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跟美國之音主持人樊冬寧聊電影、小粉紅，以及海洋，一個來自中國的狂熱、瘋癲話語，及其背後的思想史脈絡，俗稱「民族主義」——中國的自嗨、意淫；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脈絡，即近三十年中國如何走向海洋？我有一篇舊文做過梳理：一個內陸政權，最初面臨海洋之際，是鬧出一些笑話來的，可悲還在於，這個政權的繼承者，還要鬧更大的笑話：震懾東亞、爭霸太平洋，會不會由此而顛覆了其實很脆弱的這個政權，大概是人們坐等要看的下一場大戲。】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摸著石頭過「海」，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挑戰。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實行"對外開放"，但他並沒有什麽"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象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鄧小平這一步，邁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鑒"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 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這里發生了幾個問題：
1、 今天人們都說，"廉價勞動力"讓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紅利"，但是中共從那個時候起，必須扔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這兩個東西，才能使用"廉價勞動力"。所以鄧小平丶趙紫陽"摸著石頭過海"，摸到的第一塊石頭，就是資本主義，而且必須配套低工資丶低勞保丶無人權，以及大量產業工人下崗、失業，才能維持"廉價"優勢。這第一塊石頭，就埋下了日後中國發生貧富迸裂、社會對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機。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卻制造了另一場新的階級對立。
2、 趙紫陽在回憶錄里說，當時陳雲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把他叫去訓話，說"特區"等於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租界"，引進外國資本很危險。陳雲的擔心看上去很迂腐，可是後來發生的，卻是共產黨權貴的"權力尋租"，而且諷刺的是，正是他們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國占有了二百個行業的二百個權貴家族，是最腐敗的集團和階層，當年就是陳雲主張由他們來接共產黨的班。
3、 鄧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經濟開放必定帶來社會、政治、文化的開放，也必定出現思想活躍、政治異議、示威抗爭。結果不出十年，天安門學潮爆發，中共不僅沒有應對大規模街頭抗議的絲毫經驗，甚至沒有非殺傷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調動野戰軍攻進首都沿街大屠殺。從此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須永遠壓制對它的任何非議，所以很難講，開放對中共是一件好事。
二、 跳海
六四鎮壓，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意外，它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它是"跳海"。
到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我發現他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忽然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因為蘇聯垮掉了，以前它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也開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它。
其實，真實的原因還是"六四"屠殺，鄧小平對楊尚昆丶江澤民說，你們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記"天安門"；他也對李光耀說過：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接替趙紫陽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丶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丶醫療丶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民間有諺雲："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所以鄧小平把中國經濟搞上去，獲益的只是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極少數人，百分九十的中國老百姓，只能算剛剛獲得溫飽，而西北地區和閉塞山區依然是窮鄉僻壤；不僅如此，數千萬至上億的農民工進城，形成"北上廣" 等幾個畸形都市圈，而廣大農村被拋棄，急劇地荒蕪和破敗，令中國城鄉二元對立更趨惡化。
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污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 "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丶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王小東，後來又寫了一本《中國不高興》，歸納了幾點：一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丶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沖突；第二，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憑什麽美國人均消耗的自然資源，是中國的近百倍？他那個時候還沒想到第三點，即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那就是後來出現的"一帶一路"戰略。
三、 南海與內亞
鄧小平的開放，一開始只有沿海三個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謂"一帶一路"，涵蓋了60個國家丶數萬億美元投資丶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這是中國的一個成功還是災難？但毫無疑問，它是世界的一個新難題，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一帶一路"不僅將使中國向沿途國家"輸出"污染工業，中國的獨裁政府也將獲得這些國家的肯定，對全球民主化乃是一個挫敗。
"一帶一路"這個巨大的中國野心，受到區域不穩定和各國自身利益的挑戰，是目前議論紛紛的話題。我這里只想談談中國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麽；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這是中國歷史教訓。
第二，今天中國面臨的麻煩，首先不是它和國際丶它和太平洋的關系，而是北京與邊陲的沖突。中國與新疆丶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丶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著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問題。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國認為，東亞地區在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的非常好的機會，當時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也強調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這是一個明智的政策，但是後來北京沒有處理好台灣問題，將導彈對準這個島國，台灣海峽形勢非常緊張；再後來，又廢除香港"一國兩制"承諾。到習近平上台，對台灣、日本、東海南海，都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拋棄了"韜光養晦"。
宋代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發展，特別是明清以後，開發了南洋。雖然，內陸取向的中國政權一向是禁止海外開拓的，明朝的鄭和七下西洋，也只因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蹤的建文帝，但是傳統的中國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成為開發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的海洋文明有關，那時並沒有中國炮艦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這個歷史經驗也很重要。
（10.20.2016，華盛頓，在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中國論壇》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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