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國就是制度好，白宮和國會輪流坐莊，這不，共和黨坐莊，又聲稱要「追究病毒源頭」、又高喊「受騙了」，不過這位麥卡錫是不是只耍嘴皮子，則要往後看了。美國政界確有一個「屠龍派」，深知對付中共只有一招：幫助中國人民起來推翻他們自己的這個制度，全世界就安全了，當初川普、蓬佩奥那一屆內閣做下去的話，沒準這場瘟疫就不會發生了。但是，拜登還是要跟中共做生意，就像三十年前老布什在「六四」屠殺後還要跟鄧小平做生意一樣，令美國的綏靖主義氾濫，他們大概不會汲取這個教訓，這也是沒轍的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2日会见六四参与者王丹、苏晓康、李恒青和李兰菊等人，美国国务院于3日中午12时许公布会面消息，並发布正式新闻稿《美国国务院六四事件31周年声明》：
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因管制资讯和暴力镇压,得以幸存。31年之后，死亡或着失踪的天安门抗议者数目仍然未知。美国持续赞赏他们的愿景，美国人民与仍在哀悼期死去家属的中国家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即使面对巨大的个人困难与风险，她们从未停止为他们孩子们的死亡，寻找正义。我们重申并呼吁：
针对死亡或失踪者，进行完整并公开的计算。我们哀悼1989年6月4号的受难者，我们也与向往一个保障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基本们性尊严政府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日进国务院见蓬佩奥，是余茂春安排的。三十年前他還在伯克利师从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讀博士，就打電話給我說魏教授也樂意帶我，我卻被車禍絆住了，沒去成。後來他在安纳波利斯海軍學院教書，我們就常常可以在派對上碰到了。那天見國務卿大概四十分鐘，蓬佩奥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我們怎麼幫助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李蘭菊向國務卿講她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故事，講得很細，蓬佩奥就靜靜地聽她說。我則通過余茂春翻譯對國務卿說，美國調整中美關係、從只對當局到轉向民間，實在是一個大清醒，而喚醒中國老百姓，首先要喚醒中國知識分子（讀書人），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可能不太好），但舍此無它，怎麼做？需要好好規劃。然而，其實我心裡知道（沒敢說出口），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其實還沒醒來，國內一則閉塞，二則前現代，讀書人觀念陳舊落後，跟不上趟兒，膽兒最大的，也還在那兒呼喚「改革」，而「改革」早就死了，或成了中南海忽悠內外的臭裹腳布，至於今天怎麼先去「啟蒙」讀書人，沒人知道，因為五四那時候只有「啟蒙百姓」這檔子事兒，誰啟蒙了陳獨秀、胡適，我還真不知道呢。
那幾天正逢「六四」三十一週年，想想我已經流亡了31年，真是不可思議。台北中央社記者張淑伶來採訪我，我年年說「六四」，這次揀了一個新話題：西方不懂「韜光養晦」：
（台北4日電）六四事件31週年，作家蘇曉康說，六四改變人類歷史，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後中共發展經濟以壯大自我、同時因恐懼丟失政權而更加專制的苦果，但西方社會對此體認還不夠深刻。
蘇曉康2日與王丹等人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會見，他在行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說，在中國禁止討論的情況下，談紀念六四對今天的中國沒什麼意義，但是，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對西方社會來說愈來愈重要。
他說，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而這是六四和當今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關係。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蘇曉康在去年底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
他說，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1988年時，蘇曉康因擔任電視紀錄片「河殤」的總撰稿人，已成為文化界享譽全國的人物，隔年他曾參與連署並在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
他說，當時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執政者，但鄧小平立刻認為政權要丟失了，採取開槍鎮壓，「我想，鄧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殺雞不需用牛刀，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我也强调两点：
第一、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蘇曉康說，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但不可能真的忘掉，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
在蘇曉康看來，幾乎沒有西方的政客或評論家看到六四屠殺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即使中美現在對立，主要基於覺得中國占了他們的便宜、只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這說明了西方政客始終沒懂得「韜光養晦，改革開放」這兩句話的真義，也沒去認真探討「中國崛起」和六四有什麼關係。
他分析，第二、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
蘇曉康認為，如果西方國家能體認到六四與當今世界局勢的關係、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政權，「我認為他們會從很多方面瓦解這個政權」，就像1950年代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反共戰略一樣，對中共圍堵。
然而，和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2，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
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
蘇曉康認為，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他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
今年的六四紀念日，正值全球關注武漢肺炎疫情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蘇曉康強調，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
——《瘟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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