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首任所长严家祺信而有征的流亡回忆，和他有惊无险的八九六四逃亡故事。
本次华盛顿手记开始，不定期地为您介绍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流亡生活回忆，通过他的眼睛和笔触，看中国八九后的流亡者。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我是主持人北明。
严家祺是中国政治学者，1986年出版政治权利学专著《首脑论》，以及与其夫人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2009年出版《普遍进化论》。2019年出版《国家首脑终身制》，2020年出版《全球财富论——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理论》。严家祺先先生文革前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早在1979年2月，在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言而喻，这个主张在当时意义非凡，至今其紧迫性几乎成为防止中国政治倒退的关键。严家祺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6至1987年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法国，同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移居纽约后，一度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目前在家中专心从事写作工作。
本系列内容全部选自严家祺先生2013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一本半自传体著述：《在人生的列车上》。此书大部篇章是他八九六四后流亡生活的见闻，其中不少描写他流亡途中所认识和交往的同道。这些人几乎都参与过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是八九前中国各界精英，他们流亡后即被大陆当局屏蔽而淡出公众视野以致被社会遗忘。中国近代与当代历史的断代，就是这样形成的。严家祺笔下人物虽然限于他的个人交往而人数有限，鉴于他的特殊身份、流亡经历和人选特征，他的这一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流亡精英群体这一课题而言，不乏填补空白之功。
严家祺先生展现人物，起笔温润，视角平实，信实有据；呈现相关事务则落笔审慎，疏漏有致，评说严谨，为读者方家留下思索空间。而他通篇字里行间渗透着善解人意的心曲浓墨，显然是作者的人格使然，与他为之流亡的文明与价值相默契。
填补流亡精英群体历史空白、人与事的信而有征，是本系列向听众介绍和推介严家祺先生此书笔下人物的原因。
中国政治学学者，首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右）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二十四年后出版著述（封面，左），记录流亡生活与过往人物，为中国当代士林留下珍贵资料。（网络图片）
这一集我先要介绍严家祺先生本人逃离中国的经历，选自此书的第二部分第一个篇章，标题是《在大亚湾荒岛上》。严先生开篇先借助历史总览人生长河，他写道：
人生象一条江、一条河。有的人如同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静静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条小溪，永远安安静静地流动着。
人生也象江河那样有转折。一九四九年，许多人从大陆逃到了台湾，亲人分离、家庭破碎，四十年後，轮到我的人生发生大转折了。这一转折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个难忘的日子，就像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大峡谷那样，把我从青藏高原带进了印度、孟加拉国的平坦原野。在这之前，我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当时到国外丝毫没有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与那些有意识、有准备到国外留学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转折，前后对比是如此强烈，恍如经历了前後不连接的两个世纪。……
接下来他开始叙述他人生在一九八九年如大江大河那样的转折：
从六·三到六·一八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张伯笠主持"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我在开幕式上作了半小时演说，作为"第一讲"。天安门广场有逾十万人。远处的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但天安门广场听不到枪声。我在演讲后，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因为"民主大学"周围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十时半左右，我和高皋通过拆开大帐篷的缝隙，从帐篷后面离开了人群。有几个人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危险，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建国门内东总布胡同家中。六月四日凌晨，我们被持续、密集的枪声警醒。我家住在十四层楼，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长安街，在建国门立交桥上开动着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机枪的闪光。望长安街天安门方向看，也是不停的闪光，机枪声愈来愈密集，后来又传来了坦克的隆隆声。我悲愤交加，心痛欲裂。天还蒙蒙亮，有几位整晚在长安街的朋友来到我家，讲述了他们亲见的屠城场面。他们满怀惊恐，含着热泪。最后商量说，希望我离开北京，以免被乱枪射杀。在他们陪同下，我赶往北京站。这时，乘火车没有目的地，我熟悉江苏，就买了去江苏的火车票。我想，半个月或一个月后再回北京，大概会被开除党籍，受到批判，不至于被捕。
在江苏，大概六月八日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通缉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李录、熊焱等二十一名学生的消息和画面。第二天，又看到通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等人的画面。
六月八日后，我每天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六月十一日，公安机关发出通缉方励之、李淑娴的通告。六月十二日傍晚，我在收听"美国之音"时，偶而听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消息，消息说，杨尚昆提出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捉拿归案，并把这三人处死。❶当时，我并不太相信台北广播，但从这时起，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第二天早晨七时，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十四号通告，宣布"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等为"非法组织"。通告说："上述非法组织，参与了在首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对拒不登记、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❷
我在听到"戒严部队指挥部十四号通告"後，决定逃亡。
为了躲避追捕，我没有想到香港。我准备到人烟稀少的山区暂住。当我妻子高皋准备到江苏看我、离开东总布胡同时，她听到了电话铃声，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这个电话。原来，是从香港来的电话，香港这位朋友希望我到香港躲避一下。
严家祺先生从此踏上人生逃亡之路，他先从上海到广州：
从上海到广州
我的舅父龚浩成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一九八九年时，我与他没有任何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他。就像在北京时，我没有与鲍彤有任何联系，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在上海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中，用高价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我知道当时已开始通缉我了，出广州站时，我让高皋一人先出站，我等到最後，一手端着一大茶杯水，另一手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一条裤管卷到膝盖上，一条裤管垂到膝盖下，摇摇晃晃走出检票口，居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顺利出了车站，在约定点地方，见到了来自香港的林道群。
林道群和他的朋友李志华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接我和高皋的。珠海一家珠宝公司总经理怀德，是当年越南战争中打到谅山市的两个坦克团其中一个团的团长，因营救吾尔开希，被国安部盯上，他的外甥李侬被捕、自己不得不流亡法国。香港罗海星参与了"六四"後救助大陆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在營救王軍濤時失手被捕，被判五年監禁。林道群、李志华在广州时受到跟踪，险象丛生。幸而他们一次一次换乘Taxi，机智地躲过了危险。
在广州，我听林道群、李志华两位朋友说, 我们本来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这一天，广州黄埔港突然出现十六条封锁线。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们再替我们安排好，至于他们怎么安排的， 我至今一点也不知道。我与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轻同事，一行三人，从广州出发，前往海边，准备偷渡香港。我们同行的是两辆车，前一辆是"探路车"，我们坐后一辆。经过东莞、樟木头，在一家旅馆门前停下，我抬头一看，门上写着"阅港旅馆"四个大字。我们下车后，进入了另一辆新开来的车，更换了司机。一个多小时后，在澳头海边停下。
人生这个转折非同小可，接下来严家祺夫妇从学术殿堂的学者变成了真正的偷渡客，他回忆道：
在大亚湾荒岛上
从广州到澳头海边，大概开了四个小时左右。有一位穿着黄色雨衣的人，手里拿着一条烟，带我们三个"偷渡客"步行到海滩，上了一条快艇，当他把那条烟丢向岸上时，没有人说话，快艇就乘风破浪飞速前进，我们的衣服从外到里全部湿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镜。一个小时左右，穿黄衣的人与我们三人登上了一个海岛。我这时才注意到，黄衣人并没有驾驶快艇，还有另一名船工是驾驶员。
到荒岛上后，黄衣人告诉我荒岛上没有野兽，我就开始四处察看。在沙滩后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有一处有一个山洞，附近有水坑，里面是淡水。往远处看去，可以见到几个小岛、灯塔。黄衣人告诉我，荒岛叫"簕格仔岛"，远处的灯光就是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下午七时半，黄衣人与船工开快艇回澳头，说是拿晚饭给我们。这样，在大亚湾荒岛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农历五月十五日，在寂静荒岛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时左右，黄衣人和船工又来到荒岛上，带来了盒饭。荒岛上十分安静，突然，一艘船向荒岛驶来，我们下意识中感到是警察来了。黄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气大声叫对方立即上岸，结果，那艘船掉转头来迅速离去。当一切沉寂下来後，涨潮声愈来愈响，我们就在月光下，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们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马力船。前面还有几艘船探路，我们不时听到几艘船之间的电话联系的呼叫声。
在大陆与香港水域分界处，我们所乘的大马力船与香港方面失去了联系，无法接通电话。船停在水面上颠簸不已。当一艘船从远处驶过时，船工耽心香港水兵会看到我们，要我们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湿，而且还有一薄层水。我们遵命平卧着，透过甲板一条很长、很宽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随着船只的晃动，我觉得胃在翻动。后来我从报道中知道，曾经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钉死，没有那条"缺口"与外界相通，因为"偷渡客"很多，非常拥挤地聚在一起，时间过长，大部分人就会就在甲板下闷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们偷渡进入香港的当天，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发布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规定海关工作人员执行缉拿任务时，非开枪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为时，可以开枪射击。规定自发布日起执行。我们偷渡香港，船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走私货物，但在海面停留时，船工要求我们三人把随身带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里不留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纸张和电话号码。如果我们被捕，就说是随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与高皋迫于无奈，把我们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则不然，他说他带着到美国一大学读学位的文件，绝不能沉下海底，由于他坚持，他的行李没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带到香港。
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船工那里了解到甚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不关心我们是谁，只是把我们看作"偷渡客"而已。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时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学所的苏炜前来迎接，由法国驻香港副领事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但苏炜和我们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谁，是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我想与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处的人说，你们是"偷渡"来香港的，上街就会被警察查问，就可能被押回大陆。
这次节目时间到了，下次我们继续严家祺先生的自述，看他和他的妻子高皋逃抵香港之后的经历。中国流亡者纪事，严家祺先生的逃亡回忆。这是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我是主持人北明。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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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❶香港《明报》1989年6月11日刊出类似消息，说杨尚昆领导一个"六一 小组"制定了一份"黑名单"，要把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用一切手段捉拿归案。"
❷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日第1版。
❸刘达文：《黄雀行动》，第37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本系列选自严家祺著述《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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