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組製圖台灣總統賴清德在其執政100天的記者訪問中，指出中共如果真的要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話，應該向俄羅斯提出收回被沙俄時代侵佔的大幅領土。這個發言頓時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也令我感慨萬千。
首先是個人的遭遇，20年前，我以「鐘國仁」的筆名在香港《明報》發表一篇文章：《江澤民要向中國人民交代的一件事》（見該報2004年9月30日），在華文媒體中首次披露了中共在1997年通過同俄羅斯簽訂新的邊界條約，實際上放棄了沙俄時代從中國掠奪的土地，而這些國土是前蘇聯領導人列寧曾經三次發表聲明要歸還給中國的。筆者質疑中共為何要這樣出賣國土。這篇文章發表後半年，我就在2005年4月22日被中共拘捕，並控以間諜罪入獄三年。
中共拘捕我是為了滅聲，怎料卻更加引起香港及國際社會對事件的關注。政論家李怡很快就將我的冤獄同揭露中共出賣領土問題掛鉤。在過去20年間，我的冤獄引發更多人關注中共賣國的問題。我常常自嘲，只要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瞭解這件事，則我的監就沒有白坐。這個訊息經過20年的傳播後，今天終於由台灣總統公開提出來責難中共，瞬間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就更加說明我的監沒有白坐。
中共早就不讓民間就北方領土問題發聲
早在25年前，中共就警告我不要就北方領土問題發聲，否則對我不利。1997年11月18日，我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一篇長文："Will China give up its claims to the Spratlys?"，回應那時剛剛達成的邊界協議草案，指出該草案使中國喪失了在邊界東段約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還不計在西段的幾十萬平方公里。文末我提出，若果對北方諾大的土地可以輕易放棄，那麼為甚麼要同多個東南亞國家爭奪西沙、南沙諸小島？這篇文章使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開批判中共簽署賣國條約的新聞工作者。
文章刊出後，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馬上有人來找我，批評我的文章破壞了中俄友好關係，也挑撥了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他強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同周邊國家有很多糾紛，我這文章只會增加中國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困難，東南亞各國會援引俄羅斯的例子要求中國放棄這些島礁。他更語帶警告的說，希望我以後不要再發表同類的文章，否則會影響我將來到中國採訪。俄羅斯駐新加坡大使館也有人來找我，說我不瞭解中俄歷史，強調那些領土本來就是俄羅斯的。俄羅斯對我不滿我可以理解（因為他們是新邊界條約的最大得益者，當然不想我提出批評），中國對我不滿，則我真的莫名其妙——竟然有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而引致中國政府不滿的拙拙怪事。中共官員除了向我「柔性警示」外，還向我的上司明確表明我這個人對中國「不友善」。我對他們的「柔性警示」完全不放在心上，繼續發表相關文章，終於導致自己鋃鐺入獄。
歷史證據證明中共執政後放棄了大片領土
今天賴清德提出的反擊中共的言論，是台灣抗拒中共脅迫統一的有力的理據。我作為《海峽時報》駐台記者期間（1998-2001），就曾經向國民黨提出類似抗共理據。當年中共指責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都是破壞統一、謀求獨立的（所謂「民進黨明獨、國民黨暗獨」），中共有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能力等等，對台灣兩政黨施加很大壓力。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榮恭（他在任中央社大陸新聞部主任時我們就認識）問我如何化解中共的壓力，我就建議國民黨把兩張地圖拿出來比較，一張是中華民國全圖（版圖形狀像一葉「秋海棠」），一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圖（版圖形狀像一隻鐵公雞，缺了一大片）。兩張地圖比較，就可以清楚看到，誰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誰在出賣國家領土。雖然今天中華民國治權不及大陸及整個「秋海棠」範圍，但兩張地圖卻是鐵一般的歷史證據證明中共放棄了大片中國固有領土。這就對中共聲稱為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必須實現統一的說法形成一個很大的打擊。可惜當時張榮恭說，要堅持「秋海棠」版圖的話，哪怕是口頭說說，也會引起一些國家的不滿，以及引起國內視中華民國為外來勢力人士的不滿，加上「秋海棠」變「鐵公雞」，中華民國敗走台灣有以致之，對此國民黨負有重大責任，所以無法理直氣壯地把領土問題拿出來與中共較勁，筆者對此深不以為然。此事可見國民黨的懦弱，它連從法統上（而不是實際上）維護國家領土的勇氣都欠缺，怪不得它總是被共產黨牽著走，而不敢反「將」共產黨一軍。
現在由民進黨的賴清德執政，他沒有國民黨的原罪，就更應該大張旗鼓地以中共斷送北方領土為例子，證明中共的所謂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說辭不值一文，它的所謂「中國領土一點不能少」，只是用作武裝吞併台灣的一個藉口而已。
北京對金庸的社論表達過不滿
最早拿北方領土來質問中共的是香港的武俠小說家金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筆者作為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獲悉此事。當時中英兩國正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有一天，外交部新聞司一位朋友與我閒聊，問我金庸是甚麼人？為甚麼他老是向中國政府提出讓他們很尷尬的問題？原來金庸在《明報》的社論中，對19世紀關於香港的三個條約予以肯定；又贊同英相表示「對香港居民負有道義責任」等等言論。但令他們最為惱火的是兩篇社論；其一是《等於一千個香港的領土》（1982年10月4日）一文，從邊界領土爭議說起。社論說：
「中國接壤鄰國甚多，除個別外，共十個國家都有領土問題，其中與蘇聯的領土爭議最大也非常複雜。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我國被迫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總面積共40萬零913方英里，比法國加東德西德還大，剛好等於1000個香港面積。1864年中俄在塔城訂立勘界條約，又喪失大片疆土。歷史學家認為這次勘界條約被割去的領土達133.7萬方哩。……這些條約當然都是不平等條約，性質與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等相同。中國和蘇聯交涉的一貫態度是，要求蘇聯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並不要求廢除條約，收回失地的主權。現實的解決辦法是，凍結現行疆界，等將來條件成熟時再商談解決。但蘇聯認為舊條約不能修改，當時訂約平等也罷，不平等也罷，你既已割讓給我，就永遠不能收回了。」
金庸言下之意就是，既然香港是割讓給英國，就不應該收回了。
另一篇是1983年2月2日撰寫的題為《為甚麼採取不同的標準？》的社評。開篇即問：
「中英、中俄簽訂的都是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英國佔了香港，俄國佔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土地。俄國所佔比英國所佔的多了1500倍。但現在北京的態度是：香港的主權非收回不可，中英之間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絕對無效；俄國佔去的大片土地中國並不要求收回，而且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可以作為劃定兩國邊界的基礎。──為甚麼處理同樣的問題，採取截然不同的標準？」
北京曾承認難以反駁放棄北方領土的指控
外交部對金庸的質疑無力反駁，問我：「金庸怎麼老給外交部出難題？」他告訴我，鑒於金庸擁有的社會影響力，外交部十分無奈，特地組織清史學家、邊疆史地問題學者以及邊界法律專家研究如何批駁金庸，結果，學者們表示難以反駁，說只有請鄧小平去「做金庸的工作」，以防事態擴大。鄧小平做了甚麼工作筆者不得而知，只見後來金庸沒有再提北方領土問題，1984年金庸成為基本法草委，並讓他出任重要的九七「政制小組召集人」，封官許爵以及允許他的武俠小說在大陸發行，大概就是為了封他的口。
收回香港論也難以自圓其說
1982年鄧小平接見英國首相撒徹爾夫人時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說得很大義凜然。（見鄧小平：我們對港問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
按照鄧小平這個說法，同樣道理，不收回北方領土，中共就應該「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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