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於七月十八日閉幕，會後發布「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議」，內容提及高質量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質生產力等口號，並提出將於2029年完成改革任務的目標。
關於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國內外學界與媒體已有諸多討論，重點集中在經濟問題與安全建設，在此不作贅述。西方媒體普遍將本次三中全會與1978年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比，認為習近平背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更沒有提出解決中國經濟困境（例如消費不振、資本外流）的具體方案。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西方國家的想法差之遠甚
西方媒體習於用西方的理論概念與語意學，來看待中共的政治用語與政策口號。事實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絕非西方式的「改革」、也絕非西方式的「開放」。鄧氏改革的著眼點並非制度良窳與人民福祉，而是共黨一黨專政體制的延續。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絕非西方式的「改革」（reform），而是在統治正當性受到威脅時的「重設」（reset）。1978年鄧小平之所以推動改革開放，在於當時的封閉體制已無法因應內外環境的嚴峻挑戰，必須「重設」毛澤東遺留下來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再者，西方媒體在回顧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每每從經濟的角度切入，殊不知對共產黨而言，經濟只是下層建築，政治才是上層建築，經濟永遠只是為政治服務。對鄧小平而言，經濟改革只是技術層次問題，如何維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才是核心問題。因此鄧小平立下了「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作為改革開放的政治指導原則，並提出「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底線。相對於經濟的表面開放，這種政治層面的根本緊縮，卻往往被西方媒體所忽略。
經改可以，政革門都沒有
另一個被西方媒體忽略的重要面向，是1991年蘇聯解體對中共領導階層的衝擊。在中共高層看來，蘇聯之所以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戈巴契夫推動政治結構的「改造」（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加上蘇聯式計劃經濟政策的失敗。因此中共從蘇聯解體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政治體制絕對不可放鬆，經濟體制可以適度放鬆，以增強中共統治的績效正當性，但是維持在陳雲式的鳥籠經濟控制模式。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主要的資本來源，主要是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的資本。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資本大量湧入，結合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中國製造的商品行銷全球，為中國累積了大量的外匯資本。2010年代中期起，中國企業進而透過西方資本市場開始進行海外投資併購，以購買關鍵技術，同時透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開始尋找新的海外市場與投資標的。多年來西方政治領袖認為將中國納入全球經濟體系，是和平演變中國的唯一途徑，然而在中共看來，卻是引進西方資本以弱化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終極戰略。
二十屆三中全會不管提出多少口號、端出多少政策，其背後思維依然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相同，依然信奉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依然遵循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依然堅持共產黨的專政體制。唯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較為不同的是，習近平認為與西方陣營的鬥爭已進入下一階段，因此開始啟動中國式的內外戰略，對內是「中國式現代化」，對外則是「中國式全球化」。今年三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在「世界青年大會」接受專訪，提出「兩類全球化」的概念：西方的與非西方的，主張相較於西方的「小院高牆」，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將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火車頭，即是為「中國式全球化」舖陳理論基礎。
中國意圖以「兩類全球化」抗衡美國
「兩類全球化」反映的的是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的體系競爭基本結構。英國財經諮詢顧問公司Capital Economics將全球分為五大區塊：美國及其盟友（close allies）、親美國家（lean towards the US）、不結盟國家（the unaligned）、親中國家、中國及其盟友。2022年美國、美國盟友及親美國家佔全球GDP的67%，而中國、中國盟友及親中國家佔全球GDP的27%。雖然距離美國群組仍有相當差距，但儼然已形成一股抗衡力量，也形塑中共推動中國式全球化的底氣。
關於全球化的現況，學者Steve A. Altman與Caroline R. Bastian於2023年七月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The State of Globalization 2023專文，文中使用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來分析全球化的現況。研究發現自2016年起，美國與中國在貿易、資本、資訊、人員的雙邊往來逐年下降，美國對中國的往來自9.3%降至7.3%，中國對美國的往來自17.8%降至14.3%。
然而在此同時，美國盟友及親美國家並沒有減少與中國的往來，同樣的中國盟友及親中國家也沒有減少與美國的往來。換言之，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脫鈎」（decoupling）趨勢確實存在，然而此種現象僅存在於美中雙邊關係，「區塊化」（regionalization）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加速傾向，因而塑造美國與中國在彼此盟友之間的競爭空間。
以此觀之，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背後基本思維，首先是在總體環境確認「東升西降」的態勢，在戰略上確認「中國式全球化」與「西方式全球化」的鬥爭路線，在戰術上強化「共同富裕」、「國內大循環」與「國進民退」的「中國式現代化」基本方針，並確認上述策略思維均在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與鄧小平「四個堅持」的指導方針之下。
面對本次三中全會所反映的兩類全球化大趨勢，台灣應如何因應？筆者認為除了加速脫離中國式全球化體系、並加速融入西方式全球化體系，已別無他途，只是在過程中必須忍受與中國脫鈎所帶來的短暫陣痛，例如出口衰退與失業增長。此外，隨著美中脫鈎的加劇與中國式全球化的興起，習近平已逐漸排除武力犯台的經濟障礙，將武力犯台的外部性成本多數轉移至台灣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民主陣營。目前對台海戰爭的因應方案主要集中在軍事、民防與基礎設施層面，如何建立因應危機事態的「經濟韌性」（economic resilience），將是下一個值得思考的政策議題。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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