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年輕的秦剛同志沒有從中國培訓外交官的搖籃—外交學院畢業。 他沒上過那所學校。反而是從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UIR）拿到文憑。在我早年外交生涯的回憶中，該校是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情報機關的關係密切而聞名。一九六四年，基於該校做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菁英名校，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成為對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具有無比重要性的學府。
國安部系統 秦剛非科班
一九七八年，秦剛同志的母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可能是因為肅清「四人幫」之後的改革所需，要求「重點高校」必須隸屬於教育部。可惜的是，國關學院變成國家安全部（MSS）的下屬單位，失去了中國「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名校的地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國關學院的網站仍然為其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被指定為「重點高校」而自豪。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這種關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因此，秦剛在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 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我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給我們的許多優秀年輕畢業生共事，我的經歷足以證明這些幹部都很有才華，而且工作勤奮。他們總是早到晚退。他們渴望盡可能地瞭解我們辦公室的動態。我們本地雇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外交人員服務局慷慨提供的，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雇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外交掩護 從事情報工作
所以，年輕的秦剛同志在引導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導方向時，一定卓有成效，他會將新聞工作導向國安部指定外國媒體應該關注的主題，避開國安部不想被報導的題材。
在北京的外國新聞媒體經過四年嚴格的見習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憑藉他的新聞工作背景，他的「外交掩護」（diplomatic cover）是—還有別的嗎？—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歷練過，他和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新外交路線 聽命情報官員
我提起這些往事，是因為秦剛同志現在已貴為中國的外交部長，是中國新外交路線的象徵。而中國的新外交路線不是由職業外交官負責推動，而是聽命於專業的情報官員。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正如美國諧星傑瑞史菲德（Jerry Seinfeld）所說的：「…並不是說這樣不對。」（…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這是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普遍存在於中國外交領域的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外國的外交官對於這種轉變仍然無法完全理解。
典範轉移 不接受普遍規範
這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首先，這意味著中國的全球外交不再以普遍接受的規範為基礎。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幾年前指出的，這表示中國的外交不是為了「解決問題」（solving problems）。二○一八年一月，季辛吉說：「…我們的做法通常是務實的。我們想要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而中國人的做法是：任何問題最後都不會得到解決。對他們來說，每一個『解決方法』都是通往另外一個問題的入場券…」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外交模式只偏好非外交運作、影響力、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造謠毀謗、諜報行動，以及在官方關係之外另闢蹊徑。
除了秦剛，另外一位人物的出線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就是新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正部級主任宋濤同志。 宋同志在福建當了廿年的省級幹部；他的第一個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九二年），是在福建「林業」部門工作，包括在澳洲墨爾本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留學三年（但該校從未開設過林業科系）。整個一九九○年代，宋同志在福建的中共地方黨委一步步往上爬，直到一九九九年晉升為閩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副總裁」。與此同時，副省長習近平正為了廈門經濟特區爆發的腐敗醜聞「遠華案」焦頭爛額。我猜測習近平應該是全身而退。因為在此之後沒多久，他就升上福建省長。
可是，宋濤同志卻突然從福建消失，然後以中國駐新德里使團「使館參贊」的身份出現在印度。我認為，宋濤當時和習近平幾乎沒有什麼交情，所以令人納悶的是，宋濤怎麼會突然在亞洲的另一邊，在一個重要的中國大使館裡半路蹦出來？
更令人費解的是，兩年後，這位新德里的神秘參贊再次消失，然後以中國駐加勒比海蚊子肆虐的蓋亞那大使的身份重新出現。
那麼，宋濤大使被發配到這種落後的偏遠地區，有可能讓外交部的領導高層對他產生深刻印象嗎？真正的觀感又是什麼？不過，他在蓋亞那的工作績效肯定十分出色，因為兩年後，也就是二○○四年，他被調回北京的外交部，擔任「中共外交部委員會國外工作局」的「局長」。 然後，宋先生變成中國駐馬尼拉大使—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對於一個不算「外交部老幹部」的人來說，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派令。
這背後顯然有一些不尋常原因。二○○八年，宋濤正式進入外交部的「領導班子」，升任副部長；二○一三年，他進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很快就成為首席副座（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二○一五年十一月，在宋濤六十歲生日時，他被擢升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ILD）部長，名義上等於是黨的外交部長。
宋濤同志從二○○○年福建省一個不起眼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到二○一五年成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一把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到了二○一七年，宋同志還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接連跳升 宋濤統戰奇才
我一點都不懷疑宋同志的才幹。在他擔任中聯部部長期間，他的表現一點也不含糊，尤其是應付那些社會主義兄弟之邦，例如北韓那位喜怒無常、難以取悅的「敬愛的元帥」金正恩，宋同志因為成功說服他認同習近平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和美國總統川普在北京舉行高峰會的「高瞻遠矚」，從此聲名大噪。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施雅軒去年底投書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對這段趣聞娓娓道來。 在檢索幾個資料庫後，我們可以發現宋濤在中聯部任內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部長—雖然他的年紀稍微大了一點。一般認為，他不會再次當選中共第廿屆中央委員。他似乎就要體面地退休了。
我的看法是，宋同志在職業生涯中期的離奇轉折（從一個省級無名小卒爬到新德里的「王牌大賤諜」）， 暗示了他的情報背景。而且，他一步步地從「外事」官僚晉升到中聯部部長和中央委員，只花了十五年的時間，證明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統一戰線」（united front）奇才。
對抗特務外交 台美備戰
最後，我也和大家一樣驚訝，宋同志突然從應已退休的崗位上重新獲得重用， 領導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我認為，在二○二三年，習近平主席對於國際關係的總體政策—尤其是對台政策，將由秦剛和宋濤這種擁有情報和「主動出擊」背景的領導幹部來執行。美國和台灣的外交官都必須「使出看家本領」，準備長期對抗中國新的灰色地帶「特務」外交，這種外交模式對傳統的談判和妥協根本不屑一顧。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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