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过花案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一
卢韦口述 丫丫整理
卢韦，1950年生，著名编剧。83年因跳舞流氓罪被判劳教两年。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的经历拍成电影。89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全都剃成秃瓢。可是，这边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我们的主角连声叫唤：“不行，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学的儿子咋样了。”
“万恶淫为首”。
“花案”这个字眼，近似流氓，却比流氓还贱。
1983年的8月15、16、17是西安大搜捕的三天。我们都被抓进去了正式文件才下来。抓人是突然行动。而8月17号之前内部文件早就有了。当时重点是打击流氓刑事犯罪团伙，只有打击团伙案公安局才有成绩。所以全给拉成团伙，判重的全是团伙。跳舞的花案也被定性为黑社会流氓集团。那个时候流氓团伙是多多益善。
八十年代初，生锈的国门透了一条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都进来了，大伙没有思想准备，都跟着感觉走。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大妈们也守不住防线，资产阶级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当时的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上好场所，人们在暗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更超前的是开家庭舞会跳贴面舞，人们忘了过分超前就是犯罪。派出所和居委会曾挨门挨户地调查，提醒大伙注意“新动向”，有流氓舞会的敌情，要及时告密。
我们的黑道教母，人称“老马”，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聚拢到她家，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所谓贴面舞，不需要任何技巧，就是借个舞的名目，男女搂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我们虽然如鱼得水，但绝无当场出轨的举动，跳出感觉了，就自个儿约会去。
到了1983年8月，严打第一战役开始，凡是跳过舞，被人检举的，都栽得惨，可怜的老马第一批就给毙了。我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就跳跳舞，没做别的，犯不着跑。8月15号夜里11点，西安全城戒严，警车扎住每个街口，拉网清剿。我还傻B呵呵地呆在宿舍，正犹豫是跑还是当面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来敲门了。转眼间屋里和身上都搜遍，因为我穿着工作服，相貌也朴实无华，公安局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我一再点头，带队的老公安挥挥手：“到局子里去说。”
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里面象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的圈了二三十号，“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我戴的铐子如肉楔子一般嵌入手腕。窗外的手电光扫来扫去，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停爆吼：“老实点！抓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发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全是社会渣滓，你说咋整？还不如送老山前线，一个冲锋，都他妈的嘟嘟报销。”这警察没一点法制观念。
严打就是乱打，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一下敞开了，只见院子、墙根，一溜溜蹲着的全是人。一个老公安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脚丫缩上椅子起劲地搓着，眯缝着眼从纸上抬头对号。当轮到我时，他将搓脚丫的手拿起来，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谁谁？你在江湖上名气大啦！”我吓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过了一刻钟，又进来一车人，那老公安在对号时，又用臭手戳了另一个倒霉蛋的脑门：“你就是那个谁谁？你小子在江湖上名气大啦！”这么一会儿老家伙起码重复了二十多次“名气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滚尿流。
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已把“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的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5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跳舞”。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
进收审所再次登记，更简单，令人觉得这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对话内容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院子里有多少人，等雾散了些，地上蹲着的脑袋才慢慢显露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发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的劳教所都腾出来，改成收审所，这地方在郊外。人肉是有弹性的是至理名言，但连老公安都傻眼了，他们也没有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这样塞下去，闷死几个坏蛋事小，如果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局面就不好收拾……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扛过热天，到秋凉就胜利了。
进号的程序是先剃头。那把推子连续作战，弄光了上百颗头，已钝得象锅铲。狗日的用这发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西一块，留下了一撮撮的毛，同时扯掉了若干头皮。这大约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发，搞得我猢狲一般猛眨眼睛，终于，一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生了。
入了号子，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我像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了，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走！”
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被朝里卷。一抬眼，发觉满目人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一只穿个裤衩，稍不留意，一根或几根锤子就甩过我的脸和嘴巴。我终于抵达墙根。尿骚气熏得人热泪盈眶， 九个大尿桶贴墙排开，每个桶都满的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过来放尿。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尿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这里扔。若有人反应迟钝，屎弹就在身上爆炸。开始我感到这太过分，还愤愤不平，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发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发泄一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俗话说的“监有监规”，指的是老犯众多新犯孤身的情况，可严打是春秋争霸，连法律也不讲，更没号规。你想想，几天内卷去那么多人，谁也不摸谁的底，连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入号第一晚，我睡在最里面的板。200多人就一个窗户，透不过气来，我也将自己剥光了。拉铃了，犯人两人一组，先搂腰，一个把腿插入另一个的裆里，喊“一二三”，人噗通倒下去，肉和肉就贴得没缝了。整个号像超级沙丁鱼大罐筒，沿走廊两边码过去，热汗犹如红锅里的猪油，化开了，烟雾腾腾。我个子太高，加上噗通摔板时动作生疏，脑袋一下子悬空。回缩无缝，就只能吊着头打盹。眼睛才犯迷糊，就见侵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密密匝匝地俯冲，我下意识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来是从一尺开外的尿桶群直扑过来的绿头苍蝇，蚕豆大的几百只，嗡嗡叫嚣着袭击人肉。我刚才那梦中一掌，已经五、六只苍蝇被拍扁在右脸颊，顺势一抹，蝇尸就坠落炕下。
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蝇尸碾碎在脖子周围，犹如出水痘。啪啪声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气无力地坚持作战……终于，天折腾亮了，离起床还有几十分钟，我一下子睡死了。
之后当然是动心思向上奋斗，谁也不想过满脸苍蝇的日子。号内的花案大约有十几个，有文化有智商，一会儿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报名，要么是熟脸，要么“相见恨晚”，因为那年月，与贴面舞有缘的，几乎都是有点背景的前卫青年，大伙马上抱成一团，要弄出一片天下。
机会说来就来，管教老公安王叔在早饭后驾临，隔着铁栅叫“高中文化的举手”。雾腾腾的房里有五、六只手举起，我虽然是初中生，也麻着胆子举手冒充。王叔点完数，接着命令“举手的出来”。这个王叔吃了20年公安饭，心肠不坏，所以犯人以“叔”相称，他把“知识分子”们唤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监。我接受的任务是发馍。
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经过剋扣，每人每顿就两个玉米面或其它搅和面蒸的馍，鸭蛋大小，外加一勺糊糊或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感到这鸭蛋馍像锯末，一嚼满口钻。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吧嗒着嘴，回味无穷。
我因刚到，肚里面有些油水，所以发起馍来就显得小人得志。我双手提箩筐，从靠门往里发，一人两个，铁面无私。可发到老犯大老白的跟前，那家伙一欠身，叉开十指，叼去四个馍。这大老白可是个人物，从十几岁开始就踢破公安局门坎，如今30多岁，已有十几年牢龄，连公安管教也得依他两分。我小鬼不认阎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馍抢回来。这下惹了祸，那大老白的手下，都是行窃高手，转眼之间，我的馍筐就被挖出一大坑，还挨了一脚。
我大吼报警，王叔赶至，将大老白客气地唤出，好言相劝一番。又吩咐补够失踪的馍数。好歹完差，大老白狠狠地瞪着我。号内众贼蠢蠢欲动，都传言：“这小子得罪了大老白，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白阴沟里翻船，被几个小娃治了。这些娃是晚上进号的，炕上挤得插不下腿，几个瘦猴样的娃东瞅西瞅，见大老白等七、八个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宽的地盘，自然就朝那儿凑。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着炕沿，就叫大老白闪电一脚踹翻。那个娃娃跌倒时，后脑勺撞的鲜血迸溅，顿时晕头转向。
几个娃都才十五、六岁，比狼崽还毒。第二天我发糊糊，大老白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几颗脑袋后，远远地冲我冷笑。我抄着铁勺，手心里正冒汗呢，却见原先蔫在马桶边的破头小娃从地上爬起，反捏着盛糊糊洋瓷缸子，游泳一般向前挤，终于接近了仇家，小娃一猫腰，呼地蹦起，双拳握洋瓷缸子猛击大老白。号内大乱，人事不醒的狱霸被抬了出去，跟着，几个娃也转了号。
在王叔的纵容下，花案颠覆了老犯集团，睡上了第一块板，靠门，大平躺，真他妈舒服！我们的花案联盟肃清了每个企图造反的贼，越战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笼罩在其中，谦谦君子也会被改造成暴徒。
玩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所以金圣叹的断头遗言是：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则言生命如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人多命贱，水就变成尿了。
让我来提供“水尿说”的依据。在号中，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缸子开水，排队打进来，晾在哪儿，慢慢匀着喝。天气酷热，虽然人人都想敞开肚皮灌个够，但坐牢即是熬磨，你就必须掌握节奏，不急不躁，一次吸两小口，润润喉咙，舔舔嘴唇，就该满足了。
一天放一次风，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两排，大约十五、六个坑。这坑里的蛆和苍蝇肯定上亿，屁股一下去，轰地一声就炸营了。放风时间只有10分钟，两百多号人，必须在10分钟内卸完包袱，你想想，这是多么繁忙的景象，一个坑蹲三、四个屁股，白白地凑到一处热闹，连苍蝇都顾不上赶，因为旁边还站着提裤腰，数秒催命的家伙。时间一到，提裤子滚蛋。
院里的自来水管早就堵了。人太挤，容易爆发痢疾，甚至更严重的传染病，因此所里不准犯人喝生水，逼大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说是挺人道的吧。可有一次，牢里锅炉坏了，断水三天。大热天断水，不要人的命？事后想起都觉得奇怪，怎么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为号子里的空气全是尿。不仅仅是尿，是提炼出来的尿素，就筷子头那么一点，都能薰熟一分地的庄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梦见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来，觉得嗓子眼已结了一块尿碱，又咸又苦又涩，一咳，刺痛难忍。
人缺了水分，明显地干瘪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只有十来个，接着就没人亲近尿桶了。第三天，号里鸦雀无声，连打饭都如梦游，个个两眼笔直。就在这关口上，我听见有声音叫我，凑近门栅，才认出是王叔，“拉水。”他这么说。
犹如导火索拉燃弹药库，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间，号内轰隆一响，二百多人全都手提瓷缸子站起来，向前扑。王叔开锁放我出去，然后说：“你们等着。”
顺着走廊，一股新鲜空气迎面袭来，我连抽了几口，直达肺腑，整个人几乎飘掉。我醉氧，一钻出房子，过分充足的氧气压得我胸口巨痛。缓过了劲，我才拉起载了几个汽油桶的板车，跟王叔去监外拉水。终于，我见着了开水笼头，烫，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边的温开水笼头，我立即拧开，双手捧着渴饮、狂饮、朝死饮。我大口、大口地抽气，喉管象哨子丝丝响……最后，一股水从胃里反刍，直逼口鼻，憋不住，喷涌而出。
接着拉水回监，刚近号子，里面全疯了。几十只、几百只瓷缸哐当哐当在墙上、炕上、地上砸，应着这刺耳欲聋的节奏，几十个、几百个喉咙一齐吼：“给水！给水！给水！”唉，三十年过去了，这恐龙一般的声响还在回荡，令我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来都汗毛竖立。
我应该把它写成个剧本。
像《辛德勒名单》里的那种裸体犹太人排队进毒气室的大场面拍摄，类似的场景中国太多了。比如打预防针，几百号人排着队，用同一根针头扎膀子，五秒钟喊一声：“下一个！”轮到我，针头都扎弯了，狱医就咬牙切齿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继续用。吃药也一样，排长队，上百张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颗治拉肚的黄连素。狱医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劳改犯，待小药丸一抛进嘴，就配合灌水，并命令你张口受检。
说得够离谱吧，最离谱的是王叔遛耗子。我们敬爱的无聊的王叔，二十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个大黑茶缸巡视，东瞅西看。有一天，我们捉了只一尺长的老耗子孝敬他。他用个项圈套住鼠颈，每天牵耗子出门散步。王叔说：“有钱人没事遛狗，咱公安人员没事就放放老鼠吧。”
我记得大概是冬天的十二月底转到五处，我在五处呆了两月以后我的朋友托人找到陈管，陈管把我调到病号室，多一两粮。我当时和赵学志（已患肝癌去世）在一块，关了七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活着，都死了。
83年西安市局不算分局，枪毙了三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流氓罪是其中一项。杀第一批是62个，第二批65个，第三批45个，最后一批是在第二年，84年的5月底6月初收麦子的时候。我在号子里给他们念杀人布告，念完我就留下来了，出监狱的时候把它带出来了。批量杀人的间隔太短，人民群众再怎么“拍手称快”，血腥气也太浓了。83年流行过的顺口溜，当时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憋着一股恶气主持政法工作，这叫驴日的山西人，好喝醋。
一口醋缸淹死好几万。我们号里有个娃，几根骨头加几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却犯了暴力强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烦透了，我就问他咋回事？他说，逑的暴力强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好了几个月。我说，好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说，谁搞啦？我没搞。本来嘛，十六、七岁的人嘛，臊得起火，可是她家里有人，我家里也有人，没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着她坐公共汽车，四处窜，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准地方。她家又管得严，天一黑，就必须回家。到旅馆吧，80年代旅馆都要证明。我们窜了好多天，总算在郊外寻见一块麦子地，立刻就倒进去抱上了。摔跤一样翻来翻去，我从她的衣领使劲掏奶，吃了几口，奶就滑进去了。我又扒她的裤子，拿锤子往里塞，我以前认为很容易搞，结果呢，她不会，我也不会。这戳、那戳连洞都没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麦穗的，抖衣裳都费了半天功夫，还要一根一根拣她头发里的穗芒！划不来。从郊外等公共汽车，朝回赶天就黑了。她急哭了，骂我流氓。我说都流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回家以后，她爹三审两审，她就招了。于是她爹娘向公安局报案，我就落网了。审了两回就开庭，法官在上头念完《判决书》，我一听是“死”，急得当庭叫唤：“暴力强奸？我没搞嘛。向毛主席保证，我就吃了两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决往桌上一搭，语重心长地教训我：“娃呀，人一辈子，就娘的奶能随便吃，别人的奶，你一吃一个死！”。
刚才说到的大老白，是郭××抢劫集团的二被告，此案一死两缓，多人判有期。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边宣判，郭××边叫骂：“我弄你妈！劫了点浮财，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坚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长气，一摔卷宗，起身指着那贱骨头回骂：“你死都死逑了，弄得了我妈？等着我去弄你妈，弄你家老奶奶！”这那叫法庭？分明是庄家老汉在野地斗嘴。
一冬天没下雪，第二天要杀人，半夜就下雪了，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雪。人都说杀人之前猫头鹰会叫，我们不信这事，本来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绝不迷信，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猫头鹰叫声惊醒，汗毛竖直。我坐起来，号里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着耳朵听，从古到今，猫头鹰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仅猫头鹰，连蝙蝠、老鼠、猫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凄惨。
奇怪的是猫头鹰从哪来的？西安市也没猫头鹰嘛。也许从旁边的小雁塔的树林里，说不来。却听见隔壁铁镣响。有经验的老犯马上说，开始“验明正身”了，5分钟一个。老犯倒抽一口气：“我的妈，今天要飞65颗头！”
我们把被子摞在一起当梯子，然后谁有认识的谁就爬上窗户去看，等于给他们送行。我有一个熟人叫李本让，是抢劫犯，据说是拿着砍刀抢赌场。我跟李本让在一块关过，我听检察院在喊李本让的名字，我就爬到被子上面去看他，李本让那天很是轩昂，他不让人架，带镣长街行，咣、咣、咣就出来了，非常有表现欲望。那时天还黑着呢，监狱里亮着灯。然后就是检察院，公安局，法院三家叫验明正身，就是核对，看是不是这个人，别弄错了，验明完了就往车上一撩，车子咕噜、咕噜响了一早上。到了中午的时候，每个号子发一个布告学习，让大家都知道这一批杀了多少人。按照过去老传统，都说第二天要上路，头天晚上要改善伙食，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头天晚上就是炒胡罗卜片和白菜。
死刑犯不单独关，死刑犯必须要有人看着，第一他戴着镣生活不方便，第二怕他自杀。我在死刑号子里呆了三天，伺候犯人。因为要晚上值班不许睡觉，所以看死刑号子多一两粮，普通号子一天是九两粮，看死刑号子的一天一斤。大陆（陆树明）送走了十个。老范（范柄南）送了六个。宛然因为跳舞被敲了头。我和宛然一个号子时，宛然还没被判死刑。宛然是把救命稻草给弄错了，他第一天晚上可能倒的太干净，倒净以后他自己冷静下来估算了一下，下面他有两条道路可走，一个就是彻底的立功表现揭发别人，一个就是翻供。他恐怕没有翻供的勇气，他揭发别人特可怕量特别大，他揭发我就五张纸，他把揭发我的材料递给陈管，陈管当着我的面把他揭发我的那五张纸烧了，一边烧还一边说：“这狗日的还想活命，有八条命也不够。”
我看了宛然揭发我的材料，大多数是不实之词，但是他脑子记忆力真好。我以前在监狱外面只见过宛然一面，这么一面他就能揭发我五张纸。宛然到最后完全是病态，他根本晚上不睡觉，我们睡觉了他不睡就披着大衣坐在那，旁边放一张纸一只笔，随时想起随时写。黑社会大老白跟我们一个号子，偷偷地跟我们说：“乖乖，揭发了这么多他还想活命？”黑社会是有讲究的，你要想活命你就不要揭发任何人。宛然揭发王苏川写了七张纸，后来我在号子里见到川，我说宛然都把你倒尽了，王苏川表现出了高风亮节，结结巴巴地说：“我理解。”我以前在外面只见过宛然一面，在监狱里面扫了他第一眼时，就感到他脸上有一股阴死气，虽然他这个人白白胖胖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跳，有一种不祥之感。
宛然和马燕琴走的是一条道都是这样死的。
她一上来就交代跟一百多个男性发生关系，超过警察的想象，你不用审问她自己就说。他那个主审官已经感觉她不对了，不让她再交代了，给她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正常。马艳琴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案例专门拿到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真正的实权不在法院也不在检察院，真正的实权在政法委。
我钢口比较硬，问我什么都说不认识，问你爸你妈认识不？我也说：“不认识”。差点挨一个嘴巴子。那时你说了谁的名字他就得进去啊。我的事到最后说不清了，我是漏网的鱼，就是因为把我跟任何团伙案都算不进去。所以我是单案，最后单案没法判。但他们把人抓了，不能没个说法，劳教了事。我关了近一年，被判两年劳教。我的运气好，在节骨眼上检查出乙型肝炎，监狱不要，只好退回原单位，扣发工资，由群众监督执行，每星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我已经被关了11个月，所以回去以后实际上执行一年零一个月，就宣布我解除劳教。我这叫人民内部矛盾。
我出监狱的时候，把我在监狱里画的画，写的笔记全带出来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的经历拍成电影。89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全都剃成秃瓢。可是，这边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我们的主角连声叫唤：“不行，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学的儿子咋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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