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雷根总统上任时，美中针对苏联展开军事情报合作的程度对他来说是一个启示。雷根公开反共，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恢复与台北的官方关系，并促进对亲美的中华民国政权，在军售方面不受限制。然而，一旦他了解到美国与中国建交后所获得的战略筹码及具体利益，他改变了心意。
对台暂停军售
美中建交协议的一部分是华府承诺缩限对台军售，有限地对台仅仅销售特定的防御武器，这项承诺是让北京得以化解与华府持续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之重要因素，但雷根仍然决心取消军售限制。
卡特总统，即雷根上一任的美国总统，在任期内批准美国公司开发专供出口而非供美国空军使用的飞机，留给新总统一个难解的政治问题。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简称诺格）推出F-20战机，作为诺格F-5E战机的替代，也是台湾空军的主力机型。若不对台军售，诺格则无法盈利，其竞争者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F-16战机之制造商，跟美国空军一样，不满意仅供出口战机的规划，希望将其已在美国空军服役过的F-16战机出售给外国客户。通用动力假惺惺地提供F-16战机的弱化版本（F-16/79）作为实验战斗机计划（F-X）的入门，因为以后可将其升级为全功能的F-16，他们确信外国买家会更喜欢这项产品而非F-20。通用动力预想潜在买家会偏好自家产品可升级之特点，从而扼杀F-20的市场。
这两款竞争机种都尚未开始制造。其中一款将在南加州创造许多工作机会，另一家则是在德州。考虑到任何决定都会对这两州的选民产生政治影响，卡特不愿在一九八○年大选前作出选择。出于同样的政治因素，雷根也拒绝选择仅供出口飞机。反之，他宣布将对台提供实验战斗机计划所选的任何机型。中国明确表示无法接受，并警告这将对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雷根的国务卿亚历山大．梅格斯．海格上将（Alexander M. Haig Jr., 1924-2010）认为，美国愿意对中国军售，可能可以克服中国对台军售的反对。一九八一年六月，海格在访问北京期间宣布，美国正松绑对向中国出售致命武器之限制。与此同时，中国西部一个联合电子情报收集设施的存在也被披露，这突显了这一政策变革的战略背景。但中国明确表示，除非美国不再对台军售，否则他们没兴趣跟美国购买武器。到十月的时候，中国表示意欲就此问题降低与美国的关系，暂停了与美国的外交合作。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根据参谋长联席会的研究，认为像F-X这样更先进的拦截机，对台湾防御当时刚起步的解放军空军来说并不重要，因此雷根政府宣布不对台出售比现有库存F-5E更先进的战机。同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开始与中国外交部就对台军售问题进行谈判。在五月份，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希前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直接传达雷根总统想解决此问题的决心。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双方发表第三次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记录暂订协议（modus vivendi）。
在这份公报中，中国重申了要以最大努力及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决心，美国同时承诺限制对台军售的品质及数量，并逐步降低，以期最终解决与中国的分歧。事实上，双方回到在建交谈判期间能够接受彼此意见的本质，但增加了一个条件，即只要中国坚持强调和平解决与台湾当局的分歧，美国将减少对台军售。
对北京而言，维持美国对台军售的逐步下降是必要的，也因此，北京有澄清自身意图的压力，亦即，若可能，它不打算对台湾使用武力。随着时间推移，可以预期台湾的武力──相较于中国而言──将会下降，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将逐步失衡、对台湾不利。而台湾面临美国减少军售所造成的压力，必须探索与传统军事对抗政策不同的选择。美国向台北澄清与保证，表示将不会接受中国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进一步限制，也同时拒绝提供台湾对中政策的建议，强调这并非美国事务。
华府与北京双方对于修复关系所做的让步都感到不满，但两者也为有机会恢复先前关系感到欣慰。渐渐地，美中关系回复到先前正面积极的轨道上。
战略合作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联合公报的最后定稿完成之前，继任海格成为国务卿的资深官员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 1920-2021），于一九八三年二月出访北京，讨论技术转移、军事合作，以及全球与区域地缘政治问题。随后，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 1922-1987）于五月访华，告知中国美国已将中国指定为友好的非同盟国家，并有资格购买禁止销售给苏联的先进美国科技（此前，这两个共产主义巨头已正式受到名义上同等的出口管制）。
九月底，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 1917-2006）出访北京，他强调美国希望在对抗苏联方面继续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并告知解放军，美国准备向他们出售防御性武器系统，如反装甲武器及防空飞弹，但也强调此类军售将受美国法律限制，尤其是涉及武器或技术转售给第三国之可能性的情境。中国再次表达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的不满。双方宣布赵紫阳总理与雷根总统将于一九八四年初进行互访，他们分别于一月和四月完成此事。
当时，中国正在与英国谈判有关一九九七年香港新界租借期满后回归的问题。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会见一组香港商人代表，并提出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应该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进行。考虑到中国可以随时使用武力夺取香港及澳门，邓小平的宣示对当地居民以及英国人都具有保障。这推动了中英双方的谈判。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双方签署香港回归中国主权的联合声明。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美国开放中国购买美国军武。随后不久，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1919-2003）抵达华府。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雷根政府通知国会，拟出售二十四架S-70C2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的民用衍生机型。经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缩写为CoCom，亦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批准后，于十月初开始交货。同样在八月时，约翰．雷曼（John Lehman, 1942-）为首位出访中国的美国海军部长，讨论中国海军反潜作战的现代化。
其他军售与援助计划紧随其后，通用电气出售燃气涡轮为中国驱逐舰提供动力。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间，美国批准对外军售案，升级解放军火炮弹药生产，并对沈阳歼―8战斗机（Shenyang J-8II fighters）的火力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也向中国出售了AN/TPQ-37火炮定位雷达及Mk-46反潜鱼雷。
双边军事贸易并不是单向的，除了美国在旋风行动中为阿富汗圣战者购买武器外，中国也向美国出售大量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飞机及其他设备，供美国评估并用于训练美国飞行员的侵略者中队，以对抗苏联军队及其武器装备。讽刺的是，华府对美中军事关系的争论完全聚焦在美国对解放军的武器转移，而美国却暗中从解放军购买及进口大量军备，并在与中国的军事贸易中出现巨额逆差。〔当时，中国经常抱怨民用贸易余额（civilian trade balance）对美国有利。〕
一九八六年十月，温伯格二次出访中国，参观位于四川的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并确认了首艘美国海军舰艇停靠中国港口的安排，该舰艇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山东青岛的中国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进行访问。两年后（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一日），温伯格的继任者弗兰克．卡鲁奇（Frank Carlucci, 1930-2018）成为首位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位于上海吴淞的海事训练基地的美国国防部长。
卡卢奇转达了雷根的决定，即经国会批准，美国将允许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向太空发射通讯卫星，其首次发射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举行。然而，到了一九八九年，一系列事件，包括天安门大屠杀、柏林围墙倒塌以及台湾民主的出现，重塑了全球与区域地缘政治，结束了美中友好关系，也结束了五年前开始的公开军事合作计划。
＊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阶研究员，本文选自《与中国共舞：美中关系五十年》(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编，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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