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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八十六歲高齡的戴晴女士，最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六四內幕，其中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戴晴是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六四期間她參加過公開支持學生的活動，也在政府與學生之間作過協調，她雖身為葉劍英的養女，六四後也免不了牢獄之災。
戴晴披露的一件事，是學運期間統戰部長閻明復邀請知識界座談，會上來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戴晴問胡啟立，為什麼我們的報紙不能報道一下知識界和學生的一些想法？胡啟立答以「可以啊」，「我早就說過，報紙的版面由總編輯決定」。
據戴晴說，當時中共中央是有打算在新聞和言論方面再進一步開放，容許民間更多不同聲音。當然，六四槍聲一響，局勢向專政方向一邊倒，呢支歌仔也就沒得唱下去了。
戴晴提到的另一件事，是胡耀去世當天，她陪同台灣媒體人殷允芃去見汪鋒（全國政協副主席)，汪鋒提到，鄧小平最近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中拿出來，放到黨章裡去。戴晴說，同樣的說法，也曾經由胡喬木向李銳提起過，證明不是汪鋒自己在亂傳聖旨。這在當時也是石破天驚的大事，隨著六四槍聲一響，當然也就石沉大海了。
故啟立是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得力助手，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統戰部長閻明復也是趙紫陽的人，一度頗孚民望，六四後他們都黯然下台。他們當時的表現，代表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一些基本想法，這些想法當然不是他們發明的，基本上都來自鄧小平。
「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定的，用意在保障中共的統治地位，但改革開放發展到八十年代後期，已經有點後繼乏力，就連鄧小平，也明白政治上不進一步開放，經濟開放將難以施展開來，因此他才有將「四個堅持」從憲法拿下來，放到黨章中去的想法。
「四個堅持」放在憲法，是作為約束全體中國人的底線，但把中國人的改革激情和思想開放約束在維護中共統治的框框裡，本身就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當鄧小平想進一步推動改革時，降低「四個堅持」重要性便是一種選擇。
把「四個堅持」放進黨章，意味著只是對黨員有約束力，對公民來說，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但中共黨員控制各級政府的運作，黨員受「四個堅持」約束，他們領導的政府又怎麼可能違背「四個堅持」？因此，所謂從憲法拿下來，充其量只是一個姿態，強調政治上的靈活性，顯示進一步對人民讓步的可能，以便造就更活潑的社會氛圍，為改革開放再鬆綁。
八九年間，改革去到瓶頸位置，進也難退也難，黨內進步力量與保守力量的較量也更加激烈尖銳。鄧小平在兩派政治勢力中間玩平衡，本來是傾向於改革派的，對新聞界讓步，四個堅持轉到黨章，這都是鄧小平擬議中推動改革的國策。
學運爆發形勢為之一變，黨內保守勢力趁機作亂，改革派遭遇大圍攻。學運遷延日久，便是黨內擺不平的緣故，鄧雖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關鍵時刻中共執政的安全還是放在第一位。
當日鄧如堅持他的初衷，堅持將兩項重大決策貫徹下去，等於對國內廣大民意作出重大讓步，那樣學運有可能平息，社會生活恢復平靜，中共便免去暴力鎮壓的歷史罪責。但鄧此人是「花崗岩腦袋」（老毛如此說他），他可以向人民讓步，但那必須是他主動讓步，絕不可在人民的壓力下讓步，在人民壓力下讓步，意味著他軟弱。
此外，鄧小平也明白山雨欲來，不僅北京學運規模浩大，全國各地都有社會運動興起，如中共作了政治上的讓步，此後民間的政治熱情進一步釋放，人民的要求永無止境，反抗鬥爭將全面蔓延，那對中共的執政地位，將造成巨大威脅。
一邊是讓步以挽救改革，一邊是鎮壓以維持統治，鄧小平選擇了後者，中共和中國的命運便由此改寫。
凡是政治改革，永遠都有左右兩方的角力，進步力量要向前，保守力量拉後腿，那時便取決於政治領袖的政治見識與歷史胸襟。蔣經國初行改革時，身邊心腹提醒他這樣搞下去會危及國民黨的統治，蔣經國答以「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將黨的利益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下，鄧小平將中共的利益置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二人思想境界如此天差地別。
一念之差與一念之仁，差別就在懷抱的是黨國還是黎民，差別就在是否清醒看到時代潮流。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千古以來有此一問，其實英雄與時勢是互相造就的，有那種時勢，就必然造就那種英雄，有那些英雄，就必然造就那種時勢。
我與戴晴有一面之緣，有一次她的新書發表會在天地圖書門市部舉行，我和她簡單交談兩句。她是紅二代，身上沒有紅二代的氣味，做了一輩子社會調查，留下一批極有份量的作品，她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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