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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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國
摩天大樓峽谷之間波光粼粼，一片雪花石膏般潔白的海洋淹沒了這座城市。白色，是中國傳統哀悼的顏色。身穿白衣的人群湧入每一座人行天橋、每一條地下道。從上往下看，一條塞得扎扎實實的人龍蜿蜒曲折，幾乎看不出動靜。這一天是二○一九年六月九日，一百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政府計畫修訂《逃犯條例》。這一天人民展現驚人的集體力量。這場人民和政府的對決，也代表香港民族的長成，和它衰亡的開始。
這場政治風暴起因於一起謀殺案。一名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他懷孕的女友之後逃往香港，由於沒有引渡條款，無法將他送回台灣接受審判。香港的行政長官、不苟言笑的前公務員林鄭月娥，決定以此案為藉口修改引渡法。這項《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允許把來自香港的嫌疑人引渡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司法管轄區受審，但中國大陸的司法系統往往充斥著任意居留、不公正審判甚至酷刑。倘若通過此法，香港將不再是大陸異議人士和社運人士的避難所了。而對香港人來說，這也代表著一國兩制的終結。
香港民眾雖然對遊行人數如此之多感到驚訝和興奮，但以他們精明的賭徒眼光，其實也注意到香港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當時網路上瘋傳一段影片，影片中的對話精準抓到了香港人的複雜心情。
「你認為這次遊行會帶來改變嗎？」鏡頭外一位記者對著一位年輕人問道。
「不，絕對不會。」年輕人毫不猶豫地回答道。
記者繼續追問：「那你為什麼還要來？」
他直截了當地說：「至少你嘗試過了。」
很多人都嘗試走出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旅居海外的人，無論是年長者還是年輕人。當天人數眾多，隊伍行進得極度龜速，中間甚至一度停在路上。明明在平時不用一個小時就能走完的路，那天卻花了九個小時。我跟我的孩子也在遊行隊伍之中。十二歲的馮雨甚至做了他們自己的標語，上頭寫著諷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綽號：「習大大＝老大哥」。我決定不當記者報導這次遊行，而是直接以抗議者的身分參與其中；我覺得親身感受這一刻，似乎比報導它來得更重要。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愈來愈後悔自己的決定。光只是遊行無法滿足我，我渴望採訪走在我身邊的人，忍不住一邊走一邊在心裡草擬報導內容。記者這個身分早已成為我的一部分。那一天我感覺到，我必須把那個時刻報導出來，才真正了解跟感受。我既是香港人，也是記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
我們一步一步跟著隊伍向前走，前面一位外表看起來六十多歲，臉上長著白斑的中國男子，不斷地回頭看我。最後他終於開口了。
「為什麼外國人今天也來遊行？」他問我。
我的心揪了一下，然後也才發現，原來我一直在等著有人來質疑我的資格。
「我在香港長大，」我回答他，「我是永久居民。我是半個中國人，我的孩子是四分之三的中國人。我們過來表示我們的支持，因為我們相信今天應該要有盡可能多的人走出來。」
「謝謝你啊！」他說，而且笑得很開心，「謝謝你！」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場危機將改變香港人對自己的看法，這一次不再像雨傘運動那時一樣，侷限在一套狹隘、排他、本土主義的分類方式。這場遊行接納了那些更重視原則以及希望的人，不再只聚焦於解決特定問題，而是嘗試超越既有的經驗，去想像共同的更好的未來。這一刻是理想主義的勝利。長久以來，無論哪個時期的殖民統治者都以為，這個地方的人民行動是為了追求金錢。香港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允許示威抗議的地方。為了捍衛自己的身分認同，香港人不枉身為抗議之城的子民，紛紛站出來捍衛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們一起走出來，為自己的身分認同發聲。
民眾展現出來的情緒如此強烈，讓香港統治者倍感吃驚，但之所以吃驚，其實是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無視他們的人民。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的權威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北京。港府已經掌握了公眾諮詢的藝術，這些諮詢過程幾乎像是某種嘲弄。有時候甚至諮詢期都還沒結束，它就先宣布了最終決定，其他時候它不是操弄整個過程，就是想辦法讓公眾的回應少到可以直接忽略。這一次，港府提出修改引渡條例的草案，明明會造成深遠的影響，但卻將諮詢期縮減到只有短短二十天。
與此同時，民間的不滿情緒已經醞釀了好幾個月。四月，「民間人權陣線」號召上街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總共十三萬人響應了遊行。五月，立法會在準備審議該條例的修訂草案時，會中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生這樣的情況。當時民主派和建制派議員對委員會人選未達成共識，竟各自在同一地點召開委員會，導致雙方開始搶奪主席台，過程中一名立法會議員受傷昏迷被緊急送醫，另有三人受傷。六月，香港法律界發起黑衣靜默遊行，罕見地全程無標語、無口號。就連平常消極而默不作聲的商界也開始出現反抗的聲音，因為他們惶恐地發現，未來他們很可能會無意之間犯下賄賂或與稅務有關的罪行，而被引渡到大陸。我跟羅冠聰聊到這件事，他描述香港是「一個城市兩種世界」，感受最明顯的是那些想撼動政治邊界的人。而現在，這個籠子的鐵欄杆正在往內縮，倏地之間，其他香港人才赫然發現這些突兀又恐怖的欄杆其實一直存在。
雖然那時我還住在香港，但老實說，當時我也沒有認知到《逃犯條例》問題的嚴重性。那時，我和兩個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一起住在離島上一間十一坪的公寓裡。每天早上得五點四十五分起床，這樣才能趕上渡船，把孩子準時送到學校。我們的日子總是吵吵嚷嚷，每一天都在筋疲力竭的昏沉中過去。我們的公寓太小，孩子們成長得太快，我們時常因為撞到家具或跟彼此衝突而遍體鱗傷。我們學會了把自己縮到最小，好塞進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不許唱歌、不許跳舞、不許大聲說話。要再更繁榮起來是不可能的了，同時還必須壓制內在的熱情，讓自己變得更溫和。我們附近大部分的公共空間，比如超市外貼著磁磚的廣場和兒童的遊樂場，都屬私人經營，充滿各種禁令。我們必須克制自己的個性，只有在週末的時候才能跑到山坡上去，盡情釋放自己。香港的山坡已經默默成為我們的後院。每次孩子們抱怨空間太小，我都會提醒他們，我們家其實有到公共租屋的平均喔，每個人可以大約分到將近四坪的空間。
空間和時間都變成了奢侈品，似乎完全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我看網飛（Netflix）的影片時，不再關心演員穿什麼衣服，相反地，我總是盡情地欣賞他們住的地方。我渴望得到更多，眼睛總是在注意哪裡有獨立更衣間，或是浴室是否有雙洗手台。我著迷於觀看這些寬敞奢侈的生活環境，簡直到上癮的程度。我們當前住的這間小小兩房公寓，大小甚至不到我童年時期政府分配給我們的「家傭房」的一半。我現在的香港生活，某種程度上來說依然算過得還不錯，但跟童年時期的泳池派對和夏日搭船出遊的生活依然有天壤之別。我在大學擔任講師，薪水其實遠高於平均水準，但是每個月月底我仍總是負債累累。我的生活費常因為每天的輪船費和超市高昂的食品價格而陷入緊繃。當地超市六片麵包就要花掉我三美元（約二十三元港幣，折合台幣約八十九元）。晚上記錄開銷的時候我都會好奇，一般的店員和大樓清潔人員都怎麼過日子。我來香港是為了寫跟政治相關的文章，但光是日常生活就耗盡我所有精力。
這一切都是香港經濟體制的副產品，只有少數富有的家族企業集團控制著大片土地和一些重要服務，比如電信公司、公共交通運輸和公共設施。我的手機費繳給了某一個地產開發商，電費付給了另一個地產開發商。無論是搭公車、到商場購物、在星巴克喝咖啡，還是在當地超市購買昂貴的麵包，最終利潤都進到大亨的口袋裡。這座城市基本上由寡頭壟斷，整個經濟被分割成好幾塊，以幾近封建的方式被寡頭控制。這個體系從英國統治時期就開始了，在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依然繼續保持。北京很仰賴香港的鉅子大亨，有時會對他們施加壓力，碰到政治局勢緊張的時候會召集他們，以便確保他們繼續穩住大船。
來自英國和中國的統治者，總是不斷灌輸和強調香港人都是純然的經濟行為者，以至於最後香港人也開始相信自己本來就是經濟動物。但這從來不是事實。香港人愛錢，但他們骨子裡也是政治動物。當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就會大量地抗議，就像一九八九年他們出來聲援天安門運動、二○○三年他們出來抗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以及二○一二年他們出來反對愛國教育。在更早之前，早在英國統治期間，也發生過許多如今被遺忘許久的政治抗議行動，例如一八四四年，英國剛占領的兩年後，為了反抗政府徵收人頭稅，苦力群起大罷工，又例如一八九九年的六日戰爭，以及其他零星為反對法律不公正而發動的罷工。
二○一九年六月九日的示威遊行，正如那位年輕抗議者信誓旦旦的預期一樣，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港府大剌剌宣布，將在三天後繼續推進《逃犯條例》二讀。此舉引爆了公眾更加強烈的不滿聲浪，民間開始號召全城罷工。這次串聯的範圍非常廣，有公車司機呼籲一起慢速行駛，也有成人網站暫時關閉來表達支持抗議。年輕的抗議者更是直接在立法會大樓外頭集結，徹夜包圍立法會，阻止議員進入大樓工作。
整區包括中央政府總部、立法會和行政長官辦公室，皆被群眾團團包圍，現場原本緊張又肅殺的氣氛，後來被一群頌唱〈唱哈利路亞讚美主〉（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民眾緩和了不少。其中唱歌的一些人確實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其他人則趁機鑽法律漏洞，因為據說，如果在公共場合被認定是宗教活動而非公眾集會的話，可以不用向警方申請許可。接下來的許多天裡，全曲只有一句歌詞的詩歌已經深深植入了我的腦袋，它不斷地在我腦海裡迴盪，甚至我睡覺都會夢到它在我耳邊響起。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二日，人群繼續集結在立法會大樓周圍，而且隨著時間過去，人數不減反增。我十四歲的兒子馮月很好奇現場發生的事，所以放學後我跟他約在地鐵站碰面。我們沿著高架陸橋慢慢走向立法會，突然聽見有人從遠處大喊：「防暴警察！」好一大群人突然向我們的方向湧過來，粗暴地把我們往後推回去。
「你最好回家。」我說。
「好。」我那個頭高大的兒子答應我。他的手緊緊握著我的手，就像他小時候那樣。我將他送上車，而後我走回外頭。人群在尖叫咆哮。一團團白色的煙霧不斷往空中翻騰。我站在一個陽台上，兩名戴著安全帽和防毒面罩的攝影師從我身邊擠過去，他們爬上梯子，準備拍攝更好的畫面。
「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催淚彈。」其中一人回答，「媽的超嗆！眼睛他媽的快燒起來。」
我超級震驚。自香港回歸以來，上一次，也是第一次警方對著人民使用催淚瓦斯，是在雨傘運動期間。那次香港人感受到巨大的背叛，深刻到有人為此製作了紀念T恤。設計者在T恤印上催淚彈和數字「八十七」，紀念警方總共發射了八十七顆催淚彈。我自己也收藏了一件。
這一次，我第一次吸到催淚彈。我的耳朵刺痛不已，眼睛不停流淚，嘴巴裡像在燃燒。我周圍的每個人都在咳嗽，用礦泉水沖洗他們的眼睛。就在那時，我的手機收到了一條朋友的簡訊，她是盛氣凌人的印度小說家，我們原本約在立法會附近的太古廣場見面喝一杯。
「你現在在哪？」她寫道，「瑜伽剛下課。」
我回傳訊息：「他們在扔催淚彈。」
「我的天呀，快離開那！」
等我抵達那個鋪著閃閃發光的大理石，以鉻金屬裝飾的中庭，走到她桌子旁時，我的朋友已經點了兩杯灰皮諾。我說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事要做？」她俐落地回應，「外面不安全。喝點酒會讓你感覺好一點，然後你就可以再出去了。」
站在新聞工作者角度來看，這很荒謬，但我還是坐了下來，因為我已經頭暈目眩。我大口乾掉我的葡萄酒，看著帶著面罩的抗議者衝進商場，不停地咳嗽乾嘔，一群人圍成一團為彼此沖水急救。附近，一位身穿蝴蝶結襯衫、腳蹬高跟鞋的女士繼續開著她的商務會議，她操著一口法國口音的英語，為了蓋過外面催淚彈的轟鳴聲，她還提高了音量。原本被切分成兩個世界的城市，在那一瞬間合而為一了。
與此同時，警方不僅使用了催淚瓦斯，還動用了橡膠子彈，抗議運動已被定調為暴動。當我再次出去時，前線已經被推到了商場外面，一群憤怒的人民正在與警察對峙。一位男子在尖叫，他的聲音嘶啞，身體因憤怒而顫抖。另一名人士攀過一個路障，不停揮舞著手中的自製海報，上面寫著：「警察，你不也是香港人嗎？」警察衝向一團色彩繽紛的雨傘，將群眾驅散。「畜生！」我旁邊有人上氣不接下氣地罵著，「瘋子！」世界正在傾斜，我們往下墜落的速度正在加快。
當天，警方總共發射了一百五十發催淚彈，幾乎是整個雨傘運動期間的兩倍。三天後，林鄭月娥宣布「暫停」草案工作，但並沒有提要撤回。無論如何，這依然為時已晚。到了這個時候，抗議運動開始有新的訴求加進來，包括要求調查警察暴力、要求特赦被捕者，以及撤回「暴動」的標籤，再連同一直喊的「真普選」，形成了五項訴求；現場的示威者將一隻手掌張開，高舉起來作為支持五大訴求的象徵。政府總部附近的某條人行道上，有抗議者舉著標語，上頭寫著：「不要開槍。我們是香港人！」
一週後，又有一場遊行啟動。這次參與者約定好都穿黑色的上衣，看得出來香港人的心情改變了，從原本展現人民力量的希望，轉變成對警察暴力憤怒的譴責。這一次，我以記者的身分參加。這個故事太重要了，不能錯過。除了《蘋果日報》以外，大多數香港報紙都被跟中國有關係的商人收購了，他們刊出有關抗議活動的報導很明顯帶有偏見，主要都引用政府放出的資料，試圖淡化警察暴力。雖然我懷疑我的報導會帶來任何改變，但我希望自己能盡力去反映基層群眾的不同聲音。「至少你嘗試過了。」這句話也成了我的口頭禪。
這一次，我穿著螢光背心，帶著錄音設備走在馮雨旁邊，馮雨的新牌子上寫著「Teargas Me. I dare you.」（來催淚我啊。怕你啊。）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多民眾自發性地組織起來相互幫忙，沿途時不時有人把水瓶塞進我們手裡，幫我們扇風，往我們臉上噴水霧，幫我們把水瓶裝滿水，然後將空瓶子拿去回收。
我們走到金鐘政府總部附近，爬上一座人行天橋俯瞰下方的道路，我們想大概了解一下人群的規模。當我從上往下看，突然身體一陣熱潮湧上來，充滿了我的胸膛，我的整張臉都在發燙，而且頭開始發暈，得往旁邊靠著欄杆才能穩住重心。我們望著底下一顆顆微小的人頭，像在看一幅活生生的、會流動的澳洲原住民傳統點畫（dot painting）。那個時候，我們聽見人群之中有人用廣東話喊了聲：「香港人加油！」然後相同的口號聲開始此起彼落地在我們腳下響起，我突然覺得喉嚨很緊，全身又熱又喘不過氣，然後我才赫然意識到，這種感覺很像你第一次跟某個你真的喜歡得不得了的人約會，你在酒吧這頭，他在酒吧那頭，然後你們的目光遇上，你知道「對，就是他了。」我也跟林榮基一樣，在那一刻，我再次愛上了香港。
作者為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高級講師，《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作者。林慕蓮的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主修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和上海長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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