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剑虹 / 風傳媒 20240922
今年7月31日，胡佛研究所邀请戴杰铭教授针对汪精卫政权主题进行演讲。（作者提供）今年笔者有幸获得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邀请，前往旧金山出席近代中国与台湾工作坊活动。胡佛研究所向来被戏称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史馆”，曾经是两蒋日记的落脚处，直到去年蒋家与蔡英文政府达成协议，才让蒋中正与蒋经国日记回到台湾。当然先决条件是胡佛研究所保留了两蒋日记的复印版，以防止未来两岸政权出于政治需要予以窜改。
两蒋身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日记落叶归根回到台湾纯属天经地义，但是却依然无法改变陈立夫、宋子文以及孔祥熙等其他党国元老的日记都放在胡佛研究所的事实。所以大陆方面也曾经数落台湾，把中国“四大家族”的遗产都让给美国人去解读了。事实上在胡佛岂止能看到“四大家族”，就连郝柏村与唐飞等台湾军政要员的文献也都捐给了胡佛。
大陆与其嘲笑台湾的军政要员把文献交给胡佛，更应该去反思自己无法打造一个客观的学术研究环境，导致这些有强烈中华认同的党国元老们到了晚年仍旧无法相信共产党，宁愿让自己的文献“流落海外”。当然以中国共产党“虽远必诛”的个性，未来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献“讨回去”，但是要通过胡佛这一关恐怕真的要等到中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才可能。
言归正传，胡佛研究所当然不只是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史馆”，或者至少不只是台湾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史馆”，因为同样以中国国民党正统自称的汪精卫政权文献在胡佛研究所里也十分丰富。这主要归功于胡佛研究所的前身胡佛图书馆（Hoover Library）驻华代表芮玛丽（Mary C. Wright），在抗战胜利后从中国将大量沦陷区的文物带回了美国。
7月31日当天，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教授戴杰铭（Jeremy Taylor）获邀为近代中国与台湾工作坊演讲，内容就是介绍汪精卫政权时代的日本占领区文化为主题。来自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齐聚一堂，与汪精卫的孙女汪重轮一同聆听戴杰铭的研究成果，希望能从中学到有别于以往两岸官方论述的观点。
两岸官方论述下的汪精卫
笔者写了不少关于汪精卫的文章投在风传媒上，也为此得到了不少的点阅率，相信很多读者以此认为我在试图“平反”汪精卫。可事实上笔者要先再三强调，我非常重视中华民国在美国帮助下赢得的二战战胜国地位，同时也推崇所有我访问过的抗战老兵。我反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也认为一个国家面对侵略时要勇于抵抗，而不是无底线的追求和平与妥协。
所以即便所谓汪精卫与蒋中正唱双簧，让中国无论是在轴心国还是同盟国胜利的前提下都当战胜国的论述成立，无论汪精卫政权保护了多少沦陷区民众的生命财产，我都不是汪精卫路线的认同者。自然在看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议题上，我也绝对支持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抵抗到底，不支持他当乌克兰版的汪精卫。
然而我们也不需要否认，汪精卫截至目前为止在海峡两岸仍是政治极度不正确的人物。中共政权虽然受益于日本侵略中国，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感谢侵略中国的日军，而且汪精卫还是在国民党里提携过他的老师，然而中共终究是依靠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获得执政的正当性，现今更要靠煽动反日来凝聚大陆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没有全面平反汪精卫的条件。
蒋中正是汪精卫意识形态上的死敌，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到了台湾之后当然更是以“汉奸、走狗、汪精卫”来形容这位撰写了《国父遗嘱》的党国大老。哪怕是强调“去中国化”的民进党政府，为了强调自己有抵抗中共入侵的决心，同样试图与“汪精卫”的标签敬而远之。甚至还有不少深绿人士，将“汪精卫”的帽子扣到了马英九等主张两岸和平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头上。
共产党与台湾蓝绿主流的官方论述都将汪精卫视为负面人物，本身没有问题，毕竟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大家往往都喜欢当抵抗者而不是合作者。然而戴杰铭教授关于汪精卫的演讲，吸引到的听众数量却比前一天关于冷战时代台湾主题的演讲多了三倍之多，可见华人世界对汪精卫的好奇心已经不下于两位蒋总统，甚至可能还直逼毛泽东。
追求无底线的和平？
在胡佛研究所现场聆听戴杰铭演说的，还多是学有专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可是对汪精卫这个主题感兴趣的并不只限于来自两岸的学术精英。笔者在洛杉矶接触到的许多侨界领袖，尤其是支持国民党的深蓝领袖，对于汪精卫的事迹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不少人强调自己的父母辈来自抗战时的沦陷区，曾接受过汪精卫政权的保护，因此对汪精卫的评价有别于两蒋时代的传统论述。
这点我们不难从许多台湾统派人士，在论及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时，态度都一面倒的主张乌克兰应妥协投降，甚至大骂泽伦斯基寻求美国协助抵抗俄军的行为是“不知好歹”。他们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文同种都是斯拉夫人，应该不顾一切的追求和平，哪怕是牺牲点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也在所不惜。同样的逻辑如果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追求的无疑是汪精卫的和平路线。
当然也有人会强调，乌克兰与俄罗斯曾经属于同一个国家，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未必能称得上是“侵略”，跟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不同。可事实上俄罗斯自1994年以来就已承认了乌克兰是与自己互不隶属的主权独立国家，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进攻，从当今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绝对是100%的侵略行为。
况且既然支持俄罗斯的中国人都认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同文同种，那么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亚人，又为何不能算是同文同种？中国不少史书还声称秦朝人徐福是当今日本人的祖先，显见日本人不只与中国人同为东亚人，还是炎黄子孙的后代。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实是在追求中华民族的统一，两岸的统派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更应该拥护汪精卫才对？
事实上就连中国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都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The Shangri-La Dialogue）上劝告泽伦斯基考虑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价值，不要为了美国的利益“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没想到徐辉此话一出，首先跳出来抗议的不是乌克兰人，而是大陆网民，他们称呼徐辉为“投降派少将”与“徐精卫”，并成功迫使中共媒体将徐辉的言论下架。
想当合作者又不愿明说的中国人
徐辉的言论之所以引起大陆网民的怒火，不只是在于俄罗斯侵略中国的历史广为国人所知，许多对岸人士或许会从对抗美国的战略需要容忍中共官方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中保持中立，却无法容忍徐辉公然鼓吹抵抗无用论与投降。毕竟这与中共长期以来宣传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军面对日本侵略者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人的论述完全不符。
方先觉在英勇抵抗日本47天后放下武器，就被中共辱骂为“汉奸”骂了长达80年之久，何以徐辉鼓励泽伦斯基投降的双重标准就能够被大陆人民轻易接受？人们批评徐辉之处，未必是因为反对乌克兰停止抵抗，更多是厌恶北京宣传的双重标准。而从台湾的泛蓝阵营与中共解放军内都有主张乌克兰投降的声音这点来看，汪精卫的信徒在两岸确实是所在多有的。
只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而且败的非常彻底，使随着日本战败而瓦解的汪精卫政权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已身亡的汪精卫沦为人人喊打的汉奸，他的追随者遭到重庆国民政府通缉，没有任何人敢帮他辩护。哪怕是战后分别加入中共政权以及随政府来台的前汪政权人士，也为了自保而选择与汪精卫划清界线，甚至还要表现的比国军抗日将士更加仇恨汪精卫。
外加两岸政权从争夺联合国席位的角度出发，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二战战胜国地位，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为主张加入轴心国的汪精卫平反。可是当两岸政治精英与人民在消费抗日国军牺牲奉献换来的成果时，他们内心所真正想效法追随的还是汪精卫路线。例如一位旅居洛杉矶的统派深蓝前辈，就告诉笔者他崇拜抗战英雄并不等同于他自己要学习抗战英雄们抵抗到底的精神。
换言之多数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希望抵抗者由别人来当，自己当左右逢源的合作者，等到抵抗者击败入侵者之后再来坐收渔利，分享抵抗者的胜利果实。反之如果侵略者赢得胜利，那他们就继续从一而终的当合作者，当永远不败的不倒翁。或许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真正遗憾的地方不是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而是看着中国参加了一场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中国参加的战争。
两岸政权共同的历史禁忌
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曾指出，包括荷兰在内许多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占领的国家，都会极力塑造自身抵抗者，对于大多数人不同程度上选择当合作者的史实绝口不提。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要迎合纳粹战败后的国际环境，巩固自身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里的地位，二则是要确保战后出生的欧洲人能持续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保持认同感。
直到60年代，随着欧洲各国统治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还有反越战思潮影响整个西方世界，战后出生的西欧民众逐渐瞭解到自己的父辈多数在二战时当上纳粹合作者，或者至少曾经合作者与抵抗者的地位相互转换的事实，人们才有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机会。包括对维琪法国的历史研究，都是要等到60年代以后，即许多领袖级别的合作者去世以后才得以展开。
不过，欧洲人的思想解放毕竟早走了好几步，60年代到21世纪初都还有为数不少的中下层合作者在世，甚至以色列还在全世界搜捕犹太人大屠杀的参与者，因此相关的访谈以及证词都被留了下来，保持较为完整的纪录。海峡两岸政权则如同二战的日本一样，为了维护那东方人独有的尊严，只愿意强调中国人抵抗侵略的一面，回避自己当合作者的丑陋历史。
纵然许多二战时的合作者，在日本投降后进入国共领导的政府服务，但是他们往往为了自保更不愿意去多提自己曾经亲日的历史。对于那些胆敢探究汪精卫政权或者满洲国历史真相的人，则动辄以红色恐怖或者白色恐怖的手段整肃，使战后在两岸出生的华人更难接触到官方论述的另外一面，更别提正视中国人当合作者的可能远比当抵抗者的还要多的事实了。
再加上70年代发生了保钓运动与中日断交等历史事件，严重激起了中华民国军民同胞的反日情绪，导致台湾没有办法和同时代的欧洲一样反思自己的过去。中共政权则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前30年疯狂整肃国军抗战老兵，导致战后出生的大陆人普遍对民国世代产生愧疚感，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于补偿心态更是大肆宣传抗日英雄，对于数量更多的合作者则选择无视。
抵抗者在中国是少数中的少数
回顾抗战的历史，国军的抵抗固然是英勇，中国军民的牺牲确实惨重，但是真正的抵抗者严格来讲还是少数中的少数。就以国军阵亡的总数量为320万人这点来看，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是4亿，实际上的牺牲者连1/100都不到。如果要再把直接或者间接死于日本侵略的民众数量加进去，则介于1,500万到3,500万，还是不到1/10。
想要去计算大后方，也就是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有多少人当合作者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根据笔者访问过的抗日空战英雄，中央航空学校第5期毕业的张光明将军回忆，他们机场周边时常会有老百姓打信号枪为日机轰炸机指引目标。这代表在日军没有打到的中国领土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是欢迎汪精卫先生到来的。
哪怕是那些在战场上抵抗日军，甚至于不信战死的底层国军士兵，许多也是被强征壮丁而来。如果真的给他们选择，未必都会好好安稳的和平日子不过来替蒋中正卖命。若再把目光放到沦陷区，凡是汪精卫政权统治稳定的“治安区”，尤其是以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济南与青岛为代表的大城市，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站出来反对日本侵略者。
相反的，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或者在新加坡、马尼拉为日军攻陷的消息传到中国时，各大城市都少不了中国人上街真诚祝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显见日本人“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确实曾经深入人心，尤其受到香港和星马华人的欢迎。而在所谓的“准治安区”与“非治安区”，国共两军游击队与日军之间臭不可闻的勾结更是如家常便饭。
对于许多不敌日军扫荡，或者遭到日军与共军联手夹击的国军将领，包括谢晋元、孙殿英、庞炳勋、陈孝强以及方先觉在内，都会试图寻求汪精卫的庇护。可见中国抗战的历史，并非如同战时同盟国或者两岸政权宣传的那么黑白分明，毕竟就连许多我们朗朗上口的抗日名将，都未必把汪精卫视为彻头彻尾的“汉奸”。
抗战是否是唯一的救国之路？
这也就难怪笔者接触的许多深蓝外省长辈，尤其是出自沦陷区的长辈对汪精卫普遍都有好感，虽然同时没有人敢否定抗战。当然肯定汪精卫不一定代表肯定二战时的日本，甚至很多时候追随汪精卫的长辈反而比追随蒋中正抗战的那一批更加反日，且更加痛恨当今台湾社会“媚日”的风气，可见支持对汪精卫的平反与亲日其实是两回事。
德裔瑞士记者瓦纳·瑞因斯（Werner Reins）在他1982年出版的作品中，对欧洲的纳粹合作者进行了分类，分出了中立合作者、无条件合作者、有条件合作者以及战术性合作者等四个类别。其中仅有无条件合作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拥抱纳粹的思想，并且积极与纳粹占领军合作，其他人都纯粹是出于求生存的利己主义或者实践本身的战略目标而“利用敌人”。
例如赵保原等在敌后作战的国军将领，在接受汪精卫政权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的同时保留重庆的番号，同时接受两个国民政府补给来压制在山东壮大的共产党武装，就是一种战术型的合作者思维。利用日军归利用日军，却绝对不会在日军注定战败的情况下拥抱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只要确定日本必败无疑就会回到抗战阵营来，属于绝对的投机取巧。
到底有没有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都认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笔者至今还在寻求答案，也询问了戴杰铭关于汪精卫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是在配合日军“解放”黄种人的问题。戴杰铭表示由于汪精卫没有留下日记，到底当时他是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笔者很确定绝大多数的汪精卫信徒，至少笔者当今接触到的汪精卫信徒不是中立合作者、有条件合作者就是战术性合作者。
就如同他们看待今天的乌克兰一样，他们认为蒋中正领导抗战是从一开始就上了美国或者苏联人的当，因为抗战的结果换来的只是中国军民为西方列强火中取栗，不只没能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还导致了外蒙古独立以及两岸的永久分裂。台湾的光复以及四强的国际地位并没有让中国得到实质意义上的好处，唯一成就的是美国与苏联的帝国霸业。
期待中国走和平中立之路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中正发自内心的相信中华民国有了盟邦支持，能摆脱孤军奋战的境界。可是汪精卫的信徒们却认为这是中国国民党走向失败的开始，因为重庆国民政府不只就此失去了与日本单独谈判沟和的机会，还必须要买美国的帐维持同盟国之间的和谐，不能以武力压迫背后有苏联撑腰的中国共产党投降政府，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
所以整体而言，抗战对汪精卫的信徒而言是一场陷中华民族于不义的战争。日本固然可恶，但仍是与中国人同文同种的东亚民族，美国人和苏联人等西方民族才是利用中日相争将“魔掌”伸向东方的头号敌人。对中国而言最有利的不是押宝美国或者日本任何一个阵营，而是试图让中国保持中立，因为太平洋战争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没有哪个阵营是好的。
美国与日本争霸，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介入，让美日自己去打。只要战火能够远离中国，就算割让满洲等国土给日本也是可以暂时忍受的。因为只要中国不涉入战火，美日终究会打到两败俱伤。届时中国只要与胜利的一方站到同一阵线，就能够讨价还价的拿回所有损失，就算拿不回损失，也远比后来蒋中正被赶到台湾的下场还要好。
或许这才是多数汪精卫信徒所希望，但是在当下政治正确所不敢明言的信仰，也难怪泽伦斯基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坚决表现遭到他们冷嘲热讽。事实上从中共在抗战时尽可能回避与日军的冲突，且同时与美日苏交好的外交政策当中获益，并在战后将中华民国政府驱赶到台湾，统一了整个中国大陆。也难怪就连共军少将徐辉，都嘲笑泽伦斯基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主张“愚蠢至极”。
显见无论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国人，到了21世纪的当下都不再认为弱国或者小国面临强敌侵略的时候应该抵抗到底，而是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选择在有利的情况下妥协才是最有利于自身的做法。任何抵抗到底的行为都是不够中立或者当某一外来强权的“棋子”，不值得效法。这样的论述或许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与过往国共传统的宣传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远。
想当合作者却难以开口
也难怪徐辉在发表谴责泽伦斯基抵抗的言论之后，立即被大陆网民怒骂为当代汪精卫。然而从小看抗日神剧长大的大陆网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长辈比欧洲的那些老一代合作者更加虚伪，他们之所以宣传抗日并非是真的为了要回归历史，而是要依靠爱国主义教育来永久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真的要他们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到第一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理，中华民国政府在威权时代宣扬抗战的历史主要还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治理台湾的正当性来自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的历史。然而诸多追随政府来台并且在党国体制中掌握大权，管理教育宣传的本来就是战时的合作者。他们为了隐藏自己合作者的身份或者保护自己，更加卖力配合政府的抗战文宣，就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例如指导《八百壮士》的导演丁善玺，本身就出自山东青岛与日本帝国海军勾结的合作者家庭，在70年代担任许多中影爱国军教电影监制的辜振甫，则是日据时代台湾的“皇民典范”。海峡两岸扭曲的爱国反日教育可见一番，却不幸教育出了许多可悲的战狼小粉红以及深蓝长辈。嘴巴上高呼抗日口号，却在行为上都做出了当合作者的准备。
难怪大陆会出现喊出“反美是工作，亲美是生活”的司马南，也难怪一群自称为蒋公信徒的深蓝支持者，会大骂效法蒋公炸水坝搞“焦土抗战”的泽伦斯基。大家人人都高喊抗战，但内心中都住了一个汪精卫，或许这才是中国人内心中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无法放下尊严去面对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强敌入侵时选择了当合作者的历史事实。
或许正如加拿大学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那样，勇敢的中国人都在抗战还有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被屠杀殆尽，导致活下来的中国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虽然嘴巴上高喊让统治当局开心的话，仿佛随时可以为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主义牺牲自我，可事实上做出这些政治表态的目标却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两字。
“生存”为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相较于逼迫两岸中国人必须选边站，对日本人可以“以德报怨”，却以“汉贼不两立”相待的蒋中正与毛泽东，汪精卫之所以受到老一辈的中国人欢迎，并不是因为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有多吸引人，或者汪精卫的策略是否更符合中国人的整体利益，而是他让多数中国人不必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心口合一的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存”两字。
几乎只有在汪精卫统治下的沦陷区，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声称自己“怕死”就因言入罪。大家看到日本胜利的时候，可以高举太阳旗呼喊“大东亚圣战万岁”，同理看到美军轰炸日本的时候也可以高喊“自由民主万岁”。汪精卫的和平建国军绝对不会因为你偏袒日军或者盟军或者在两者之间游离就对你痛下杀手，跟后来蒋中正与毛泽东的政权完全不一样。
可见汪精卫政权的存在，是真正符合了那个时代多数中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胜利，都不会是中国人自己的胜利，即便蒋中正带领中华民国成为了世界四强，寻常百姓的生活也丝毫不受影响，甚至还要在重庆的军队回到沦陷区后被当成“亡国奴”歧视，也难怪上海与南京的民众不到四年就转而支持毛泽东将中华民国政府赶到台湾。
统一中国的不是纯然的抵抗者蒋中正，也不是纯然的合作者汪精卫，而是在抵抗者与合作者之间游离的毛泽东。似乎越是灰色地带的人，越能成为统治中国的霸主，因为除了要满足中国人“生存”的里子之外，同时还要照顾中国人的面子。汪精卫是唯一做到让中国人理直气壮的以当合作者为荣的领袖，但这在为他带来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失败与“汉奸”的骂名。
在汪精卫去世80周年的当下，海峡两岸的政权再度逼使两岸人民在统一和独立的两个极端之中选边站。只是今天要求台湾人抵抗到底的不再是主张反攻大陆的蒋中正而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让如今广大的国民党支持者更能理直气壮表达他们对汪精卫和平路线的怀念。再加上中共又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自然让台湾深蓝族群对和平的追求更加毫无底线。
汪精卫的幽灵永远不散
因此只要两岸的问题一天无法解决，中国大陆无法走向民主，汪精卫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散去。虽然列强不会再侵略中国，但是台湾面对中共是弱小的一方，大陆人民则同样是中共专制下的“被统治者”，想要“生存”总都会出现新时代的合作者。所以即便两岸的红蓝绿三方在宣传上都痛恨汪精卫，但三个阵营内部都可能出现汪精卫。
笔者不认为汪精卫有被平反的可能，因为两岸的红蓝绿三方都太重视面子，“汉奸”、“美日马前卒”以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随意乱戴，但就是没人承认自己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是可能妥协的。就连当国防部有人提出“终战指导”的时候，都要提心吊胆怕被扣上“台奸”的帽子，但是那些扣别人“台奸”帽子的人，又有几个真的会愿意为了保卫台湾战斗到最后一人？
两岸的中国人或者华人若真想脱离这种表里不一，让人厌恶的前现代思维，首先就是要抛弃那毫无意义的面子与尊严，承认自己的民族并非两岸官方所诉说的那样人人都是抵御外侮的爱国烈士。许多人为了追求“生存”选择了当合作者，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但切忌以黑白二分法的观点来讨论合作者的现象，而是要跳脱时代的思维来看待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同理，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到50年代白色恐怖这段时间，同样有不少台籍人士为了“生存”选择加入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甚至为此不惜出卖了许多的自己人。面对相似的历史，我们同样要以跳脱时代的思维来予以研究处理而不是动辄就将对方扣上“台奸”大帽。只是一昧的道德谴责而不加以研究，往往只会导致悲剧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上演。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为汪精卫或者蔡孝干等50年代投降国民党的本土精英“平反”，笔者的史学造诣还远不够格。我的目的只是希望让来自两岸的年轻学者愿意花更多时间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面”与“丑陋面”，而不是沉浸在民族优越感的神话之中，想想如果太平洋战争的是日本而非美国，是否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会跟今天一样反日？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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