之道就是通過找尋敵人,製造敵人,作為發動群眾,合理化其統治的政策。過去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找尋階級敵人更或製造階級敵人,令全國冤假錯案舖天蓋地。現在,以愛國主義為綱治港,要找尋的是分離份子,製造的是港獨份子。這就是香港工委不斷咬實港獨議題不放的原因。在愛國旗幟下,以反港獨之名,正在製造「戴耀廷冤案」。

 

其實,戴耀廷先生在台灣的講話中,還有最重要的,最剌激中共神經的,說出人類歷史規律的幾句話。他說:「從人類歷史看,沒有領袖能不死,沒有政權可不倒,也沒有政制會不變。」在中共眼裏,這就是為他們敲響喪鐘,正是大逆不道。他們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才怪。在怒火遮眼之下,只要看到「獨立」兩字便如獲至寶,不管它是現在式還是將來式,便急不及待地宣佈抓到一個「港獨份子」。

 

為甚麼是戴耀廷?

 

因為他說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他指出:「沒有領袖能不死,沒有政權可不倒,也沒有政制會不變」的歷史規律,為人們撥開霧霾看到光明。將來,將來,人類歷史的規律,就是希望。

 

因為他是一位堅毅的踐行者。由佔中運動、雷動計劃到風雲計劃,他鍥而不捨地為香港民主運動,為反專制運動籌謀一條可行的道路。他放下身段走到基層,接觸群眾吸收經驗。他所做的沒有半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

 

因為他不怕強權打壓,不理所謂「紅線」。講話地點,講話內容,隨心而發,不作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他堅守自由的決心,誓死捍衛自由的高度,成為我們的典範,令我感動不己。

 

戴耀廷說:「我會繼續秉持無畏無懼的精神,以愛與和平,宣揚民主自由的信念,直至香港能有真正民主的一天」。

 

朋友,我要告訴大家,香港的民主運動己經孕育出一位足可令中共膽怯的領袖了。

 

※作者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鬥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

 

(本文原載2018年 4 月5 日《蘋果日報》,經作者修改、增添)

香港十年抗争:在沉默与抹煞中挣扎保存的记忆


  • Author,黄晓恩、黄玮殷、张友慈
  • Role,黄晓恩、黄玮殷、张友慈
  • BBC记者



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维多利亚公园漫步时,记忆如潮水涌回。这里曾是香港抵抗中国的地标。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场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购买挥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游行,通常从维园出发。12岁,他参加了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大型烛光晚会。这些晚会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开举行。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烛光晚会早已终止,年宵市场的政客摊位不复存在,抗议活动被压制,民主派人士纷纷入狱。肯尼感到,属于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启蒙正被逐渐抹去。

“人们还是继续过日子……但你能感觉到,改变一点一滴在发生。”这位前社会运动人士说道。“我们城市的特质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变化,拥挤的电车依然在热闹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如昔。

但若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变化的迹象——每晚灯光通明的摩天大楼,闪耀着对“祖国”的赞颂;粤语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交谈声也显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欢迎北京的掌控,无法准确得知。然而,过去十年中,数十万人曾上街抗议,这些活动始于2014年的一场民主运动。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些行动,但几乎无人会否认,北京的确成功镇压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对香港更见自由的希望渐已消逝。

中国政府称已让这座城市从动荡回归稳定。影响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之下,数百人被捕。成千上万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惧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担心遭捕的社运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则选择留在本地,低调过活。

然而,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个自由香港的记忆——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记住的地方,对抗北京试图重新塑造这座城市的行动。

然而,在许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奋力抗争,试图铭记这个地方,以对抗北京对这座城市的改造。

2014年10月28日,香港,数万人聚集在主要的抗议地点,手持雨伞示威。这是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者的一个月后。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2014年,成千上万人参与被称为“雨伞运动”或“占中运动”的示威,占领了香港的街道。

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承诺,香港在50年内将保留一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不过,随着北京在香港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不安情绪也逐步升温。

2014年9月,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香港的市中心发起大规模静坐,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场运动让一批新一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学生黄之锋,以及提出“占中运动”构想的大学教授戴耀廷。

这场运动也为2019年规模更大、矛盾更尖锐的抗争埋下伏笔。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于北京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计划允许将逃犯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虽然最终当局撤回计划,但抗争持续升级,诉求扩展到争取更多的民主,最终演变成北京在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如果占中三子没有戴耀廷,其实是不会出现到这个占领运动。”与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师共同发起这场运动的陈健民说。

“他还是带着一些学者的脾性,有事情就想讲⋯⋯反而够胆去推一些事情,想一些好大的理念:公民抗命、占领等等⋯⋯改变历史往往都是有些过度乐观或是冲动的人去做到的。”

2014年9月14日,在香港举行的一场游行后,民主活动人士朱耀明(左)、戴耀廷(中)和陈健民(右)在台上演讲。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朱耀明、戴耀廷(中)与陈健民是2014年“占中运动”的核心领袖。
2013年的朱耀明、陈健民与戴耀廷。

图像来源,Chan Kin-man

图像加注文字,2013年,三人在一起为戴耀廷庆祝生日,手举一份木雕生日礼物,上面刻着“坚持、和平、仁爱”的字样。

陈健民与朱耀明牧师如今居于台湾。陈健民在因参与“占中运动”被判煽惑公众妨扰罪成而服刑11个月后,于2021年移居台北,目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戴耀廷则依然在香港,未来十年将在监狱中度过。本月初,他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的40多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以颠覆罪判刑。过去数年长时间在狱中的黄之锋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高喊:“我爱香港。”

翌日,76岁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身为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黎智英虽然身体虚弱,但态度坚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只是传递了香港人的价值观:“追求民主与言论自由。”

这些审判安静地进行,与当年引发抗争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议活动迅速被压制——一名因养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亲,很快就被警方带走。

北京为这些限制措施辩护,认为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并强调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无权对中国的法律及执行方式指手画脚。

不过,批评者认为,北京已背弃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的承诺,不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还压制了曾经响彻全城的民主呼声。

视频加注文字,香港民主派47人颠覆案:一场初选如何引发国安法最大案

陈健民远在台湾,看着这一切在香港发生,内心充满沉重的无奈。

他回忆道,2014年之后,改变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说:“好多已经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经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可以说我一生做的事都失败。”

即便如此,他仍在坚持。除了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占中运动”的书、收集香港抗争的相关物品以建立档案、筹办学术研讨会,并在网络上讲授民主与政治课题。

这些努力让他感到:“我觉得我好像没放弃香港,我不觉得我离弃香港了。”

然而,离开的选择也让他时常陷入挣扎。他说,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更快乐,但同时也“有种失落”。

“你觉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对那个困境?有时会少了这种同在的感觉。”

陈健民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Joy Chang

图像加注文字,陈健民自2021年起在台北居住。
视频加注文字,雨伞运动十周年之际,“占中三子”分处香港的狱中和台湾。移居台湾的陈健民、朱耀明和BBC中文分享十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对戴耀廷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思念。

“如果你不呼吸这里的空气,就无法真正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感受不到这里的脉搏,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真正离开了。”肯尼一边走过维园,一边这样说。

过去几年,随着好友纷纷离开香港,他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欢送派对。尽管如此,他坚持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是我的根源。”

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那些离开香港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经消亡。“香港还在,它的人也还在!他们怎么能说香港死了呢?”

不过,他也承认,这座城市的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香港人说话之前必须三思。肯尼接受BBC访问时不愿透露真名,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

他说,许多人已经逐渐适应了一种“监控常态化”的生活状态。“有些红线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在哪里。”

曾经公开的抗争形式已不再,活动人士改为撰写请愿信。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则成为禁忌。肯尼说,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都对社会运动抱持谨慎,因为害怕被逮捕。

穿着印有特定标语的T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拥有某些绘本,都可能触犯法律,让人因“煽动罪”而入狱。

2019年6月4日,香港,民众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晚会,手持蜡烛悼念。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曾是每年举行天安门事件遇难者悼念晚会的场所。
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假期期间,五彩缤纷的灯笼点亮了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2024年维园举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同时纪念中共建政75周年。

肯尼现在很少外出。“现在(跟往日香港)的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走出维园,朝向金钟走去,记忆却再次涌现。

靠近政府总部时,他指着一个地方说,2014年9月28日,他就在这里第一次被催泪弹瓦斯呛得喘不过气。

那一天,警方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这一行为激怒了群众,也让民主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

随着抗议升级,发射催泪弹几乎成为街头的日常景象,许多人撑起雨伞抵挡,这场运动因此得名——“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方在靠近政府总部大楼的抗议活动中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肯尼当时被呛得喘不过气。

这场回忆漫步的最后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也被称为理大(PolyU)。这里曾是2019年示威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对峙,用投掷物对抗催泪瓦斯、水炮和橡胶子弹。

五年过去,当年学生用砖块和汽油弹与警方激烈对抗的校园入口已重新修建,曾发生最激烈冲突的喷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样,校园似乎也被清除了过去的抗争痕迹。肯尼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不希望人们记得某些事情”。

随后,他匆匆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树丛掩映下,一堵低矮的墙体露出斑驳的破洞和水泥块的残迹。很难确定这些痕迹的来源,但肯尼相信,这些是当年战斗的遗迹,逃过了被抹去的命运。

“我不相信我们会忘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他说。“遗忘过去是一种背叛。”

香港理工大学一道满是弹痕的红砖围墙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 Lok Lee

图像加注文字,理工大学标志性的红砖砌成的一道墙布满了弹痕。
香港示威抗议物品的拼接图。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 Lok Lee

图像加注文字,肯尼秘密收藏了一批与抗议相关的物品。

在英国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乐购/特易购)咖啡馆里,卡苏米.罗(Kasumi Law)谈起了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会很喜欢海,我来到才发现的。”她一边享用英式早餐,一边说道。与英国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闪亮的,因为对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厦⋯⋯我(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

卡苏米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搬到英国,这个决定源于过去十年来不断累积的不安。2014年,女儿刚出生几个月,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

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学生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书店店长失踪——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她说:“留在这里,我似乎说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争浪潮。北京加大镇压力度后,英国推出了一项针对1997年主权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签证计划。卡苏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为了女儿的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选择在伦敦附近的小镇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苏米成为全职母亲。

然则,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香港的思念。她把这些情感记录在YouTube的视像日记里,其中一个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红,引发一些港人的共鸣,但也有人批评她的移民选择。

卡苏米与她的宠物狗在香港南丫岛的合影。

图像来源,Kasumi Law

图像加注文字,卡苏米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是在香港南丫岛和她的宠物狗Glory一起嬉戏的时光。

最终,思乡之情压得她喘不过气,于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亲。在两个月里,她重游了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题公园和科学馆,品尝母亲煮的节瓜粉丝和炒蚬,还享受了家乡美食如蛋挞和蜜瓜味豆浆。

不过,她记忆中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母亲看起来老了,女人街里她最爱的几家店舖也已结业。

某个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悦地看着自己深深怀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当她注意到周围的人时,发现大多数都在讲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当我看着这个海,有很熟悉的感觉,但这个环境、身边的所有人令你觉得很陌生。”

卡苏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今年,香港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她的朋友建议她回港前最好删除所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的与抗议相关内容。

这与她对2019年的记忆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她带着女儿参加抗议,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毫不害怕。

“我没理由现在走回头路”她说。“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回香港未必会习惯。”

“我女儿在这里很快乐。看着她,我都觉得(移居英国)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苏米自己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结交了新朋友。不过,即便在英国展开新的生活,她依然坚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粤语和女儿交流,全家也经常一起观看粤语电影。她的女儿目前还不明白2019年他们参与的抗议活动的意义,也不了解始于2014年的民主运动。但卡苏米计划等女儿长大一些后再向她解释。

她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她特别为女儿的一个小习惯感到自豪——当有人称她为中国人时,女儿会生气,并与对方争辩。

卡苏米笑着说:“她经常告诉别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

视频加注文字,BBC纪录片:香港的自由之战(上)
BBC纪录片:香港的自由之战(下)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