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
1954年出生於東京都。成蹊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系畢業後，進入神戶製鋼所工作。後來擔任父親安倍晉太郎外相的祕書，並於1993年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2003年擔任自民黨幹事長，2005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小泉內閣）。2006年，就任第九十代內閣總理大臣（首相），2007年9月，因健康因素辭職。2012年12月重返執政，就任第九十六代內閣總理大臣，並在隨後的多次全國選舉中獲勝，此後建立了一個穩定的長期政權。
第二次上臺後，開始訴求結束通貨緊縮、推行「安倍經濟學」經濟政策。2014年7月修改憲法解釋，2015年9月頒布《安全保障關聯法案》，使有限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可能。在對外關係方面，主張「俯瞰地球儀外交」和「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並透過強化日美同盟、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對話框架等，奠定日本的對外合作基礎。
2020年9月再因健康問題辭去職務，含第一次執政在內，共在位達3,188天，創下日本憲政史上最高紀錄。2022年7月8日，在奈良市為參議院選舉助選進行街頭演講時遇槍擊身亡，享年六十七歲。
橋本五郎（訪談提問）
1946年出生於秋田縣。讀賣新聞特別編輯委員。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系畢業。曾任讀賣新聞社論委員、政治部長、副編輯局長。2006年起擔任現職，曾榮獲2014年日本記者俱樂部賞。
尾山宏（訪談提問、企劃）
1966年出生於東京都。讀賣新聞社論副委員長。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1992年進入讀賣新聞。曾任副政治部長、社論委員、編輯委員。2022年起任現職。自2002年8月安倍晉三擔任內閣官房副長官以來，一直參與採訪安倍的報導。
北村滋（監修）
1956年出生於東京都。讀賣國際經濟懇話會理事長。日本電視臺控股公司、日本電視放送網監事。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1980年4月進入警察廳。2006年9月擔任首相祕書官，2012年12月擔任內閣情報官，2019年9月擔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內閣特別顧問（皆為安倍內閣）。2020年12月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國防部傑出服務獎章。
書名：《安倍晉三回憶錄》
作者：安倍晉三，橋本五郎，尾山宏，北村滋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談談世界主要國家的領導人
──歐巴馬、川普、梅克爾、習近平、普丁
包括第一次執政期間在內，安倍首相曾與九十八個國家、一百九十六個地區的外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在國際社會上被稱為「外交的安倍」，展現了強大的影響力。
他活用長期執政的經驗，以及天生的政治領導力和斡旋能力，成功地說服美國總統川普，在國際社會發揮美國作為自由民主陣營盟主的力量。他努力不懈地對親中的歐洲各國首腦訴說中國迫害人權，以及強行擴張海權等問題。其中部分領導人接受了安倍的主張，也有領導人對此反應冷淡。在安倍首相眼中，這些領導人又各自擁有什麼樣的真實面貌？
通話長達一個半小時：與美國川普總統的談話
──第二次內閣以來，您曾和歐巴馬（任期二○○九年一月至二○一七年一月）、川普（任期二○一七年一月至二○二一年一月）兩位美國總統舉行會談。聽說您和領導風格務實且公事公辦的歐巴馬總統之間比較沒有私交？
我和歐巴馬只談工作。在首腦會談和晚宴上，即使聽我開玩笑，他也是立刻就回到正題，不回應任何閒聊。可能因為他是律師出身，談工作時，非常重視各種細節。坦白說，他是很難成為朋友的那種人。不過，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往來共事，完全沒有問題。
歐巴馬經常說：「Shinzo（晉三），雖然你這麼說，但真會像你說的那樣嗎？」話語間透著對日本的不信任感。日本曾經承諾，要將美軍在沖繩縣的普天間空軍基地遷到「縣外」。我猜想當時民主黨政權曾向美國拍胸脯保證，可到頭來，還是搬到名護市邊野古。1這似乎讓歐巴馬產生了疑慮。聽說歐巴馬原本也對拍胸脯說「相信我」的鳩山由紀夫首相寄予厚望。畢竟他們都是自由派。所以，他可能強烈感受到日本辜負了美方的信任。
──川普總統一直強調「美國優先」，情緒化的言談風格引人注目。單就消極面對國際協調這一點，他也是位極為特別的總統，您過去見過這種類型的政治領導人嗎？
完全沒有。川普是企業家出身，完全沒有碰過政治和行政。所以，他的思維方式與傳統政治家不同。川普試圖將在商界取得成功的經驗手法帶到國際政治。那就是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主義。
但是，政治和商業畢竟不同。企業追求利潤，但國家倘若只關心利潤，民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政治人物的職責就是權衡協調各種利害以解決問題。
我在第一次執政期間，以及過去所接觸的美國領導人，都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西方世界的領袖」。無論是柯林頓、小布希，還有我第二次組閣時打交道的歐巴馬，都強烈意識到自己的立場。
但川普和他們不一樣。他認為，「憑什麼要美國替西方各國承擔義務？」包括美國該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陣營，以及以中俄為核心的威權、霸權主義國家相互對峙的結構中，聯合西方各國，採取改變中俄的行動，這些問題川普基本上並未深入思考過。在他看來，美中間就是貿易平衡問題、美俄間就是安保問題，以此類推。他只是從兩國間的關係來思考問題。
回顧歷史，世界發生戰火衝突時，比如波斯灣戰爭或中東內戰，即便歐洲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最終還是得仰賴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川普雖然對同盟國喊話：「什麼都要靠我們，真是夠了！」但在某種意義上，他說的其實也沒錯。包括日本在內的同盟國，都必須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對川普說，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 A T O）在內，日本也願意出力，希望說服他扮演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
在通商和貿易領域，主張以自己國家的利益優先這一點尚可接受。但若在安保政策上，美國仍只顧自己的利益，就形同放棄了身為國際社會領袖的地位，如此一來，世界必定動盪四起，引發更多紛爭。我曾多次提醒川普，「國際社會的安全，需要靠美國的存在來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 S C）官員和我擁有一致的觀點，該會議的事務官們還一度想透過我來改變川普的想法。
──您與川普總統經常進行首腦會談和電話會談，您和他之間是否曾約定要定期會晤？
沒有約定。但川普經常跟我說，我們只要出席同一個場合，無論如何都要見個面。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年，中曾根康弘首相也是透過與雷根總統多次會面，努力傳達「日美關係穩如泰山」的訊息。我相信那是支持中曾根政府的原動力。我的父親（外相安倍晉太郎）也一樣。他很重視與雷根政府時期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的關係，每次出席同一場國際會議時，都會進行外長會談。當時我身為父親的祕書，從旁觀察，也深深感受到舉行會談的重要性。
儘管川普致力於「美國優先」，但有時他也會對所推動的政策是否可行感到不安。那時，他會打電話來詢問我的意見。他之所以對我推心置腹，視我為諮詢對象，我認為有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二○一六年秋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我是第一個致電祝賀、並立即飛去見他的外國領導人。
與美國總統的電話會談也一樣。和歐巴馬的電話會談通常很短，一般只講十五到三十分鐘。那時我以為，美國總統因為公務繁忙，擠不出太多時間通電話。
但是川普不一樣。他會花很多時間講電話。川普隨便就可以講一個小時，興致一來還會說上一個半小時。有時才通話到一半我就累了。至於我們都在電話裡說些什麼呢？一般來說，正題在前十五分鐘就結束了，後半七、八成時間都在聊高爾夫球，或是批評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有時，在首相辦公室陪同我進行電話會談的官員們會露出，「不知道川普還要聊多久高爾夫球？」的困惑表情。要是閒聊實在沒完沒了，我就會想辦法拉回正題，然後為對談做個總結。
領導人之間要建立信賴關係，重要的是彼此能敞開心扉。我總是誠實地向川普表達我的想法，我認為川普也真誠地與我分享了他對許多議題的看法。
川普最後也對我表達了讚許、或者說更接近半恭維的話。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我宣布辭職後的電話會談中，川普說：「在貿易談判中，我們可能對安倍先生讓利太多了。」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牽著秋田犬「小夢」歡迎首相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第一次內閣和第二次內閣期間，您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二○○○年五月至二○○八年五月、二○一二年五月在任至今）總共會談過二十七次。在您看來，普丁總統是外界眼中硬漢形象那樣的人物嗎？
普丁總統表面上給人一種冷漠不易親近的感覺，卻出乎意料是個爽快的人。實際見面時，硬漢形象並沒有那麼強烈，而且他很愛說黑色笑話。
普丁於二○○○年五月正式就任總統。森喜朗則是在二○○○年四月就任首相。由於森喜朗首相對於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再加上當時雙方都是初上任的領導人，所以他極力鼓動普丁進行和平條約談判。可惜，一年後森喜朗就辭職了。繼任的小泉純一郎首相，很遺憾地在對俄關係上的熱情大大不如森喜朗，日俄關係也就隨之冷淡。
我就任首相後不久，於二○○六年十一月在越南河內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第一次見到普丁。當時，我希望仿效森喜朗內閣的做法，讓日俄關係有些進展，並打算安排隔年出訪俄羅斯。但後來我的健康狀況惡化，就未能成行。
直到二○一三年四月，第二次執政之後才實現訪俄的計畫。不過在那之前，我先請森喜朗擔任首相特使，與普丁會面，進行事前準備工作。然後我才前往莫斯科，和普丁舉行會談。並且針對北方領土問題發表日俄聯合聲明，在聲明中確立了「將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的方針。此次出訪莫斯科，是我展開領土談判的起點。
──一般認為，兩國領導人互相訪問對方的國家，是外交上的禮節。相對於您曾多次訪問俄羅斯，普丁僅在二○一六年十二月訪問了您的家鄉山口縣，以及二○一九年六月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G 20），僅兩度來訪日本。可以理解為，您並不拘泥於互訪的外交禮節嗎？
我不太在乎這種事。當我眼前有個極力想解決的問題時，自然要不斷去訪問、頑強地去談判，好設法解決問題。
二○一四年二月，冬季奧運在俄羅斯索契舉辦。但就在前一年，俄羅斯政府收緊了對性少數群體的監管，並對宣傳同性戀者處以罰款，導致歐美各國以此舉「侵犯人權」為由，群起反彈。美國歐巴馬總統、法國歐蘭德總統等人皆缺席開幕式。在各國對俄羅斯發起抵制之際，我認為這（對日本來說）是個機會，所以我參加了索契冬運的開幕式，並舉行日俄首腦會談。
俄羅斯在二○一三年國際奧委會總會上，支持東京舉辦奧運。當時也有些國家在俄羅斯的遊說下，將手中的一票投給了東京。那次訪問索契，我們也為此表達感謝之意。
普丁牽著秋田縣知事贈送的秋田犬「小夢」，在索契的總統官邸迎接我的到來。當我拍拍「小夢」的頭時，普丁以半威嚇的口吻對我說：「不小心，牠就會咬人喔！」但隨後又於會談中說了好幾次「斯帕希巴」（俄語的謝謝），反覆感謝我的來訪。
二○一六年五月，我和普丁再次於索契會晤，同意透過「新的方式」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所謂新的方式，就是以包括促進遠東地區產業振興、能源、先進技術等八項經濟合作計畫為支柱。我們從那時起所啟動的策略就是：向俄羅斯傳達出「解決北方領土問題，並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都是符合俄羅斯利益的外交行動」的訊息。
儘管如此，日本在尚未獲得歸還領土承諾的前提下，就先行配合俄羅斯發展經濟的策略，遭到國內研究俄羅斯的學者等嚴厲批評，諸如「安倍犯了一個大錯誤」、「（安倍）放棄了要求四島一併歸還的立場」云云。
然而，堅持四島一併歸還的主張，實質意義上等同於四島永遠無法回歸。因為歷史已經證明了，堅持一次性歸還的主張只會讓談判原地踏步。
二○一八年十一月，日俄雙方確立了方針，以一九五六年簽訂的《日蘇共同宣言》為談判基礎，明確記載要歸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倘若硬要說「安倍做出了讓步」，或許這話也沒錯；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我們只是回到了一九五六年鳩山一郎內閣的立場。
──您從二○一六到一九年，連續四年，每年九月都造訪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並出席以促進投資俄羅斯遠東地區為目的所召開的國際會議：東方經濟論壇。那是因為您重視在海參崴舉行的兩國首腦會談嗎？
每年一度造訪海參崴，是今井尚哉祕書官的主意。他考量到俄羅斯地緣政治局勢不穩，隨時可能引發糾紛；也說不定西方國家會突然間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的制裁。萬一出現那樣的情況，為了確保日俄之間的談判不至於完全停滯，我們決定每年固定出席東方經濟論壇，以保留一個可以溝通的管道。
──普丁總統主張「恢復強大的俄羅斯」，您如何看待他真實的意圖？
他的理想是重現俄羅斯帝國。普丁認為，推動國家改革和資訊公開而導致蘇聯解體的前總統戈巴契夫是個失敗者。
一九八○年代，普丁是前蘇聯情治機關「國家安全委員會」（K G B）的一員，並在東德的德勒斯登擔任特工。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這兩大事件都讓他深感挫折。我認為普丁肯定會想，「為什麼我的國家要做出那麼大的讓步、放棄那麼多的領土？」
而後烏克蘭宣布獨立，則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畢竟前蘇聯時期就在資源豐富的烏克蘭投入了大量資金；後來，俄羅斯也長期支持烏克蘭的資源開發。基於這樣的背景，才會發生二○一四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吞併克里米亞半島這種在國際法上絕對不能接受的事件。在世界史上，俄羅斯帝國擊敗鄂圖曼帝國後占領了克里米亞半島。對普丁來說，吞併克里米亞雖是個人獨斷專行的意志，卻也是「恢復強大的俄羅斯」的象徵。
波羅的海三國的某位總統曾告訴我：「要俄羅斯放棄烏克蘭是不可能的。烏克蘭就像俄羅斯的子宮。而克里米亞半島只是起點，往後肯定會一步步侵吞烏克蘭的領土。」他的話令我印象深刻。
愈發自信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您最提防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二○一三年三月在任至今）正在推進強國路線，似乎志在成為與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比肩的存在。
中國雖在政治上維持社會主義的體制，卻也同時導入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上大國崛起之路。第一任國家主席毛澤東推行的計畫經濟崩潰之後，倡導改革開放路線的鄧小平引入市場經濟、放鬆管制，並接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論」，這一點極為關鍵。我想，習近平應該是想要透過進一步擴大財富，以確立與歷史上的領導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吧？
我在任期間，感覺習近平變得愈發自信。二○一○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他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強硬，不僅在南中國海建立軍事基地，更剝奪了香港人的自由。接下來的目標則對準臺灣。基於對毛澤東經濟政策失敗引發饑荒的反思，鄧小平時代中國建立起集體領導制度；但眼下習近平卻在壓制不同意見，這個體制變得非常危險。
習近平上任後有一段時間，就算在日中首腦會談上，也只是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講綱。我聽說，他連在川普上任後的第一次美中首腦會談上，也是自顧自地低頭唸稿。川普對此曾驚訝表示：「沒想到習近平就這點程度啊。」
然而，約莫從二○一八年開始，他不再看稿，有時還會脫稿發言。我猜是因為從那時起，他很清楚中國國內足以威脅其政權基礎的力量，都已經被剷除了。
──您和習近平曾經推心置腹地談過話嗎？
我沒辦法和中國的領導人推心置腹談話。不過，隨著和習近平舉行首腦會談的次數增加，他不再掩藏自己的真實想法。有一次，他告訴我：「我要是出生在美國，應該不會加入美國的共產黨，而會加入民主黨或共和黨。」也就是說，對他來說，一個不能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政黨是沒有意義的。表面上，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是認同共產黨理念而加入黨的基層組織，隨後進入權力中樞出任要職。但是，從習近平的說法來看，他並沒有所謂的思想信念，加入共產黨只是出於掌握政治權力的目的。他是一個極端的現實主義者。
二○一八年十月，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日中首腦會談上表示，「希望幫助日本解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關於這一點，日方已在事務層級上進行相關運作。我也想過，要是這樣的發言能體現在文件中就好了，沒想到他竟然親自提起，當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關於綁架問題，過去中國一直認為那是日本和北韓兩國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所以從這點可以看出，習近平有了可以暢所欲言的政治基礎。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與日本走得太近是危險的。一九八○年代，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一度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係，但後來倒臺了。據二○一七年外務省公布的外交文件顯示，胡耀邦與中曾根首相會面時，甚至曾經提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人事問題。
回顧習近平的行為模式變化，他就像一條冉冉升起的龍。但是，我相信他同時伴隨著巨大的孤獨感。民主國家透過選舉進行政權交替，而獨裁政權往往是在某一天突然被推翻。威權國家領導人所承受的壓力，絕對超乎我們的想像。這也正是習近平、普丁、北韓的金正恩需要一一打倒政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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