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血腥鎮壓民運34年，最不能忘懷的是行兇者自己，因此用盡一切方法杜絕悼念活動，也就毫不意外了。
再過34年也好，調動軍隊鎮壓民主運動，都無法自圓其說，常人也無法原諒。一個高齡長者，無論怎樣德高望重，以至一個革命政黨，憑甚麼可以決定動用軍隊，以槍炮結束示威民眾的生命，以正常社會秩序不容的方法來回復社會秩序？是否憑靠四九年結束內戰、建立政權的革命權威？抱歉，一個文化大革命已經消耗殆盡。難道是打倒四人幫，開啟改革開放年代所贏來的威信？隨著八十年代貪污腐化官倒橫行，也敗得一乾二淨。人民不外以和平的群眾運動，要求當局直面社會問題，主張政治民主，執政者可以不同意，但怎能反控他們搞動亂，並且以屠殺結束民怨呢？難道是犧牲一批人的性命在所不計，因為可以換回往後數十年經濟持續增長，再而大國崛起，再而偉大民族復興？果如是，官方也應該先承認殺人之罪，再追認當年的死難者是烈士，為國犧牲，又怎會對死難者家屬如臨大敵呢？更何況，歷史沒有如果。殺傷大量市民，若不能換來經濟繁榮，誰負責？以和平方法解決官民衝突，以至推行民主，誰能說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會比現在好？
一個國家不能好好面對歷史問題，確切承認自己的責任，只反映問題仍未過去，危險依然存在。試想，如果德國不願意面對過去納粹主義的超級罪行，日本拒絕承認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以至俄羅斯堅持武力入侵烏克蘭理所當然，可以嗎？問題就不只是無視自己的責任，更令人擔心這些歷史錯誤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同樣，六四事件不單是歷史問題，更是活生生的政治問題。眼下中國，正走向毛澤東年代一人當政的強人政治，民眾受到先進裝備的嚴密監視，社會運動也許會消失於萌芽階段，不會出現八九年天安門的震撼場面。不過，隨著中國憲法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習近平打破規矩，第三度出任總書記，過去毛澤東年代的三大政治特色，即終身制、領袖獨裁、個人崇拜已經重臨國土，比起當年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權力更大。決定有錯的話，更難挽回，傷害也可以更大。
例如：「清零」政策始亂終棄，耗用資源，塗炭生靈，誰可以制止？經濟上「國進民退」，大大窒礙企業家精神，也削弱科技巨企的力量，會否回到經濟計劃年代的歪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卻一直宣示中俄無止境的夥伴關係，可有考慮會令中國外交更形孤立、中歐之間更疏離？高調主張武力統一台灣，並且不斷軍事演習，換來是美、日、歐、韓、澳、印、英等國家軍事結盟，對抗中國，不利和平發展，但又有何機制改變最高領導人的決策？
一人當政的中國，也必須面對毛澤東晚年權力繼承問題所引起的政局不穩定。獨裁者選定繼承人有先天的困難，人選太弱太強都不成——太弱則不成體統，沒有能力駕馭大局，繼承其正統，確保其權威可以傳承下去；但太強的話，又怕提早變成跛腳鴨，稍有差池，更有被迫宮下台的機會。有研究更指出，獨裁領袖被迫下台一年內，超過四成不是流亡，就是被囚禁或者死亡，因此絕對不能選錯人。
不容有失之下，反而頗難善始善終。由毛年代的劉少奇和林彪，到鄧年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莫不如此。結果蜀中無大將，毛最後揀定華國鋒，他戰勝四人幫，也逃不過被鄧小平淘汰的命運。鄧小平較聰明，揀了地方諸侯當總書記，還預先定下十年後的接班人選，保住往後二十年的政治穩定，只是十年換班的規矩難逃一劫，敵不過手握一切權力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又回到最初的起點，面對權力繼承的難題。
記得支聯會五大訴求最後一點，正是「建設民主中國」。當年提出，固然是繼承民主運動未竟之志，但細心回想，民主制度更可以免去權力繼承問題，切斷獨裁之患，那年那日的慘痛苦難或可避過，更可根絕悲劇的重演。
六四是苦難日，顯露罪惡深淵，也展現救贖方向。今日香港時局艱難，支聯會遭瓦解，維園燭光給撲滅，不過六四悼念苦難，不論甚麼形式，心念始終如一：六四來臨，行兇者必須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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