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負成長其實是個已經預知會發生的事實，只是比預期提早到來。這個過程台灣也經歷過，但相對平順，值得中國借鏡。（資料照，美聯社）
中國官方在1月17日公布，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自然成長率-0.60‰。全中國人口14億1175萬人，比前一年減少85萬人，這是自從大躍進造成大饑荒後，61年來首次中國人口負成長。
中國人口負成長其實是個已經預知會發生的事實，只是比預期提早到來──原本官方預測在2025年出現負成長。70多年來，中國人口從「負債」變成「資產」，現在又面臨資產流失。這個過程崎嶇，而台灣也經歷過，但相對平順。其實台灣經歷值得中國借鏡。
過去很長一段期間，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被視為發展的重大限制。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說：「人民吃飯的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他預言中共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毛澤東則反擊美國這種「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人世間第一可寶貴的就是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70年前：想逃離馬爾薩斯陷阱
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他在審閱馬寅初平案件時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
當時中國許多學者都在努力思索要如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人口成長必然會超過糧食生產。節育是許多人提出的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校長、財政學者馬寅初的「新人口論」。
馬寅初並非中共黨員但同情中共，在國民政府時代不時批判國民黨而一度遭軟禁。毛澤東第一任妻子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是北大哲學系教授，楊過世時家境清貧，馬寅初與蔡元培、胡適等人一起向師生發動募款，協助處理楊家後事，這讓毛澤東感念在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馬寅初被列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人口論」不是著眼糧食危機而是經濟發展策略。當時中國人口年成長率約2%，國民所得多花在民生消費上，資本累積只占兩成，而且人力多配置在生產力較低的農業部門。馬寅初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要走蘇聯機械化的道路，這種生產模式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而需要累積更多資本。為累積更多資本投放在工業部門的機械化，馬寅初主張要控制人口、提倡計畫生育。
最初毛澤東接受計畫生育的主張，不過1957年他發動大躍進，喊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壞事」、「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等口號，於是政治風向轉為批判節育。《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方意識形態工具也開始批判馬寅初，他也在一九六○年辭掉北大校長，之後長期禁聲失語。
文革結束，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他在審閱馬寅初平案件時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10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當年批判馬寅初的《光明日報》如今改口以「批錯一個人，誤增3億人」為題平反馬寅初。之後中國政府開始推動推動嚴格的一胎化政策，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宣稱要「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
7年前：宣告終結一胎化
人口紅利流失，也成了中國政府要頭疼問題。「人口紅利」有兩面向的意義，一是充沛的勞力供給，可以維持低廉的工資；二是有賺錢能力的人比等著被供養的人多。
中國人口專家梁中堂是當時少數反對一胎化政策的人，梁中堂認為一胎化對農民衝擊太大，是在懲罰農民。他過經過推算後提出兩胎制。梁中堂自稱是中國第一個用「人口老化」的理由反對一胎化的人，只是當年還沒有這個專有名詞。他認為中共推動馬寅初造神運動，藉以推動計畫生育。梁中堂在1980年代幾次寫報告、致信給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建議兩胎制，但沒有下文。他2018年接受台灣中央社訪問時說，他看過內部文件，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有反對二胎制，「但不知道哪裡卡住了，應該是國家計生部門不願意」。
一直到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一胎化在中國正式廢止了；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計畫通過，將「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改名「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計劃生育」也走入歷史。
計畫生育走入歷史、二孩政策推動，但無法阻止中國人口下滑的趨勢。人口紅利流失，也成了中國政府要頭疼問題。「人口紅利」有兩面向的意義，一是充沛的勞力供給，可以維持低廉的工資；二是有賺錢能力的人比等著被供養的人多。第一個問題要靠產業轉型解決，中國政府近年來也很有意識地在推動產業升級；第二個問題則需要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社會安全網的張掛來解決，而這也是中國較落後的。戶口制的改革到近年才用力推動，但官方還是充滿著對「低端人口」的歧視。農保、社会养老保险，在過去約10年間才加快推動整合、改革。
如今：難爬出「低生育陷阱」
一個國家若掉進「低生育陷阱」後就很難爬出來。台灣的社會福利較健全、政府推出各種生育獎勵，但民眾還是不想生小孩。
1990年代至今30年間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整個社會轉型過程變壓縮，社會制度改革跟在後面急追。相較之下，台灣一樣經歷了人口從高峰走向負成長的過程，同時比對岸還早面臨。台灣的「經濟奇蹟」也是被壓縮的成長過程，社會制度也曾是跟在後面，但就發展軌跡來看，台灣社會安全網建立的比較早。
台灣內政部剛公布的2022年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台灣連續3年人口負成長。2022年全年新生兒數13萬8986人，粗出生率千分之5.96。這是內政部從1958年統計以來最低的新生兒人數，年粗出生率也首度跌破千分之6。台灣總人口數已於2019年達最高峰2360萬人。至於人口紅利，15～64歲的工作年齡人口2016年達到頂峰1737萬，之後開始逐年下滑。國發會預估人口紅利2027年消失。
一個國家若掉進「低生育陷阱」後就很難爬出來。台灣的社會福利較健全、政府推出各種生育獎勵，但民眾還是不想生小孩；而中國到目前還只是鬆綁節育政策，還沒到獎勵的程度，再加上社會保障不足，更難跳離陷阱。
台灣社經轉型經驗彌足珍貴
當中國傲人的經濟成長受到舉世注目之際，台灣正在經歷一場沒那麼炫麗的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這段經驗彌足珍貴，應是現今面臨發展困境的中國可以借鏡的。
其實人口減少並非完全負面，畢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技術進步雖然幫助人類脫離馬爾薩斯陷阱，但資源終究是有限的。人口適度減量，若有相對應的產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配套還是可以發展的很好。台灣從「四小龍」時期畢業後，高長率不再，但並沒有掉人「中度所得陷阱」，2021年台灣終於躋身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之列，這也是晉身「已開發國家」的各種標準中最嚴格的一個。
不少人對威權時代的國家中心發展模式還存在鄉愁式的推祟，甚至據此把台灣民主化之後的經濟發展批評的一文不值。其實台灣在過去二十多年跌跌撞撞的過程中，走出一條較健康、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渴望學習台灣1970年代國家中心發展模式；21世紀初，當中國傲人的經濟成長受到舉世注目之際，台灣正在經歷一場沒那麼炫麗的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這段經驗彌足珍貴，應是現今面臨發展困境的中國可以借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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