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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運動至今十周年，流寓台灣的香港人舉辦活動紀念這一場香港本土抗爭運動，在現場視頻中看到陳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師。兩位精神都很好，言談舉步正氣凜然，令人欣慰。
五十萬人大遊行是香港人維護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只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內，對中共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時香港人還不知道如何自處，只是不接受奴役式的法律約束。當時中共底氣還沒有那麼足，溫家寶到深圳就近觀察，驚覺大事不妙，即刻收回二十三條立法的決定。
從那時到爆發佔中運動，過去了十一年，香港人與中共時分時合，到佔中運動前，中共羽翼既豐，開始露出真面目，立場更頑固，心機更險惡。在那之前，陳健民與戴耀廷等學者和政界人士，與中共還「有介傾」，希望通過說服談判來和平解決香港的政制難題，他們作出了很多努力，到最後終於發現，中共只是在拖延時間，等待變臉的機會。
在對中共徹底失望之後，陳健民﹑戴耀廷與朱耀明三位決定發起佔中運動，那不是他們一時的頭腦發熱，是香港人的忍受已經到了臨界點，香港普遍民意已經到了必須用更激烈的政治抗爭來與中共較量。
佔中運動是被逼出來的，除此之外，香港人已經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來與中共博弈，只有公民不服從運動，只有激烈的抗爭手段才能顯示我們的決心，才能施加足夠的壓力，才能讓中共看到香港人團結的力量。
從反二十三條到佔中，是一次質的飛躍，兩次運動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只是表達，後者則是宣示，前者是以下對上，後者是對等較量，前者是和平請願，後者是強力施壓。
佔中運動是香港公民抗爭的啟蒙運動，運動初期學者們提出來的「違法達義」，對香港人是一種全新的概念，但卻賦予我們以激烈手段對抗專制統治的正當性。記得初時我也有一點不理解，後來拜讀戴耀廷在信報的文章（當時信報尚有底氣發表這種大逆不道的文章)，被「違法達義」的概念敲醒，再後來又在一次公開場合聽到陳健民和戴耀廷的演說，更加深了我對他們行動意義的認識，自此以後，我對香港人的抗爭運動有全新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二位也是我的政治啟蒙者。
公義之足以凌駕法律，是因為法律本來就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之上。如果有一種法律損害公眾利益，違背公眾意志，那公眾就有權去推翻它，另訂新的法律來符合自己的要求。
所以佔中運動雖然影響了有限的香港正常的市民生活，但那是我們為爭取切身利益必須付出的代價。唯有以非正常的手段，才能迫使專制統治者正視他們面對的對手，才有機會在道義上壓倒他們，喚起世界正義力量的支持。
佔中運動打開了政治抗爭的一扇窗，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可能性，由那時開始，到旺角警民衝突，再到反送中運動，暴烈程度一路飇升，規模不斷擴大，終於達到最高峰，讓全世界為之矚目，讓中共的醜劣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今日回顧這場運動，不要忘記當時登高一呼的三位運動領袖陳健民﹑戴耀廷和朱耀明，是他們發起和領導了這場運動，是他們在香港普遍民意的激勵下，當機立斷，破斧沉舟，帶領眾多市民，完成了這一次壯舉。
陳健民因此飽嚐了鐵窗之苦，戴耀廷至今仍被困囹圄，朱牧師也不辭辛勞，仍舊奔波在抗爭第一線。他們和其他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一樣，是我們的領路人，值得我們永遠的敬重。
佔中運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它留下的精神遺產，卻直接引發了幾年後的反送中運動，沒有佔中運動的先行，不可能會有後來香港全民的覺醒。佔中宣揚的「違法達義」，正是對反送中運動中所有街頭暴力衝突的解禁，香港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所以至今我們不後悔。
此外，佔中運動中暴露出來的民主力量內部的分歧，也值得我們反省。陳健民提到「退場機制」，顯示當時內部沒有取得共識。年輕人興起的「拆大台」思潮，使香港政治抗爭自此失去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反送中運動中分散的行動可歌可泣，但因各行其是，缺乏組織調度和策劃領導，以至規模雖大而成效甚微，最終未能達到共同的目標。
人民的自我解放從來都不會一蹴而就，今日香港被踩在中共鐵蹄下，但由佔中運動開啟的香港人不服從﹑不妥協﹑不放棄的鬥爭，將永續發展下去。我們沒有灰心喪志，也不後悔做過的一切，我們只是在等待時勢的變化。一旦正邪最後決一死戰的時機來臨，所有流散海外的民主鬥士都會回去，香港人會重新站起來，光復我們的香港，徹底改變我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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