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半生夢覺懷落花」──宮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義」
一、「自由民權之家」的子女
宮崎兄弟指誕生於九州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的宮崎八郎（本名真鄉，1851-1877）、宮崎民藏（1865-1928）、宮崎彌藏（1867-1896）和宮崎滔天（本名虎藏，亦作寅藏，1871-1922）。四兄弟的生活道路各有不同，思想主張也有所岐異，但他們的政治理念、社會改革主張以及思想變遷過程，都有一些明顯的共性存乎其中。他們尋求人生真諦和社會改良的苦惱而艱難的思想經歷和人生經歷，為我們展示出了明治時代另一個日本青年成長道路和思想風貌的類型。
宮崎家的先祖，據說是筑前國（今福岡縣境內）三笠郡宮崎村的人，後來移居熊本，成為荒尾村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宮崎兄弟的父親宮崎長兵衛（又名宮崎長藏、政賢等），是一個典型的地方武士―「鄉士」（即居住在鄉村的低層級武士），在幕末風行全國的「武者修行」活動中，他曾兩次巡遊北九州及關東各地，又在村中開設過武術道場，教授鄰里子弟，在鄉中略有名望。長兵衛死後，別人曾在墓志銘中謳歌他「性公正而無偏愛，待人情敦誼厚」，「容貌嚴肅，禮讓恭敬」；他的外孫筑地宜雄也在回憶錄中讚頌他「天性豪放磊落，喜文尚武，膽略出眾，積極進取，有為果敢，且敬神祭祖之觀念極強，義勇而易動情。憎惡橫暴非道之行，深憂民眾之疾苦，投私財以救窮民，雖傾產亦不為意，由是頗為鄉黨所重，民眾恃為依賴」等等。這些敘述，雖不免有溢美過實之處，但由此不難約略窺見宮崎長兵衛豪爽、剛毅、熱情、篤信，且不乏古之義俠風的性格與品質。
但宮崎長兵衛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赳赳武夫，在明治初年的歷史動盪中，他自己雖然沒有參與過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動，卻在教育子女方面表現出一些不同尋常的遠見。據宮崎滔天的回憶，從幼年起父親就時常撫摸著他的頭反覆叮嚀：「要作豪傑，要當大將！」激勵他立下不凡的志向。少年滔天的手每一觸及金錢，便會招來父親的申斥。長兵衛自己也時常做一些恤貧救孤的事情，用實際行動來感染、陶冶宮崎兄弟的情操。這種英雄主義的教育方法，對於宮崎兄弟思想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宮崎八郎是宮崎兄弟中年齡最大的兄長，當培里（Perry）率領「黑船」叩擊日本門戶的時候，他才剛滿兩歲，但不久之後年幼的八郎就開始親身感受到了時代的動盪。十三歲時，八郎隨父親第一次從軍，救助與長州藩發生戰事的小倉藩，在軍營中舉行了「元服之禮」。以後，他在藩辦學校「時習館」和月田蒙齋的私塾等處攻讀國學、漢學以及兵學等書，以優異成績被肥後藩（轄地略等於今熊本縣）選派赴東京遊學。1871年，八郎考入山東一郎（山東直砥）開辦的「洋學塾」，學習英語（英學）及西方自然、社會科學知識，同時他又抽出時間到著名啟蒙主義思想家西周開辦的「育英社」（西周開辦的家塾，亦稱育英舍）去聽英語及萬國公法等課程。
在時代潮流的鼓盪之下，早熟的宮崎八郎很快就感受到了西方列強對東方各國蠶食鯨吞所帶來的民族危機的時勢。他在當時曾寫下了漢文詩〈東洋之危機〉一篇，直抒胸中的感慨：
弱之肉則強之食，龍起虎伏豈有極？
先者制人後者制，亦是浮世一場弈。
一自白人起西洋，奇巧動奪造化力；
電氣通信火走船，橫行五洲恣放逸。
人生區區何足論，及時須展無天翼；
何時何處無英雄，轉禍為福豈無術。
君不見聯邦之長華盛頓，掃攘殘賦（誤，當為賊―引者）敷至德。
又不見俄羅之帝伯得耳（即彼得―引者），定立國礎開榛棘。
苟且由來引百廢，事有機宜不可失。
嗚呼，何日皇化遍天壤！
詩雖不長，但已經概括了八郎對當時世界局勢的基本看法，表露了他以華盛頓、彼得大帝為楷模，立志做一個「轉禍為福」、回天有術的「英雄」的志望。
自由民權運動的爆發，激起了宮崎八郎對政治的熱情。他覺得，在日本以薩長藩閥為統治核心的明治政府不過是第二個幕府，真正的維新並不是在明治元年已告結束的那場動亂，而是從現在才開始的自由民權運動。1874年2月，他聽到江藤新平在佐賀發動士族反亂、反抗政府的消息後，立即告別東京，前往佐賀赴戰。但等他趕回九州時，佐賀之亂已經被政府鎮壓了下去。他為江藤等人的失敗而痛心，開始以高昂的熱忱參加自由民權運動。1875年4月，宮崎八郎與同鄉青年松山守善、有馬源內、平川惟一、廣田尚等人在熊本組織了「民權黨」，又開設了一所「植木學校」（植木乃地名）作為宣傳活動的陣地。植木學校一下子就聚集了五十多名醉心於自由民權的熱血青年，他們奉《萬國公法》和盧梭的《民約論》為經典，兼學萬國史與十八史略等課程，每日議論風發，無所顧忌。宮崎八郎有詩：
天下朦朧皆夢魂，危言獨欲貫乾坤。
誰知淒月悲風底，泣讀盧騷民約論。
此詩生動地反映出植木學校青年們當時的精神面貌。約略同時寫成的另一首短詩，則抒發了宮崎八郎自己在當時立下的政治志望：
飛紅柳綠各爭春，豈耐長為卑屈民？
沉思人生百年事，自由二字是天真。
在宮崎八郎的倡導下，民權黨首先從改革鄉村政治入手，他們檄告熊本各地的群眾，號召以民選戶長（最低層級的農村地方官吏）代替官選戶長，全縣為之騷然。於是，不少官選戶長在民眾的壓力下紛紛被迫辭職。接著，民權黨又要求召開熊本縣的「民會」（即縣議會），為此在植木學校附近還召集了多次的演講會，講解議院政治，宣傳民眾皆有參政之權的主張。與此同時，八郎還在《評論新聞》等報刊上連續發表政論文章，攻擊獨裁政治，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明治政府。
1877年2月，西鄉隆盛在鹿兒島舉兵起事時，熊本民權黨的成員組成了「熊本協同隊」予以響應，八郎被隊員們推為協同隊的參謀長。由宮崎八郎起草的〈協同隊舉兵趣意書〉這樣宣布了「熊本協同隊」的活動宗旨：「明治六年（1873）以來，政府失政，奸吏竊位。賞罰出於愛憎，政令習於姑息；苟且偷安，外失國際之權利，內呈末世之兆候，是為人民久已痛憤切齒之處所也。……遂我輩多年之宿志，今正其時。同心協力，傾覆暴虐政府，內而確立千古不拔之國本，外而恢復萬國對峙之權利，與全國人民共保真正之幸福，是即為我輩之素志，亦我輩之義務也。」由中不難看出，熊本協同隊起兵的矛頭是指向了對外不思恢復已失「國際之權利」、對內專以鎮壓民眾為能事的明治政府的。雖是相應西鄉隆盛反政府舉兵的一次起事，但其政治指向卻與西鄉隆盛等人有所不同。
但是，西鄉隆盛的士族軍並不是政府軍的對手，戰亂僅歷時五十餘日，西鄉軍即被擊潰，宮崎八郎也在萩原堤（地名，位於今熊本縣八代市一帶）附近戰死。這一年，他才二十六歲。
宮崎八郎短暫而波瀾起伏的一生，是明治初年日本青年在歷史的混沌中摸索新的世界、新的人生的一個縮影。他以青春和生命為代價來換取人生的真諦，雖然「壯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言行卻給同時代的九州青年和他的兄弟們留下了歷久不衰的印象。
但宮崎八郎並不僅僅是一個自由民權的先鋒，與當時其他大多數民權派人士一樣，他在對外問題上又有著鋒芒畢露的國權主義思想。在〈東洋之危機〉的詩中，他早已表露出了要讓「皇化遍天壤」的志望。1873年10月「征韓論」之爭白熱化的時候，他又投書政府，力陳「征韓」的「正當性」，由此還受到牽累，被警視廳拘留數日。1874年3月，明治政府發動「征討」臺灣的侵略戰爭，一些具有國權主義思想的士族紛紛響應，參加「討伐」。宮崎八郎也隨九州士族組織的「徵集隊」鼓輪過海，鎮壓臺灣的居民。
宮崎八郎的這些活動，又一次說明了在早期自由民權派的思想中，國權主義占了多麼大的比重。不過，在八郎當時的對外意識中，除了國權主義的傾向之外，隱約中還可以讓人感覺另外還有一些很不尋常的思想也在萌生。例如1873年他聽到中國一些地方有批「馬賊」神出鬼沒的消息，立刻寫信給當時正在中國活動的友人曾根俊虎：
前接馬賊蜂起的消息，不知以後情況如何？請速示詳情。弟將根據所報情況，作放棄一切、前往大陸之決定。至於島國之事，一無可陳。唯願能早日一吸大陸空氣，不勝翹望之至。
八郎在這封信中，已經流露出對日本政治發展前途感到失望，希圖能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尋找機會、一展抱負的意欲。後來彌藏、滔天兩兄弟的「支那革命主義」思想，可以說正是對八郎這一願望的延伸和發展。
八郎是宮崎兄弟中的先驅者。八郎戰死疆場時，民藏、彌藏、滔天三兄弟雖然年幼，但大哥的言行氣概，似已撼動了他們的心靈。鄉里故老也十分推崇八郎，時時鼓勵三兄弟要向八郎學習，立下遠大的志向。在這種家庭環境的薰陶下，連最小的滔天也自認為是一個「先天的自由民權家」，產生了朦朧卻又堅定的喜談民主自由、喜愛「造反作亂」、厭惡官府專制的思想：
當時余雖不知大將、豪傑為何人，而欲作大將、豪傑；雖不知自由民權為何物，而認定自由民權為善舉。又視一切官軍、官吏為強盜、惡人之輩，視「賊軍」、「謀叛」為大將、豪傑應為之事。
當時，隨著全國範圍內士族地位的沒落，宮崎家的家境也日益衰落。為圖補救，宮崎長兵衛曾出資經商，但因不諳經營，破費了錢財仍一無所得。1879年，長兵衛病故，宮崎家生計更趨窘迫。但母親佐喜並不想因此而中斷兒女們的學業，她東挪西借，有時甚至典當棉被、蚊帳等物，來換取孩子們的學資，終於教育他們逐漸成人。
民藏、彌藏、滔天三兄弟在青少年時期，都進過若干不同的學校學習。受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三兄弟在學習中養成了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通過在新式學校的學習，來探求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社會的途徑。為此，三人都立下了尋找真理、改造現實社會的宏大志願。
例如民藏，少年時代曾進入根據新學制開辦起來的荒尾學校和志賀喬木開辦的「銀水義塾」學習，學了「萬國史略」等課程後，就成為一個英雄的崇拜者，從日本的豐臣秀吉到歐美的拿破侖、華盛頓，都是民藏心目中的偉人。他在學校裡還特意描下華盛頓的肖像置諸座右，題上「英雄知英雄」的字句以自勵。
又如彌藏，雖然生性平和穩重，但其迷醉於自由民權理想之熱情絲毫不讓民藏。彌藏曾選定加里波的（意大利統一戰爭領袖）為自己的「五個朋友」之一，而且還在〈五友贊〉一文中稱讚加里波的：「爾之愛國憂民出於衷忱，不似彼紜紜英雄之士，為榮光、為名譽，眩於世上古來之風潮」；「爾正義滿腔，俠勇卓磊……吾深慕之，敢不自勉」。歷史上的加里波的與彌藏的稱頌是否完全相符姑且不論，這裡的加里波的所具有的品質無疑代表著彌藏心目中的最高道德標準，反映了他在政治上以「愛國憂民」、「正義滿腔，俠勇卓磊」為崇尚的政治和人生指向。此外，彌藏當時提出的「一齊」（即平均、平等之意）口號雖然尚無具體內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中同情勞動民眾、立志平均社會財富，建設一個「合理」社會的願望已經微露端倪。
幼弟宮崎滔天在求學期間，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則經歷了一條更為曲折、複雜的道路。
滔天在荒尾學校小學畢業後，進入中學。中學的同學們為世風所靡，一談及將來的志願，不是想當官就是想為吏，使滔天覺得在學校裡顯得「眾寡懸殊，四面皆官軍，賊軍僅余一人」，感到苦惱和壓抑。所以不久他就跳出了這個學校，自己選擇了德富蘇峰開辦的「大江義塾」繼續向學。
大江義塾設立於1882年3月，當時，明治天皇已經頒布召開國會的詔旨，自由民權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退潮，只是在一部分地區，仍有個別的自由民權主義者或者傾向於自由民權主張的人們，還在繼續堅持著殘破不全的戰線。大江義塾就是德富蘇峰在熊本「民權黨」、「相愛社」等民權派組織相繼解體之後，為了與保守派的「學校黨」相對峙而建立起來的教育與宣傳機關。德富蘇峰把培養新一代的「改革政治家」作為辦學宗旨，親自為學生講授「政治初步」、「經濟學初步」、「美國革命史」和「英國憲法史講義」等課程。在校務管理上，德富蘇峰也以平等、自由的精神為準則，如學生可以不必尊稱老師為先生，可以直呼其名；學生們自己出面實行「理想的自治制」，每年年初召開學生「國會」，制定〈塾生契約則〉，然後由學生自己監視執行。義塾內又出版《大江義塾雜誌》，專門刊載學生寫作闡述自由民權主張的文章，有些文章如〈論人權之天賦兼駁人權新說〉、〈自由學校之面目〉、〈何以養慷慨之氣節〉、〈華盛頓贊〉和〈論改革現時境遇及改革個人品行之方略〉等等，文筆犀利，議論風發，堪稱同齡人中的佳作。每逢周六，義塾還舉辦演講會，師生同台演說英、法、美等國的革命史，整個學校洋溢著自由、民主的氣氛。
宮崎滔天踏進大江義塾的大門，對這一切感到十分驚喜，他讚嘆這個學校「是比諸余之理想尚遙為進步之自由民權之天國」，「余甚喜得其處」，開始以極大的熱情在大江義塾學習新知。但是，滔天的興奮並沒有能夠持續很長時間。不久，當他從一個同學那裡聽說德富蘇峰以及大江義塾的學生們在高唱自由民權宏論的背後都隱藏著難以告人的名利心時，突然感到極大的失望。很快，他又告別了大江義塾，隻身上東京求學。
當時的帝都東京，是明治政府推行歐化主義的模範之區。歐風美雨的浸潤既沃，基督教會、天主教會的傳教事業也極為發達，「各處教會門前，繁盛如同市集」。處於彷徨、失望中的滔天突然接觸到基督教的教義，頓生「如暗夜而望見光明之感」，立刻成了熱情的信徒。他苦心研讀《聖經》，歡喜雀躍，自以為找到了道義和肉體之外的靈魂。1887年春，滔天正式受洗入教，後來又勸說母親佐喜和三兄彌藏也隨他成了基督的信徒。但宮崎滔天迷戀基督教的歷史也很短暫，因為他的目的不是向宗教尋找憑藉、安慰，而是為了從教義中尋求他期望著的真理。他頻繁地變換自己在教會中的派別，由浸信會（浸禮會）而公理會，又由公理會而衛理會（美以美派），希望能因此而在宗教的學說中找到真正閃光的思想。一旦當他最後發現這一願望不能得到實現時，他立刻又毫不躊躇地拋棄了基督教義。而幫助他達到這一認識的人，就是民藏和彌藏兩位兄長。1888年，滔天和民藏、彌藏三人在熊本市內一個叫「藪之內」的地方賃屋合宿，邀來同鄉學友吉富常太郎、相良寅雄、清藤幸七郎等集合於此，每日探討社會、哲學、宗教諸問題，左右鄰居及親友稱之為「藪之內幫」。宮崎民藏是年二十三歲，是眾人中的長者，他引導大家閱讀亨利．喬治的《社會問題》、《進步與貧乏》等書，啟發彌藏、滔天等人認清解決社會問題不能依靠基督教，貧苦大眾最需要的不是福音，而是麵包。用什麼辦法來改造社會，使之走向「合理」與「進步」，是青年們討論得最多的問題，民藏和彌藏分別提出了「土地復權主義」和「支那革命主義」兩種不同的構想，引起了眾人的興趣。民藏的「土地復權主義」大致上是這樣一種主張：土地本來與水和空氣一樣，都是造物主創造出來賦予人類共同享有的東西。只要是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的人類，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對土地的平等享有權，這個權利也是「天賦之權」。但是現行的士地制度卻剝奪了大多數人對土地的權利，只給予極少數人以土地的永久擅有權，放任土地兼併無限制地發展，使絕大多數人淪落到只有依託別人的土地才能謀求生存的可哀境地。所以，只有變革現行的土地占有制度，恢復人們對於土地的平等享有權，確立各人獨立經營的基礎，才能改變現今社會貧富懸殊的不平等狀況，建成一個理想的社會。
「土地復權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窮苦民眾要求重新平均社會財富、要求徹底廢止地主制、確立土地私有制的願望，但它卻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烏托邦思想，在日本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無法將其實際施行。後來民藏以及相良寅雄等人為此成立了「土地復權同志會」，奔走日本各地，演說呼籲，但也沒有任何結果。不過，對於彌藏、滔天兩兄弟來說，民藏的思想卻給了他們啟示，他們由此看到了宗教作為改造現今社會武器的軟弱無力，在理性上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得出「浮世之旅程中最可依賴者，既非上帝，亦非基督，而在於人類之摯友」 的結論。於是，彌藏和滔天在思想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大轉折：由對基督的信仰轉向了「支那革命主義」的理想。
作者1953年6月生於中國河南省開封市，碩士和博士生時代均師從辛亥革命研究開山者之一的章開沅教授，1987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院獲得中國大陸「中國近現代史」專攻方向的第一個「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現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職，現為日本千葉商科大學商經學部教授。
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大陸浪人」和「大亞洲主義」，1995年獲財團法人孫中山研究會頒發「堀川哲男紀念賞」。代表著作：《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即本書舊版）、《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亞紀書房，1997年）、《日本右翼與日本社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聯日」と「抗日」のあい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年）等。
書名：《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
作者：趙軍
出版社：秀威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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