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歷史恥感的把玩與教唆

【按：說「體育禁藥有思想史意義」這句話，現在的年輕人不會懂，這就如同說習近平是一個「毛孫」，他們也不會懂一樣，因為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是誰，這也跟他們不知道體育曾是中共的一柄民族主義利器一樣，洗腦並不像今日這般蠢笨，如讓習二蛋佔滿電視畫面、報紙版面，玩兒「羞恥感」曾是一門高級技術呢，中南海已經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乃是因為它把「民族羞恥」當補藥喝下去了。】

震驚世界的「八九學生運動」，莘莘學子的戰場已不在「工體」，而是挪到了目標更顯著的「天安門廣場」；接著而來的就是「六四」鎮壓，長安街血肉橫飛。中國，「一覺醒來回到舊社會」，理想主義統統淹沒在血泊中，從此只有一個玩意兒更加亢奮：民族主義。

其後的故事人人皆知：「中國起飛」、「保八」（十幾年GDP增長率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外匯存底世界第一……；這些都是源於「低人權、低勞保、低工薪」的競爭優勢，但如沒有「愛國主義」罩頂，能成嗎？1993年江澤民一定要「申奧」、蓋「鳥巢」，甚至為此不惜釋放囚禁了十幾年的魏京生。但畢竟距離「八九」屠殺太近，那年申奧失敗，中國再掀仇外思潮，《中國可以說「不」》 風行。然而這都不妨礙中南海繼續大辦「申奧外交」，請國際公關公司包裝、策劃。劉曉波曾如此評價2001年7月的北京申奧成功：

『二戰之後，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得到奧運會的主辦權，都不會像此次北京申奧成功這樣，進行如此廣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動員，投入如此鉅額的資金，掀起如此罕見的民族主義狂潮……。北京一百多萬人上街歡慶，全國主要大城市徹夜狂歡，國家最高決策層不但出席中華世紀壇的慶祝大會，並在民眾狂熱的感召下，臨時決定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民同樂。「實現百年夢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西方反華勢力的破產」等口號鋪天蓋地。而在揮舞的國旗、激動的淚水、幾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歡呼的背後，支撐著這種狂熱的強國心態的，正是「百年恥辱」和「東亞病夫」的歷史所固化的雪恥情結、自卑心理和稱霸野心。』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黃河」、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趙瑜與《強國夢》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既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也受了報告文學《強國夢》的啟發。心浮氣躁的八七、八八之交，我正在劇組裡熬磨《河殤》第一集〈尋夢〉的劇本，趙瑜忽然出現了。我曾有一篇〈趙瑜剪影〉（1988年上海《文滙》月刊12月號）這麼寫道：

『1987年豐台青創會一別，我再沒聽到趙瑜的消息，不知他逛到哪裡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夾克，拎一隻破箱子來到《河殤》劇組，說：「蘇兄，來北京拍賣稿子啦。」那箱子裡裝著一部七、八萬字的《強國夢》。再沒那麼湊巧，當時我正在構思《河殤》第一集〈尋夢〉。《強國夢》這個題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

「你怎麼想起來寫體育了？」

「咱幹過運動員。咱也愛體育這一行。瞅著現在體育被歪曲成這副模樣，心裡有氣，手發癢，乾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劇組，白天各寫各的稿子，夜裡買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他告訴我，去年春上，他決意寫體育，獨自來到北京，卻對天壇東側的體育一條街兩眼一抹黑，就憑一股不發怵的勁頭往運動員、教練員宿舍裡楞闖，捨得花錢買好酒好菸交接朋友，艱難地一點點搜集素材……。回到閉塞而又冷清的晉東南一隅，把自己關進小屋，對著牆上一張衝浪者的大幅圖片，一字字寫下去……。趙瑜事後對我說，當時他的確感到非常孤獨；「寫《強國夢》的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個中國較勁兒，有時恨不得把電視機砸了！」』

《強國夢》的主調，是批評國家奧運戰略，冷落了群眾性的強身健體，社會上充斥了「半拉子人」，科學家們「英年早逝」；趙瑜也替運動員打抱不平，抨擊金牌至上，扭曲運動員精神，造成大量畸形人。他自己是運動員出身，不僅對體育內行，且有國際視野；他的報告文學採訪技巧，可謂獨步海內，一部《強國夢》的體育信息量之大，切中要害之深，非劉心武和理由的「五一九」可比擬。接下來他寫《兵敗漢城》，居然拿到國家體委最高機密，揭露了運動員使用違禁藥品的爆炸問題。他思考得很苦，最終抓住了要害：競技運動決不能代替體育。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摘自《屠龍年代》

——作者脸书

专访杨伟东：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艺术家杨伟东（左）与其母薛荫娴

20220106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允  - 目前旅居德国的前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的儿子杨伟东，将其母亲担任随队医生的工作日志整理成书《中国毒品》 ，并即将出版。本台记者专访了杨伟东，请他介绍本书中谈及的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历史和现状。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内容。

记者：现在离北京冬奥会召开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您打算在近期出版这本和中国体育体制有关的书，是有什么想法吗？

杨伟东：主要就是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现状不光是人权问题，她也在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这些原则。她表面上是遵守，但私底下她实际是在用兴奋剂，是在有组织、有预谋地使用兴奋剂。

服用禁药从1978年之后就开始了

记者：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是梳理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历史。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伟东：从1978年10月11日，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现在国外都在使用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

记者：你母亲薛荫娴女士当时参加了这个会议吗？

杨伟东：对，她参加了会议，她当时是医务处篮球队的队医。

中国国家队前队医薛荫娴（杨伟东摄）

记者：为什么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之前就没有吗？

杨伟东：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开始搞经济，当时经济不行，就需要振奋国民精神，得有一个凝聚力。就是想表明，我们现在也开始起飞了，也可以在国际上拿冠军了。

但中国刚刚从一个百废待兴，而且还要凭票供应的阶段出来，这些运动员进入职业序列后，他们的身体怎么可能就能那么快变得强健，而且还要和国际上的运动员比拼呢？那肯定就是要用兴奋剂嘛。

记者：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女排在国际上接连拿了冠军，她们也是服用过禁药吗？

杨伟东：是的。女排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我母亲在1979年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担任她们的队医，那个期间她们没有服用过兴奋剂。但我母亲离开之后，她们换了队医，换了按摩师，就开始研究吃兴奋剂。1982年的《体育科学》杂志上就刊登了当时的队医罗维丝两篇文章，就是谈运动员吃铁片（硫酸亚铁）。一个普通人一天对铁元素的摄入量是10到15微克，但那些运动员每天大剂量服用铁片，摄入量是600-800微克。吃了以后，身体消化不了，这些铁元素就沉积在体内，很多年后才会出现问题。

记者：在这种体制下，是不是所有参与国际赛事的运动员都服了禁药呢？

杨伟东：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使用禁药的是乒乓球队，举重队，田径队和游泳队。

原中国女排运动员郎平（美联社图片）

郎平服用过禁药

记者：到后面一个阶段，所有运动员都服了禁药吗？

杨伟东：在试验阶段，实际所有运动员都吃了。前段时间有媒体采访郎平，问她以前有没有吃禁药，她说没有，但这些话听起来很心虚。她在80年代的时候才20来岁，怎么有这种能力去反抗体制要求你吃兴奋剂的安排？对于1982年的情况，郎平就是在撒谎。罗维丝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就点了谁的名字，说她吃兴奋剂。

记者：点了谁的名字？

杨伟东：郎平的名字。

记者：你母亲薛荫娴在中国体育总局担任过很多不同的队医职务，她具体是怎么了解到运动员是否服用禁药的情况呢？

杨伟东：我母亲从1978年到1985年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担任医务监督组的组长。她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运动员是如何使用禁药的。但是，这些运动员吃了兴奋剂后，产生了副作用，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头疼，全身疼痛，并且造成一些本来不会出现的运动伤害。每周医务处都有各个队的业务学习，这一周来各个队遇到的问题，都要向我妈来汇报。我妈在日记里就记述了这些问题。

记者：所以她有一本日记，是吗？

杨伟东：是的。

记者：那么这本日记，你们是至今保留，没有向外公开过？

杨伟东：没有公开过，这本书就把日记的很多内容公开了。

记者：你母亲在担任队医过程中所了解的，吃兴奋剂最严重的副作用是怎么样的？

杨伟东：1987年11月的体操杂志上，我母亲以体操队医务组全体医生的名义发了一篇文章，叫《体操运动员跟腱断裂的病因分析》，其中讲述了国家体操队运动员李东华，他在连续服用激素一个月后出现了问题。他在做一个后空翻，落地时，两只脚的跟腱断裂了，这里就是吃兴奋剂的一个副作用。效果就是血管壁会变得很脆弱，稍有外力的碰撞就会跑了，跟腱就断裂了。

这篇文章还可以引申到2008年，刘翔跟腱断裂治疗的整个描述，我妈看了之后就说，这个跟李东华跟腱断裂的成因是一样的。

记者：你母亲1998年退休，她对这之后运动员服用禁药的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吗？

杨伟东：我讲1995年的时候我比较了解的一个例子。邓亚萍在当时世界锦标赛之前人工受孕，怀孕之后，她体内的雄性激素都有所增长，她在比赛之后去打胎。其实这也是一个做法，用人工受孕增加激素的办法。

1999年的世界锦标赛或世界杯赛上，刘国梁药检阳性，被抓住了，之后做了两次飞行药检，还是阳性，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消息被压下来了。

原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刘国梁（美联社图片）

反抗是为了良知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您父亲是红二代，实际上从小您是在受到体制荫蔽的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当你们的家庭了解到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情况之后，你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事情的？

杨伟东：我父母都是红二代。我父母上学的时候，在红军保育院里，他们学的都是要讲真话，他们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但他们走向社会后，感觉到这个社会说真话行不通，处处碰壁，受到排挤打压。直到我父亲去世，他去世之前还说，换一个领导或许会好。但这个体制有问题，换一个领导怎么会好？

记者：您母亲任职的过程中，也知道体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她敢于提出批评和反抗？

杨伟东：她是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是中国共产党需要金牌，需要金牌去蒙蔽更多的人。她当时的想法是，运动员吃了兴奋剂之后，会给这些年轻的孩子在二十年后对身体造成伤害。她是在这样一个很无知、善良的状态下，走错了房间。

记者：当时表达批评立场的只有你母亲一个人吗？还是有其他人？其他提出批评的人是什么遭遇？

杨伟东：很少有这样的人。曾经有一个中国体操队的总教练宋子玉，1984年奥运会之前，他就一直在体操队阻止兴奋剂的使用。但他手下的教练就认为吃了兴奋剂出成绩比较快，就偷偷摸摸在底下吃。后面就找了一个理由让这个总教练下课了。这个教练下课后，过了几年也就郁郁而终了。

记者：书中提到中国女子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在1986年汉城亚运会比赛中，因服用中药的兴奋剂药物被查。但她现在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她有服用禁药的历史，为什么还能担任这些职务？

杨伟东：就是思想过硬嘛。她在运动员时期就是党代会的代表了。在体制内，你不光是要成绩好，还要会表演。

记者：所以她对体制的服从是一种表演，而不是真正地信仰共产主义嘛？

杨伟东：她，她怎么可能信仰共产主义。其实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是我母亲她们这一辈人，都八九十岁了。你让她们背诵毛选，她们现在都能背出来。李玲蔚现在能背什么？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