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逢中國經濟進一步走低之際，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人們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希望從中找到當局救經濟的大招。中國經濟學家們最近一直在激烈爭辯，用什麽樣的大招能走出經濟困境。有一派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更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來保持經濟增長（簡稱刺激派）；而另一派則建議，當局應當重啟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取代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簡稱改革派）。刺激派由林毅夫、余永定等人為代表，改革派以張維迎、王小魯和許小年為代表。改革派認為，中國過去的快速增長不是因為刺激，而是因為對市場的擁抱和對民企的支持。
改革派之所以建議當局重啟市場化改革，是因為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曾提出不少關於市場化改革的想法。比如，那個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設想，並且出台了336項市場化改革任務。當時許多經濟學家為此叫好。
王小魯認為，這些市場化改革措施，如果實施起來，遠比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有效。結果卻是，政府實施了很少，兌現了很少。
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相比，二十屆三中全會面臨的經濟形勢要糟得多。但能出台的救經濟措施卻少得可憐。如果重拾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決定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會對現在的經濟困境有重大緩解作用。王小魯認為，要走出經濟困境，必須重新致力於親商改革。
但是，習近平對改革派的主張不會感興趣。怎麽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呢？應當是黨和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才是習的真實想法。習近平對刺激派的主張不是不感興趣，而是中國財力捉襟見肘，習無法再大手筆地實施貨幣和財政刺激。他對刺激民眾的消費也不感興趣，並特別反對向家庭提供現金支持以刺激消費的想法，認為那樣會助長中國人的懶惰。他於2021年在共產黨的一份雜誌上警告說，不要落入通過福利主義，培養懶惰的陷阱。
於是，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東西，其中就包括新質生產力。去年9月，習近平在考察黑龍江的一個座談會上，首次提到「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他當時表示，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製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云云。現在我們知道，是習發明並創造了這個聽起來看起來都很別扭的概念。現在我們也知道，為何習一定要用它為救中國經濟指明方向。
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習莫名其妙地站在生產一邊，對消費端掙扎於困頓中的老百姓不管不顧，覺得以舉國之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才是代表中國國力的先進力量，而消費則不是。這讓一些學者覺得不可理喻。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講師 Donald Low 4月17日在《日經亞洲》發表文章直指，北京在經濟規劃上永遠執著於生產，根本就對消費的價值視而不見。當然還有一種解釋：即，近年來，中國的政策制定變得不那麽務實和市場化了。
北京的規劃者不再將市場經濟視為一個相互聯系、複雜和適應性的系統，而是越來越多地將其視為一個可以精確設計和指導以實現烏托邦目標的機械系統。
習近平似乎更相信，他自己的那一套才能救中國經濟於水火。習非常迷信新質生產力，認為新質生產力，才能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引領世界的高科技製造業巨頭。
習更是非常非常迷信他的黨，好像堅持黨的領導和他對黨的核心作用是一副靈丹妙藥，只要一吆喝，藥到了病自然就治愈了。習近平對這二者的癡迷，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歸根結底，習近平可能更在乎的不是經濟是否快速復甦，而是黨的領導是不是鞏固，他的統治是不是牢不可破，他的關於「新質生產力」的創新是否載入史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