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誰是「叛國者」──訪那些開戰後出走的俄羅斯人
文字:劉致昕
俄羅斯侵烏戰爭不到二個月,因戰爭而流亡他國的烏克蘭難民已超過四百七十萬人,成為歐陸二戰後最大的難民潮。而在另一頭,發動戰爭、土地未受戰火威脅的那一方大國,竟有至少三十萬以上的俄羅斯人選擇逃離,逼得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檯面上以「叛國者」 「垃圾貼上罵名,檯面下,又想搬出免役、所得稅優惠,試圖減緩人才外流潮。
我們在柏林專訪一對來自俄羅斯的科學家母子,和一對俄國、烏克蘭女同志結成的伴侶。他們回憶戰爭開始後俄人的心境,為何、又如何逃離母國?離開後,又想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普丁往烏克蘭境內十四座 城市丟下炸彈,俄軍分三路往烏克蘭境內進攻,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就此爆發。
當自己的總統揮起「正義」之旗發動戰爭,許多俄羅斯人卻開始逃亡。開戰後,在俄羅斯境內與「離開」相關的搜尋關鍵字,包括:「如何離開俄羅斯(как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 移民(Эмиграция)」、「政治庇護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бежище)」,搜尋熱度都攀上十年來的最高峰。
在Telegram上,有人發起移民相關群組,參與人數快速飆升,最多的超過十萬,人們在裡頭討論簽證、海關檢查、交通、就業等問題。持俄羅斯護照可免簽證入境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耳其等國家,在戰爭開打後,瞬間湧入了大量的俄羅斯人。
根據喬治亞內政部統計,開戰的前三週,喬治亞湧入超過三萬名俄羅斯人,是在疫情前觀光人潮仍多時的十四倍。前往亞美尼亞的俄羅斯人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而飛往以色列、哈薩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班機,也在戰火下屢加班次。陸路方面,往芬蘭的火車票在開戰後的兩週全數完售。
根據協助反戰俄羅斯人法律服務的公益組織「OK Russians」的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超過三十萬俄羅斯人選擇離開國家。
三月十六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演說,點名這群離開的人,直稱他們是敵人、是西方培養的「第五縱隊」fifth column),要從內部攻擊俄羅斯。「任何人,特別是俄國人,一定懂得分辨真正的愛國者、垃圾、叛國者之間的差別!」普丁強調不支持國家「軍事行動」,不積極工作、支持政府,或在此時離開俄國的人,都是叛國者。他也強調,叛國者離開俄羅斯,是「社會淨化的必要過程」,將使國家更為強大。「把他們像是飛進嘴巴的蚊蟲一樣吐掉就好,往路邊吐!」普丁笑稱。
這番包括社會清洗、獵殺境內「叛徒」的發言,與一九三○年代史達林發動、被稱之為大清洗(Great Purge)的政治鎮壓跟迫害行動前的鋪陳相似。那段期間,包括監控、公審、指名為間諜等「紅色恐怖」不斷發生,有超過六十八萬人被槍殺、超過一百三十七萬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在普丁演說之後,獵殺「叛國者」的氛圍浮現。有參與人權運動、公民運動的俄羅斯公民,門前被支持戰爭的人噴上代表支持戰爭的Z記號,門板被寫上「賤人!別把偉大的祖國賣了!」四月十一日,俄羅斯下議院議員則提議,應把反戰者視作國家叛徒,剝奪公民權。
科技人才、知識分子大量外流
對政治反對者無情打壓,但實際上俄羅斯政府卻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一場嚴重的科技人才外流。
就在三月底,俄羅斯電工企業協會 Russian Association of Electrotechnical Companies)向下議院報告,開戰以來已有七萬名年輕人出走,預估四月還有十萬人出走,主要是資訊科技產業人員。不只跨國科技公司因國際對俄的制裁政策而搬離俄國,許多新創公司、科技企業,也以包機方式快速為俄籍員工移地辦公。
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危機,俄羅斯政府隨即宣布科技公司享有三%以下甚至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也宣布擁有一年以上資訊產業經歷者,或數學、應用電腦科學和無線電工程等大學學位者,可申請緩徵或暫時免除兵役義務。按照俄羅斯法律,所有十八至二十七歲男性皆須服兵役。
一方面稱人民為叛徒,一方面給胡蘿蔔留住人才。事實上,從普丁二○一二年第三次出任總統時,國內人口即明顯外流;二○一四年併吞克里米亞之後,更刺激新一波出走潮。目前推出的免役與稅賦優惠,真的能改變民眾的決定嗎?
她們,和數十萬人回不去莫斯科的原因
二○二二年四月初飄雪的低溫裡,還住在柏林志工接待家庭裡的寶琳娜(Polina)跟尤莉亞(Yulia,雙手捧著熱茶,說出她們不回莫斯科的原因。
「我們在俄羅斯是不安全的。」二十七歲的寶琳娜看著她的未婚妻、三十六歲的尤莉亞,對我們說出她們最深的恐懼。
「尤莉亞是烏克蘭人,而我沒辦法保護她。」寶琳娜說開戰之後,在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會被隨意地叫去警局問話、檢查證件,問人在俄羅斯的目的:「俄羅斯政府還查那些跟烏克蘭境內聯繫的人。如果你想試著離開俄羅斯,他們也要你回答對普丁、對政治的想法,問你在烏克蘭是不是有親戚,是不是要去幫烏克蘭人的忙……」
尤莉亞跟寶琳娜是在二月二十五日,從莫斯科飛往匈牙利,那本該是她們慶祝相識的一趟旅行──分別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她們,在莫斯科長居,一起租公寓、養寵物,還有一大群朋友,每一、兩個月一起飛到基輔,陪尤莉亞的媽媽一段時間。但旅程開始的前一天,普丁對烏克蘭全面發動攻擊。
「是我的國家在轟炸她的國家嗎?我的總統下令丟那些炸彈?」回憶事情發生的那刻,寶琳娜記憶依然清晰。在基輔的媽媽要她們繼續旅行計畫,說戰事應該不會擴大,要她們別擔心,但她們落地布達佩斯沒多久,一場歐陸二戰後最大戰事全面爆發。三十七間航空公司陸續停飛往俄羅斯的航班,烏克蘭關閉領空。隔空看著兩人國家之間的交戰,她們在布達佩斯的旅館裡一起以淚度日。
寶琳娜說,她們不考慮回去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看見朋友們都被捕、被關進監獄,「到現在至少有二、三十個我的朋友,因為上街抗議而被警察抓起來……社會裡面人們想方設法各種對抗,但得到各種可怕的下場,情況真的很糟。」
寶琳娜讓我們聽一段在年輕人間瘋傳的音檔。那是一段被警察逮捕的女生在警局裡的對話,警方要她給出地址、姓名、學校、透過什麼管道參與反戰抗爭等,被捕的女生說根據俄羅斯憲法她有權保持沉默,隨後是一陣被打的聲音,「再不說,我會更大力。」十分鐘多的音檔,是一陣陣的語言跟肢體暴力。音檔在不同的群組、平臺上流傳,還有俄國學生配上英文字幕的版本,不同版本可見的總觀看次數至四月十五日已超過二百萬次,非營利組織、人權團體,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 ,也對此報導。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敢有任何想回去的念頭。」一個個朋友的故事讓寶琳娜害怕,也讓她更加擔心,自己的政府,會如何對待來自烏克蘭的另一半。
「如果俄羅斯政府可以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那樣子對烏克蘭人,那他們在自己的國家, 對烏克蘭人)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寶琳娜悲傷地說,兩人的關係在俄羅斯社會裡仍無法曝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她無法在自己的國家裡保護另一半。二○二○年普丁推動修憲公投,將婚姻限制為一夫一妻,剝奪同性婚姻的可能。
兩人說,隨著戰事持續的推進發生,愈加殘酷的戰爭行為被揭露,有更多的俄羅斯年輕人準備離開。
「我們的朋友現在不上街抗爭了,不是怕被關,而是因為他們不想再付(被捕後的)罰款,他們知道那些錢最後也被國家拿去打仗。」
尤莉亞說,雖然離家、生活重頭來過很難,但至少確定自己的繳稅不會變相支持戰爭。
「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邊界上,俄國政府沒打算讓這些「叛國者」好過,警察除了盤問各種問題、要其宣誓效忠、對戰爭表態,還要求解鎖手機,觀看訊息內容、聯絡清單、影音照片和瀏覽紀錄,「如果看到親密照,警察還會拿出來公開嘲笑,」談到朋友的經驗,寶琳娜說話時緊握尤莉亞的手。
「對我來說困難的是,很難接受是我的國家在攻打她的國家,她的家人。(哽噎)我無法接受……我認識尤莉亞的媽媽,我愛她媽媽,所以我很擔心。這一切對我來說很難,但一定比不上烏克蘭人所經歷的那些。」寶琳娜看向她的另一半。另一方面,寶琳娜的家人卻相信俄羅斯政府的宣傳,不認為有所謂的戰爭,家人只看見電視上說的,為了國家、民族而進行的「軍事行動」。
「戰爭仍是一件我無法理解的事……真正重要的不是民族啊、國家啊、未來的命運啊,重要的是在烏克蘭各個城市每一次的轟炸啊。為什麼看不見戰場上的流血?有這麼多人就這樣死去……戰爭就是死亡。」寶琳娜的回答,彷彿是在對俄羅斯電視臺上的宣傳說話,對自己國家內民調上宣稱的近六成支持普丁的民眾說話。這也是她們決定離開俄羅斯的原因之一。
尤莉亞則提起了孩子,「對我來說戰爭也是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死亡。我看見那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我覺得非常地害怕,」尤莉亞的眼淚掉了下來,「在烏克蘭,死亡離孩子們很近,每天都看得見孩子死掉的畫面。」採訪前,布查三百名平民喪生的畫面傳來,孩童成為被俄軍強暴的對象,俄羅斯軍人甚至在孩童面前姦殺其父母。尤莉亞激動地說:「但同時在俄羅斯,他們(政府)告訴小孩正在發生的都是『正常的』、『應該的』!我難以理解。」
戰爭開打之後,俄羅斯政府以Z符號作為支持其戰爭的代號,播出小學生們排列成Z的空拍影像,尤莉亞說,「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在開始進攻烏克蘭之後,俄國政府展開愛國主義、俄羅斯傳統價值等教育計畫,首波預算為一千零七十萬美元。教育部要求老師必須對十歲以上的學生,解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反俄國制裁」,說明俄羅斯有能力克服制裁帶來的挑戰,並確保學生們知道,俄羅斯是因為要保護烏東頓巴斯人民安全才展開軍事行動。學生們必須接受愛國考試,回答包括「俄羅斯所遭受的制裁,公不公平」等問題。
寶琳娜和尤莉亞未來希望共同養育孩子,為孩子避開生理或心理上可能的死亡風險,是母親的天職,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留在俄羅斯。」
「我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
限縮的自由、更加極權的政治、極度考驗的經濟環境,伊利亞說,有能力的、有獨立思考的俄羅斯人,都在想著走,或者抗爭追求改變。但後者在俄羅斯,難度極高。
「在俄羅斯的年輕人之間,流傳這麼一句話,『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如今已在德國念完博士,同樣在科學領域擔任研究員的伊利亞說,他認識的每個年輕人,至少都有一個親人、朋友被關過,即使開戰至今超過一萬四千人因反戰被捕,四月十日的週末,在俄國還是有二百多人孤身上街抗議,而後被捕。
「在現在的俄羅斯,你要上街頭,就必須做好直接進到牢裡當『英雄』的準備,這不是每個人都承擔得起的。即使如此,人們還是上街頭了,這讓人非常敬佩。我不太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這件事。我希望我能做到。」
「每次當莫斯科有抗爭的時候,我內心都有一場辯論,要不要去呢?要回到莫斯科嗎?我不排斥我有一天真的會回去,因為未來我的女兒長大之後,她會問 爸爸,你做過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總得要有個答案可以說。」
經歷過蘇聯時代的安菲婭,苦笑著看兒子,她說過去的記憶太鮮明了,她沒辦法再來一次,她只能逃。
「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活在蘇聯政權之下,我都還記得那時候的生活,對有獨立思考的人來說,那是極度不舒適的生活,那是一個恐懼的時代,接下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想再活在恐懼之中了。一點都不想。」對她來說,離開俄羅斯,是想離開那份不管是蘇聯時代還是普丁時代的害怕跟無力感,以及因為什麼都做不了而產生的憤怒。作為一個母親,她也必須讓三個孩子離開,因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的孩子自由、快樂。」
兒子伊利亞聽了,拍拍媽媽的肩說,「妳一直都做得很好」。伊利亞笑稱自己被培養成一位樂觀、獨立思考的人,他認為俄羅斯年輕世代的使命,是帶著希望做功課,找行動的可能。他說俄羅斯人應該研究烏克蘭的廣場革命、研究白羅斯抗爭,以及世上各地的運動。
「即使一切看起來沒有希望,但歷史告訴我們,不是如此。總是有一些事情我們可做,總有希望的。只要不絕望,我們就沒有失敗。」
開戰之後,伊利亞每週都到俄羅斯駐德使館前面參與反戰遊行,廣場上插著一面面白、藍、白的「新俄羅斯」國旗,他跟我們解釋,這是民間自發製作的國旗,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俄羅斯人所舉的旗子,與白、藍、紅的正式俄羅斯國旗不同,「我覺得新的國旗很美,很乾淨,沒有血,我覺得在普丁下臺之後,總得有人要來清理這些(血),而那就是我們(青年世代)。」
普丁執政以來,約五百萬人離開俄羅斯;普丁向烏克蘭開戰之後,離開的人將更多。戰爭的發展還未定局,離開的他們被普丁稱之為叛國者,他們能不能再回去?答案不在他們手上。但他們試著為下一代找一個自由、快樂、培養獨立思考之地,讓下一代長大之後,在被偷走的國家走出監牢之前,至少先揚起那一面不帶血的俄羅斯旗。
「俄羅斯比普丁強大(Russia is stronger than Putin,在普丁之前,俄羅斯就已經度過許多考驗了,而在普丁之後,它也會繼續堅強。」伊利亞如此形容他的國家。
劉致昕,臺南人。政大外交學系畢。
曾任《商業周刊》記者、《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駐臺助理記者,現為《報導者》副總編輯。
出版著作:《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曾獲獎項:金鼎獎、卓越新聞獎、人權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文學類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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