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两年前因涉嫌资产阶级自由化（bourgeois liberalism）及处理全国学生抗议活动不力而遭革职〕因心脏病去世。四月十七日，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哀悼。五天后，在胡耀邦国葬前夕，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已增至十万，抗议人士要求中国政治自由化，提高教育经费，并提供知识分子更高的待遇。随着抗议活动发展，当局在和解与强硬策略之间摇摆不定，显示出党领导层内部的深刻分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解放军以武力镇压抗议活动，在北京及其他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的城市造成大量伤亡。美国咸认中国向自由民主发展的幻想破灭了，美中关系也失去了温暖。
老布希总统立刻下令对中国政府实施制裁，如禁止未来武器运输及军事援助、停止与中国官员的高层会谈以及暂停核能合作会谈。老布希希望这些制裁足以表达美国对天安门事件的不满与愤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众议院不顾老布希的反对，于六月二十九日一致通过了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老布希已经宣布的制裁在中国于人权领域取得进展之前不得解除。新的制裁措施暂停扩大美中贸易的谈判与资金，并禁止向中国出口警用装备。
柏林围墙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倒塌，象征苏联帝国终结的开始。苏联本身于一九九一年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与中国接壤的独立国家。美国死敌苏联的灭亡，使美中军事合作不再具有战略依据。美国与解放军的交流和对话也就此停摆。
一九九○年，面对美国与日俱增的敌意，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常见的成本超支问题，中国终止了与美国空军合作研发歼―8战机的计划，并转向其他地方寻求援助。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歼―8战机进行了重大升级，配备了新型多脉冲都卜勒雷达（multi-pulse Doppler radar）、数位射控系统（digital firecontrol system）、玻璃驾驶舱、空中加油软管、新涡轮引擎及新型空对空飞弹（air-to-air missiles）。在一九九○年六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简称CMC）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前往莫斯科，探讨俄国恢复对中军售之议题。同年十月，由于无法再取得美国重型（黑鹰型）直升机的备件，中国向莫斯科购买了二十四架类似的Mi-17直升机，这是几十年来首次购买苏联武器。
天安门大屠杀后，由于美国国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弹，老布希政府无法维持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更不用提了。一九九二年底，民意调查显示总统大选势均力敌，老布希总统为了安抚关键州的选民，批准了显著增加这些州就业机会的重大新武器交易。其中一项交易是对台出售大批F-16战机（当时美国史上最大单笔军售纪录）。这违反了美国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的《八一七联合公报》（全称《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中的承诺（美国仍然给予口惠），加剧了原本已趋缓的台海军事紧张局势，也鼓励了部分台湾人深入探索《台湾关系法》，认为其所规定的美国单方面防御承诺，或可确保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美国对中国的海外军售计划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军方与军方之间的接触逐渐集中在取消此计划所涉及的法律及后勤问题上。在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柯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该计划的撤销完成。
与此同时，在一九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的波斯湾战争（Gulf War）中，美国大胜伊拉克，将其驱逐出科威特，并将其力量削减到邻国伊朗可以抗衡的水准。美国的军事声望上升至全球历史最高点。高科技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表现让解放军意识到他们的能力与大国相比之下显得多么落后，促使解放军发展理论并重整自己，以达致所谓的"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winning informationized local wars），同时扩大引进先进军事技术。
指挥阶层中的意识形态及排斥现象
柯林顿在竞选时强烈抨击那些被他谴责为"北京屠夫"的人们，当他成为总统后，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问题，否则无法享有外交政策合作与最惠国待遇。这项政策象征与《上海公报》所开始的意识形态休战的断裂。在没有战略共识且所有军事往来都终止之下的美中关系，虽然两国企业业务蓬勃发展、经济相互依赖，但彼此在政治上的疏离却与日俱增。美中不再友好协作，转为交易关系，在日益加剧的戒心与不信任的气氛中继续合作。
"银河号事件"具体体现了美中之间的猜忌还有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华府方面由于错误的情报，下令美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中国货柜船"银河号"，声称该船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但中国政府最高层予以否认。此事件的报告说明，美国承认"银河号"上并未运载化学武器材料，但拒绝道歉，因为美国是根据情报，怀持善意行事。这种高压手段令中国领导层感到羞辱，也损害了他们与美国非军事合作的前景。
从柯林顿政府上台伊始，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及国防部，私下便一直对用奠基于经济施压、公开谴责、政治性排除的方法来促进人权一事，抱持怀疑的态度，担心这种方法不仅不会成功，而且可能妨碍与中国在其职权范围内各种事务的合作。鉴于中国坚持自己立场、拒绝美国的要求，这种猜疑似乎得到了证实。为使政策成功，白宫及国务院不情愿地屈服于国防部的主张，重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触，希望以此削减中国军方对美国要求的反对。
恢复对话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我作为国防部国防部助理部长，前往北京，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徐惠滋（1932-2005）中将、国防部长迟浩田（1929-）、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及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1939-2022）进行为期两天的紧张会议。我不接受中方指责美国要对双边军事关系破裂负责任的说法，并坚持双方要共同承担修复关系的责任。我反驳了中国就美国对台军售的批评，阐明这些武器令台北有信心开始与北京进行政治对话。
我指出，两国军队缺乏互动，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可能会增加，进而加深相互的猜疑，最终导致不必要的敌对关系。我认为，考量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对双方都有利，应该恢复对话，减少相互误解，帮助彼此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及救灾行动，并设计、进行演习，以改善、加强联合或平行搜索、潜艇救援、反恐及反海盗行动之能力。中国同意恢复与美国军方的对话，但对美国提出的双边合作具体建议表示将再进行进一步研究，并未保证一定会同意。
在一九九四年五月，柯林顿承认，他试图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与其人权政策和作法的改变联系起来的努力失败了，并宣布这项政策已经失去效用。柯林顿政府将目标转向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而非以前关切中国国内政治法律体系，重点是要稳定这种秩序，促进中国最终成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夥伴。将国防对话和军事交流重新正常化的尝试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它发生的战略和心理背景，与过去中美两国面临苏联对共同利益的挑战时大相径庭。
美国国防部长裴利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于争议中──包含中国对第三国的军售、中国的核试验，以及人权倡议人士的持续反对──出访中国，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及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北京会面，并前往武汉拜会江泽民主席。他以在重庆史迪威将军博物馆（Stilwell Museum）的演讲结束了这次访问。
＊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阶研究员，本文选自《与中国共舞：美中关系五十年》(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编，酿出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