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4年一度的歐國盃決賽英格蘭對西班牙。不少英格蘭人心知奪冠機會不大，但無損其支持國家隊之熱情。我不是球迷，而且一直在香港生活，對歐洲觀看足球的文化毫無認識。如今近水樓臺，有個有趣觀察：這裡的人十分喜歡戶外看足球，就像倫敦場公園（London Fields），那裡有一間大型酒吧，決賽當晚設立巨型電視機對向公園之內，幾千人坐在公園內透過電視觀看賽事，有人更爬上欄杆、坐在車頂或樹枝上。有趣的是，人群中有些打開手提電腦觀看賽事，換言之將可以在家裡做的移師到戶外人群之中。更有趣的是，我有鄰居把大電視機搬到後花園，自創戶外睇波的氣氛。
另一方面，決賽前一周，西班牙發生反遊客示威。警方表示，有2800名示威者（示威組織聲稱實際人數是7倍）上街遊行，高喊「旅遊業殺死了巴塞隆拿」口號，抗議太多遊客造成各種問題。他們用水槍射向坐在餐廳外的遊客，新聞片段所見遊客們倉皇收拾東西離去。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不少餐廳會向選擇室外進食者收取附加費，一般是一桌10歐元（折合港幣約85元）。換言之，示威者攻擊的，是熱愛享受西班牙陽光的高消費旅客。
「戶外」在西方文化非常重要
以上兩例，從不同角度論證「戶外」在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百多年東亞現代化進程中，除了器物、政制、文化的更替外，認識和接受西方戶外生活，是人們未必察覺但又實際進行中。事實上，東西文化觸碰時，西方對戶外生活的需求形成了頗明顯的文化差異。鴉片戰爭前，廣州一口通商，雲集於城外的外商被禁止入城，亦不能四處亂走，外商不滿侷促於商館，要求到郊外「放風」，於是在有翻譯員陪同下他們可以到附近的花園或對岸舒展筋骨。後來他們組成「公園委員會」，在商館附近設立公園，以便消暑聯誼。
設立公園，是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公園的關鍵字是「公」：園一直存在，但不是公有，公園的設立意味著開放的戶外社交生活成為市民共享，市民只需付出少量費用甚至免費便可享用。以英格蘭為例，最早的公園是打庇郡的Derby Arboretum（打庇植物園），在1840年設立，雖然收費，但逢星期日免費，方便工人階級享用，公園最終於1882年完全免費。
「公園文化」由西方引入香港
這段期間，香港亦著手籌備後來稱為「兵頭花園」的植物公園。早期一本重要的香港史作品《20世紀香港印象記》其中一位作者說：「來香港之前我已經聽說這公園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美麗的地方。」正如香港大學一開始時稱為「The University」，這個當時稱為「The Public Gardens」的地方有三事可述。
第一，這裡培育的樹苗，大批種植在港島山坡，面積達5000英畝（港島面積約2萬英畝），不單一洗開埠時「一毛不拔」（barren rock）的污名，更為多年後的郊野公園及遠足徑奠下基礎。第二，1894年鼠疫，太平山區夷平了大批房屋，政府決定興建卜公花園，綠化、開放、休憩的生活，開始進入原來擠迫不堪的華人社區。第三，1926年，兩位年青人計劃開麵包店，他們總是在植物公園商討大計，後來店鋪開張，就拿Garden為命，中文音譯「嘉頓」，差不多100年來植物公園透過「嘉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孫中山亦非常重視「公園」
我們又將視角轉到廣州。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國第一個市政府，除了為革命募集經費外，更是展示現代的窗口，說明中國人有能力建設現代城市。其中一個「示範單位」，便是拆除廣東巡撫署所興建的中央公園（今人民公園），當時又稱「第一公園」。市政府公報稱：「市政府先行經營第一公園一處，祇以時間及經濟關係，因陋就簡，草草完成，慰情聊勝於無，話梅亦堪止渴。」眾多市政建築，以公園先行，可見曾在香港生活的孫中山深知公園對於市民生活、西化建設、都市形象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
除了公園外，其他戶外活動都是由西人先行，華人模仿並逐漸推廣：以香港為例，游泳（當時稱海浴）文化由淺水灣開始，華人將北角七姊妹變成熱門的海浴場。也是由淺水灣開始的選美活動，20年後的1946年起，在北角麗池夜總會奠定華人選美，至今差不多80年歷史仍在進行中。不少西人於19世紀末已開展遠足行山，華人於20世紀初開始接棒，今年踏入第92年的《華僑日報》庸社行友是其中一隊歷史最悠久的行山隊。賽馬活動一開始是每年一次，華人只能夠在臨時搭建的馬棚觀賽；今天馬會會員絕多數已是華人，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
公共空間精神面貌 隨政權性質改變
社會空間的發生和利用充滿意識形態。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著有《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名，論述空間在形態、精神、社會三者互相影響。高喊改變生活、改變社會，若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空間，便會僅僅流於口號。
這一點，從香港公園運用的轉變可見一斑。幾十年來，維多利亞公園、遮打花園不單是市民休憩場所，而且在「回歸」前已演進成為表達各種公民訴求的殿堂，猶如19世紀中以後，倫敦海德公園成為集會和演說的場所。然而，《國安法》下的新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寧願租給參加者寥寥的家鄉市集，萬人空巷的六四燭光晚會不再。很明顯，同一個空間，可以促進公民社會，也可以令其窒息；公共空間的精神面貌，會因為政權性質的不同而徹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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