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安局内定死刑——大朋口述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二

被公安局内定死刑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二

大朋口述  丫丫整理

大朋，1955年生。1983年在西安工业展览馆工作。与宛然一案，黑社会流氓跳舞团伙。罪名：以谈恋爱名义奸污女青年。被判15年，减刑7年，假释3个月，共坐牢8年。

“我们有一个在北京法院工作的同学，他来西安出差，到莲湖分局提出来能不能见一见，公安局说前四个你就甭见了，都是定了死刑的。你看，还没上检察院呢，公安局一家就定我们死刑了，他们就是在凑名额。”

我与宛然一个案子，我是第三被告，被判15年，坐牢8年。宛然是第一被告被判死刑。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去年八月份我们去看宛然他母亲。他们就这一个儿子。他父亲一言不发，她妈抱着宛然的像哭，老太太见了我们幽怨地说：“你们还都活着我的儿子没有了”。他妈说，你看啊，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在公安局当大夫干了几十年，我是建国后第一批女干警。出事之前好多人都找我办事，结果儿子出了事情就都躲着我了。

我们这个案子里基本都是同龄的。我和宛然是同一年的，从小就是同学，住的很近，在一个学校上学，我和宛然也都当过兵。当时我们并没有经常在一块跳舞，互相联系的也并不是很紧，不是案子里面描述的那样整天搞流氓活动，整天跳流氓舞。咱还有工作呢，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我在工业展览馆科室工作。

宛然确实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他想自己搞创作，不想在单位干了。在1981年咱国家还没这个先例，单位说你不能辞职，你不愿意在这干了可以调到别的单位去。于是他妈给他联系到音乐学院，那里刚好有一份搞摄影工作的空缺，就是为学校里面的宣传栏拍照片等。到音院以后他又想要利用寒暑假出去采访、拍照片，学院不同意，那时学生放假教职员工不放。他就因为这再加上经费等问题跟学校闹的不愉快，写了辞职报告，学校也没有批。他一生气就不干了。这时人民画报登了他的好几幅摄影作品。82年改革开放前期，允许有个体户了。他就注册了营业执照，可以开发票，他给一些工厂弄个宣传画册什么的，有时候能联系到大企业的话，还是有些收益。再说他当过兵，知道新兵入伍带上领章帽徽，都想照张相给家里寄去，可部队没有那个条件，他掌握了这个信息就去部队，一卷胶卷照36张，一张一块钱，他自己回来洗，放大、制作。那个时候工资一般都三、四十块钱，宛然干这个能保证他自己的收入。但他不是一个纯商人，他往往弄个五、六百块钱就出去天南地北地拍照片了，摄影在当时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现在说搞艺术的拍点裸体不算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可不像现在花点钱就可以找个模特儿，当时主流社会认为拍裸体是下流的。所以宛然要拍裸体也不易，他的起诉书上有这条。

西安当时抓的人太多，看守不够，从市交警队抽来了一帮交警。宛然他妈通过交警队的关系，给宛然带的话还是写的条子具体咱不清楚，意思是叫宛然什么都不要说就完了。宛然刚抓走的那几天，我还没被抓的时候，公安局通知家里送东西，我也在宛然家帮忙送东西，这次我也送过条子，也是叫他什么都不要说。可据说他第一次就把所有跟他有关系的女的都交代了，交代了七个。七个女孩都很生气，因为宛然把她们交代出来，于是有五个一口咬定他强奸，当时强奸不强奸就听女孩一句话，公安局问：你愿意不愿意？女孩只要说不愿意。

我也被定流氓罪。判决上说我参加流氓活动，跳贴面舞以谈恋爱为名奸污女青年两名。我们前四个被告原来都是定的死刑，那时我们四个都准备就死了算了。我们被关在五处时，管教从小风门里看我们就是“看你差不多了”的那种神气。

我们有一个在北京法院工作的同学，他来西安出差，到莲湖分局提出来能不能见一见，公安局说前四个你就甭见了，都是定了死刑的。你看，还没上检察院呢，公安局一家就定我们死刑了，公安局就是在凑名额，比如上面下任务要五十个或一百个死刑，这四个就算凑上数了。83年严打西安共枪毙了四批，第一批在12月份。当时市局也想把宛然案子弄在第一批，但案子牵扯的人多弄不过来。第二批是大年三十，我们是第二批。第三批我记得已经到来年的7月份，是84年7月24号。

后来我很坚定地认为我死不了，天不会灭我。因为我的事情就那么多在那摆着呢。我那个从小到大的在北京的同学，他一直惦记着我，通过关系直接到监狱来看我，他说你死不了，给我吃了一点定心丸。另外，我在那个号子里的号长于半仙是个传奇。他因为调工资还是调房子的事，曾在七十年代去北京上访，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中南海里面去了，看着风景好就进去了。他进去了以后，从树上跳下神兵天将直接把他扑倒。以后人家追查这个值班的责任，说中南海连苍蝇都飞不进去啊？！幸亏还有哨兵在树上呆着呢！他被押回来后就关在五处，没有任何罪名，关了七年。所有的老看守都认识他，他当了七年号长而且特殊待遇。

于半仙在监狱里面呆得无聊，天天看犯人，学会察言观色。他可以看出这个新进来的人是重罪还是轻罪，是小偷、流氓还是杀人犯，很神奇。他给我看说：你是15年有期徒刑。还有我亲眼所见有一件事：那天中午进来了一个农村娃，愁眉苦脸的，按号子里的规矩，新进来的往后头走，坐在那等候发落。冬天的太阳可以斜进号子，我无聊地坐在床边上晒太阳，离他很近，我又好奇地朝他挪了两步。于半仙给我使眼色，说你离他远点，霉气上脸了，就是活死人啦。这时红头要过他的起诉书来看，是渭阳法院判决的死缓，已经判过了，检察院嫌判的轻抗诉，你看死缓都嫌轻还不就是死刑了？给他定的是轮奸。但他给我们讲，他跟他村子里的另一个男青年，在看电影时认识了一个野鸡（娼妓），他们用自行车把野鸡带着，在铁路边上，两个人轮流跟野鸡发生了关系，给了可能是五块钱三块钱就是这事情。到83年严打搞运动时候，公安把那个野鸡抓了，野鸡就把他俩供出来了。按说跟野鸡不能算强奸，但那个野鸡一进公安局就变口了，说他俩是强奸没给她钱也没给东西。最后给他们定的是强奸和轮奸。法院宣判已经七、八天了，上述期还没到，因为打算要枪毙的人数不够，检察院就抗诉，从重从快。赶在83年底，12月30号那一批，就因为凑人数，给这个农村小伙枪毙了。那时候把已判了刑、到了劳改场的犯人，重新从劳改场拉出来，再判一次就枪毙了的例子很多。管教经常对犯人说，以为你进了监狱就进了保险柜了？

宛然到后期精神都乱了。中院开庭时，我们都在庭上站着，我是第三被告，我和他隔着一个人，我在手上写字：翻供，翻供。翻起手掌给宛然看，可宛然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每人后面都有一个法警，我这个动作自然逃不过后面的法警，他说，你狗日的在这还串供，现在串供来不及了。去法院来回的路上，我们都在一个警车里坐着，跟他说话，他都已经傻了，他已经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封闭里了。有一次提审完我们俩打了个照面，五处的巷道很长，按规矩，两个犯人碰面后，一个要面朝墙回避，我等他提着镣走过来，侧着脸对他示意：翻供，不敢胡咬。他“狗日的”连看我都不看。我还在五处给他打过“电话”，那时号子里面的通讯就是“打电话”。每天晚上号子里的风门都要被打开，一个为的是通风，一个是便于值班的警察查看。我与宛然的号子是斜对面，我们利用当兵的转开身的机会与对门的互相说话、串供。夜深人静声音不大也能听见，五处西北角是关女犯的。女号有一个很大的窗户，那些女的夏天晚上穿得也比较单薄，人家女号一发现男号这边有人偷看，就一齐叫唤：流氓、流氓不要脸。这时值班的就会蹬、蹬、蹬跑过去，这段时间就是打电话的最佳时间，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空隙，两个号子互相打电话。我示意对面号子里的人叫宛然跟我说话，听对面号子就问：谁叫宛然？宛然回说没叫宛然的。

我觉得宛然莫名其妙地有怨恨心理，他想着是我们把他害了。芦苇曾和宛然关在一起，芦苇说，宛然给自己制定了一条活命路，靠揭发别人减轻自己的罪。他白天黑夜不睡觉地写揭发信，不脱衣服，披着大衣，把纸和笔放在枕头旁边，想起来就写，有时把手放在被窝里，在草纸上写。

我想当年我们都太年轻，没见过这阵势，宛然一进公安局就软了，简单、天真，承受力低，有他性格、品格的弱点。但无论如何，宛然也罪不至死。再说，设身处地想想，我们谁在宛然的处境，又会怎么样？

我被判15年，减刑七年，最后三个月假赦。一共坐了八年，我们都在机械厂服刑。

马艳琴也是因跳舞案判的死刑。其实听马艳琴的妹妹说，马艳琴十几岁就得过神经病。杨和峰和马艳琴一案，他是第四被告，判他死缓。他的死缓执行两年后给改判了无期，无期又坐了三年，改有期，共关了20年。杨和峰关的时间太长了，脑子关傻了。他出来后在火车西站收破烂，倒腾废钢铁，去年我听说他又在开发区开了麻将馆。他2000年出来的，我见他是03年。回来以后又跟了过去的一帮人，整天吃吃喝喝，我说他还不高兴，他在里面过了二十年，像从外星回来，感觉不到社会的变化。

我从监狱出来后，也没回原单位，我自己不去了。最后去了一回是因为要档案。2002年陕西省有一个029号文件规定，说只要曾在单位工作10年以上的，无论现在是否自己在社会上干的，都起名叫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社保。我的退休金现在改成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