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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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衰势早现,全球制造业第五次转移之势更是难以挽回,这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据网上盛传,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10月20日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在中越边境,中方正在兴建两米多高的围墙,防止国人外逃——这倒不是中国不想输出劳动力,只因不想与越南产生纠纷,因为中越关系实在太脆弱了。中国与越南这两座庙的兴衰,往小里说,是中国经济繁华尽褪,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的缩影;往大里说,是全球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的一个小镜头。
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经济繁荣,曾引来10万越南新娘嫁入中国;从2016年初至2019年11月,越南当局共发现1200多起偷渡案件,涉及4400名偷渡者,而偷渡主要集中在越南与柬埔寨、老挝、中国之间边境,尤其是中国占75%,也就是说,直到去年,还是越南人偷渡至中国打工。
但世界变化太快,如今中国经济繁荣已尽,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尤其是今年的武汉开始的新冠疫情,在摧毁世界经济的同时,也让中国失去了90%左右的外贸订单,工厂纷纷关门,本来就严重的失业更是雪上加霜。7月19日,21名中国公民在非法入境越南后被逮捕,罪名是在越南广南省会安镇从事非法打工活动,目前面临被遣返。该消息引发大陆网友热议,网友说,现今中国人竟需要偷渡越南打工,“给厉害国丢人了”。
其实,中国世界工厂的产业外移,早在5-7年前就开始了。这是第四次制造业转移之后的新一轮转移,算来应该是第五次制造业转移。在各国资本犹疑观望之时,中美贸易战让它们作了选择,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置这一进程。
纵观数次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就会发现每一次大转移都必将伴随着一批相关国家的兴衰。20世纪以来,全球一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越往后,周期越短。推动每一轮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虽然有差别,但主要是比较成本因素,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趋势是由成本高的国家与地区流向成本洼地。目前刚开始的第五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主要原因是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迁移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中美交恶是导致这次转移加速的重要因素。
全球范围内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迁移
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至美国,为美国构建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战当中让美国能够支援同盟国打败德国与日本等轴心国,在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世界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均赖这一工业基础。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这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日本、德国重新成为经济强国,发端于此。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是,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2001年中国加入WTO,很快就成为世界廉价商品的供应基地,只是产业内容逐步由玩具、制衣、箱包逐渐向电子产品转移。这一过程长达3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得益于第四次产业转移。
中国优势渐失,世界重置产业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迎来长达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1990年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3%,2019年则占全球市场的一半;1990年中国的出口只占全球的2%,2017年跃升到14%,全球出口份额增长了6倍。
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快速崛起,使中国朝野都失去了对全球贸易格局的理性思维。经济全球化能够让中国永远成为全球的唯一赢家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多年来北京当局一直有一种战略误判,因为它不了解全球贸易格局的基本原理和演变趋势。
第一,中国错估形势:认为自己还有成本优势。
大概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土地价格与人力资本上升,外商对此已经啧有烦言。但中国当时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警觉,由于从来就没有“双赢”概念,还制订一些事后看来错误的限制外资并购的政策。之所以说是错误,是因为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这一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严重妨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意味加大外资成本之举,东莞等地大量港台资本从那时就开始撤资前往东南亚,越南也就是在那时迎来了第一批外资企业进入的高峰期。
与此同时,外商对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均发出抱怨之声。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但因为在世界上,暂时没有找到比中国更好的成本洼地,中国还保持了一段发展中国家最大吸引外资国的优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2146亿,与2011年的5087亿相比较,短短6年时间下降了57.8%。许多外资在观望中犹豫,原因是找不到与中国同样的“投资宝地”。
第二,用“以市场换技术”为名,对外企的知识产权巧取豪夺。
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巧取豪夺,日呈公开之势。以下是政府指导下的大致经过:1984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2000年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中国修改了相关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但于2008年设立了“千人计划”;加入世贸后的18年,“以市场换技术”从明的变成了暗的,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而最近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的向高端制造业进军的计划,提出了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获取”外国技术的种种活动日益活跃,因此也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争执关键点。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对美国造成极大损害,公司在中国只能乖乖服从,回到国内就抱怨多多,到了2018年,知识产权成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恰好就在这段时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而且将引进外资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2)
投资福地风水轮流转
越南改革开放的准备期很长:1989年3月越共六届六中全会顶住东欧剧变的压力,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理论革新,提出六项革新原则,并成功施行了单一价格政策,经济改革迈出了第一小步。1996年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宣布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步入第二个阶段,亦即实施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以后逐年都有点调整与改革,但成效不是很大,直到2009年左右,终于等来了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中国引资优势渐失,全球资本开始寻找新的投资福地。
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重创。2009年美国率先走出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发展始终步履蹒跚。原来还想循全球化旧路,但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让世界各国先后都考虑推出加强本国制造的口号,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到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无不以制造业发展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诉求。今年8月31日,法国政府宣布确定5大产业实施“减少对外依赖,战略工业回流”计划,法国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1000亿欧元(约1610亿新元)的经济振兴计划,为了重振法国的“工业主权”,政府即将出炉的1000亿欧元振兴计划,其中划出400亿欧元支持法国工业,这其中包含从2021年1月1日起,企业生产各类税务减免的100亿欧元。法国政府已联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向“所有提出战略工业回流的企业开放补助金申请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这种后发展中国家很难有制造业成长的空间。然而,天上还真是掉馅饼了,砸到越南的头顶,而且这掉馅饼竟然延续几年。
越南与中国比较,相对优势在哪里?
第一,中国因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增加、税收优惠取消,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得不外迁,这时许多企业发现越南正好承接自家的工厂。越南的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且用工成本低廉。2015年,越南人口年龄中位数30.4岁,中国为37岁;越南人口15岁以上识字率94.5%,中国为96.4%;越南的用工成本不及中国的一半:上海市的最低工资为2420元,胡志明市的最低工资为1150元。
第二,越南政府善于为自身创造条件。2006年,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上越南颁布了新的《投资法》,对内、外资实行无差别待遇。在两大利好的带动下,流入越南的外资规模有了明显的提速,资金成倍增长,越南FDI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06年前后,FDI流入对越南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对GDP贡献比一度超过9%。加入世贸后,近年来又陆续与欧美国家签订了多项自贸协定,例如越南-欧盟自贸协定,在投资、贸易方面享有很多互惠待遇。相对于中国来说,越南在国际贸易、市场销售方面的限制较少。这使得越南出产的货品不需交纳某些关税,一定程度上鼓励外商投资越南。2016年底,越南宣布成立三个经济特区:云屯沿海区(广宁省),文丰(庆和省)和富国岛(坚江省)。相信未来越南会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模式,大力建设越南的经济特区,发挥地区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第三,越南人还有一个非洲、拉美包括泰国等都没有的特点:非常勤劳(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那代人相似),对提高收入改善自身状况有着较强的渴望,相对易于管理。从中国东莞及其他沿海地区迁出去的工厂大量迁往越南,在中国的用工方式受到的抵触远不如非洲、拉美那么强烈,这也是台资、港资、韩国等资本视越南为新的投资福地的原因。这个过程持续了十来年,仅以服装来说,我在美国商场发现的Made in Vietnam,版样、设计都很接近原来的Made in China,可以判定这些就是原来的中国制衣厂。
越南现处于外商投资增长期
据越南统计局数据,从2019年初到9月20日,共有109个国家和地区在越南展开投资项目,吸引外国投资项目达到2759个,项目数量增长26.4%。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0年66个新兴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排行榜中,越南排名第12位,其以稳定的财务指标属于后疫情阶段安全组,成为越南全国各省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巨大机会。
越南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生产线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世界上多家大型技术集团正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如LG集团已将整条生产线从韩国迁移至越南的海防市,日本(越南)松下电器公司也正为迎接从泰国转移至越南的大容量冰箱和洗衣机生产线做出准备。胡志明市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玛丽·塔诺维卡(Mary Tarnowka)透露,越南是美国企业生产链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从2018年的17%增至2019年的36%。
越南政府以埋头肯干低调吸筹的务实姿态吸引了中国投资者的注意。为充分融入这一波全球制造业调整,越南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各项自贸协定,好为接纳中国制造业创造条件:1995年加入东协;2002年加入东协-中国;2008年加入东协-日本与东协-韩国;2011年,又加入东协-澳洲、纽西兰;2015年,越南又与韩国、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又不停地与爱尔兰、加拿大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当在中国的本土与外资企业家们被中美贸易战折磨得疲累之极时,突然发现,越南竟然能为企业提供了全套解决方案,不管企业出口到什么地方,总有一款自贸协定适合:零关税配合低成本,越南投资价值尽显。
越南也毫不避讳这一点,其统计总局称,越南将继续利用CPTPP、EVFTA等自贸协定的机遇,寻找和扩大出口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和水产品方面,加强中美贸易摩擦中两国加征关税名单上商品的生产和出口。
从中国学去的越南版改革开放,加上成本低廉及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成功推动了越南的经济起飞。2019年度东盟各国GDP数据陆续公布后,越南GDP以越南2019年GDP增7.02%的同比增幅领跑东盟。
可以说,越南基本已经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快速发展道路:外资带动出口,出口行业带动其他制造业,制造业推动经济快速成长,有如中国在江朱后期与胡温十年黄金的发展时期。
中国则是一片繁华褪尽之景,在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如何止损是中国政府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越南作为投资热土还能持续多久?
最后的问题是:在全球产业链重置的过程中,越南这块投资热土的热度会持续多久?这里先留个梗:
1、由于越南经济体量太小,承接能力有限。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南有较大的承接空间,但技术密集型的,则多半得另找其他国家;
2、第五次全球制造业转移将是分散型的,不会集中在一个国家。除了拥挤在中国的资本需要另觅投资福地之外,这次产业转移还会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因素的限制,即机器人对人力的替代。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涨进一步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如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机器换人,希望把人力劳动从低端工作岗位释放出来,制造业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工厂利用工业机器人获得了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生产速度。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简称IFR)在其年度报告中称,得益于智能制造和自动化,世界各地工厂内正在运行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270万台,创下新纪录。2014年至2019年五年时间里,全球机器人安装量增加近85%。根据报告,全球范围内,2019年工业机器人年度安装量排名前五的市场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
全球制造业第五次转移过程,将是各国力量重新配置过程,大多数在第四次转移过程中没能富裕的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的机遇只会更少,越南是少数幸运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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