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1990年創刊號第一篇文章，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時任所長陳方正博士的〈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這篇文章不僅反映了方正先生及編委會創辦這本刊物的抱負，同時寄託了他們對中國知識人的期望。彈指間，三十年過去，雜誌也已出到第181期，值得我們回顧一下當初的想法。
方正先生的觀點有三。一，現代化是中國過去百年的目標。所謂現代化，是指將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國家。二，現代化要成功，不能急於一時，也不能只停留在經濟和科技等實用層次，而必須在文化層面作出根本轉變。「只有在社會已經滲透了新的觀念、意識、思想、行為模式之後，它才有可能穩定和持續地進行。」中國的未來，繫於讀書人能否做好文化建設。三，這本刊物立足香港，有這樣的責任也有這樣的條件來從事這項工作。
三十年不是短日子。一本刊物能夠不間斷地出版三十年，其間引發無數思想辯論，累積豐厚學術資源，並得到海內外華人知識界普遍認可，方正先生、青峰女士，以及整個編輯團隊，確實貫徹了當初的宏願，並善盡了他們的責任。這是了不起的大成就。
這不是客套話。多年來，我和知識界朋友聊天，他們總告訴我，這本雜誌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平台，是每期必讀的刊物。最近兩年，編輯部將各期文章全數上載網站，供讀者免費參閱。我總是一有機會便告訴身邊有志於思考的年輕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寶庫。只要一期一期讀下來，自能真切體會「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本雜誌為什麼能夠將事情做成？因素有許多，例如主事者的識見毅力、中大校方的鼎力支持，知識界的積極參與等，然而其中有一項很重要卻往往為人忽略的，就是香港的自由環境。如果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容許不同觀點派別的人暢所欲言，我們就不可能有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平台。香港異於大陸者，究其根本，是自由。有了自由，知識人才能擺脫外在的政治箝制和內在的思想桎梏，敢於表達自己的真實見解；同樣地，有了自由，雜誌才能放心刊登各種大膽新穎的觀點，不用擔心被秋後算帳。
長期的文化建設，需要一個保障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制度環境，因為自由是思想者得以思想的重要條件。在此意義上，所有知識人皆應接受一個基本共識，就是以思想自由為共同底線。
道理簡單不過：沒有思想言論自由，不論左派或右派，激進或保守，傳統或啟蒙，都將難以生存和發展，遑論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我們只要回顧文革時期，中國思想界那種荒蕪貧瘠，自能明白。我們因此沒理由說，思想自由只對自由派重要，或只應由自由派來爭取。
我們也應明白，思想自由的實踐，必須要有公開表達的渠道。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思考者的腦子，或存在於隱密的私人聊天，而必須能夠公開表達和公開討論。思想自由因此和出版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以及網絡自由密切相關。這些自由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不容當權者恣意剝奪。
如果我們認同，思想自由是文化建設和中國現代化的基礎，以及個體得以充分發展其思想的重要條件，就有理由接受一個更為基本的觀點：國家的重要職責，是在制度上確保所有公民享有一系列和思想相關的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論和出版自由。當國家反其道而行，知識人就有反抗的義務，因為思想自由是知識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這曾經是知識界在八、九十年代的共識。不管其他立場如何分歧，至少在爭取思想自由這點上，沒有人會說，我不要這些自由，這些自由對我並不重要。
不幸的是，三十年後的大陸，言論環境非但沒有改善，反而受到更嚴厲的打壓。新聞禁區處處，出版審查重重，大學教師被監控被舉報時有所聞，禁書名單愈來愈長，微信公號和微博帳號隨時消失，網絡文章動輒遭屏蔽刪除更已成為日常。「老大哥正在看著你」不是小說才有的情節，而是人們每天真實生活的寫照。思想警察不僅守在外面，更已入侵人的內心，令人們時刻告誡自己必須謹言慎行。更為不幸的是，香港的言論空間也在迅速收窄，日後是否仍能為中文思想界提供一個自由交流的園地，愈來愈不確定。
既然情況如此惡劣，知識人理應對自由有更強烈的嚮往，對專制有更深刻的批判。事實卻非如此。我們曾經以為不言自明的自由共識，今天早已煙消雲散。不少知識界代表人物，在自由受壓之時，不僅保持沉默，甚至主動投靠體制並為現狀作出各種辯護。他們有的是儒家信徒，有的是新左派學人，有的是哲學智者，有的是法學才俊，也有曾經的自由派。
這真是教人傷感。背後原因一定很複雜，辯解之辭想來也有不少，只是有一點我始終不解：既然自由是思想者生存之根本，目睹專制者這些年來肆意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侮辱知識人的尊嚴，沈默和忍耐也就罷了，為什麼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識界領袖，竟可拋棄自己的獨立性和批判性，主動跑去替政權粉飾辯護？
我的傷感，不是沒有理由。三十年前，八九民運剛剛過去，我還是大學生一名，在《二十一世紀》讀到許多著名知識人的名字，總是特別欣賞佩服，覺得日後當以他們為榜樣，不教逝去者的鮮血白流。只是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名字中的部份人，聽說有的成了帝王師，有的成了坐擁龐大資源的學術官僚，有的甚至成了主宰香港命運的官方幕後推手。
這種現象該如何解釋？一個廣為人接受的說法，是外部政治壓力太大，知識人不得不自我調整以求生存。自由誠可貴，可是個體力量實在太小，只能委曲求全。這種說法的最大好處，是既能緩和當事人良心上的不安，又能消解與體制合謀的個人責任。壓力總是來自外部，我們總是身不由己，所有錯誤盡歸體制，我們全無責任。
問題是，個人責任真的能夠如此輕易消解嗎？恐怕不行。我們一旦接受自己的信念和行動皆由體制決定，個人並無自由意志可言，就會在根本的意義上，否定自己是個知識人。知識人，理應是能夠充份運用實踐理性作出價值判斷的自由主體。徹底放棄判斷，並將所有責任推給體制，結果是自我異化和自我否定。
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選擇。只要留心觀察，我們就會發覺，在我們身邊，每天都有許多人在抵抗。不說謊，不作惡，不跟隨集體唱讚歌，恪守專業倫理，尊重常識，告訴下一代歷史真相，在朋友圈轉發明知會被秒刪的文章，不嘲笑那些比我們勇敢的人，甚至在關鍵時刻在某份聲明簽上自己的名字－－這一切都是在作出選擇、承擔責任，並向體制說不。這些人也許很平凡，也許幹不了甚麼「大事」，但他們沒有輕易卸責，並活得真實磊落。
當然，那些主動投靠權力的人不會說這是不得已的妥協，而會說這是為了更崇高的目標而必須承擔的重任。例如他們會說，我們不要重蹈西方覆轍，我們要有自己的道路和模式，我們要有傳統儒家的天下視野，我們要創造中國的另類現代性，我們要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云云。為了這些目標，我們必須放棄自由民主那一套。
這裡牽涉一個根本的價值判斷，即在中國的現代化藍圖中，基本自由到底處於什麼位置。問得再具體一點，一個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新聞自由、財產自由、結社自由和政治自由皆嚴重受限的社會，有可能是值得我們追求的現代社會嗎？我認為沒有可能，因為這樣的社會，人們不能自由發展自己的能力和個性，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不能自由參與公共事務，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自由的闕如，是個體生命的枯萎。
很不幸，中國正在走的道路，與自由徹底背道而馳。那些為所謂「中國模式」辯護的人，儘管有各種漂亮學術包裝，說到底，是在為不自由的政治秩序辯護。
這些人或會說，國家限制的，只是你們這些不聽話的自由派聲音罷了，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可一點也沒少。這不是杜撰之言，而是某位深受體制重視的著名學者數年前對我的特別提醒。我恍然大悟，原來真的有不少知識人如此相信，即使中國是個大牢籠，只要個人安份守己，嚴限自己不去觸碰當權者設下的紅線，甚至主動站在黨國那邊，那麼他們便可以自由不減，歲月靜好，並對身邊各種壓迫視而不見。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今天中國相當真實的一面。過了這麼多年，經歷那麼多苦難，即便是最精英的知識群體，依然不見得對自由有多深的認識和多大的重視，依然看不到人的權利和尊嚴和在他們建構的社會大論述中有何位置，也依然不願意抗拒權力的誘惑。
路漫漫其修遠兮，中國現代文化建設之路，仍然得由我們繼續走下去。
*刊於《二十一世紀》，第181期，202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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