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雨水连绵，南方洪涝成灾，据《人民日报》的官方口径，截止2020年6月12日晚18:21分，就已有148条河流超过警戒线，洪水已波及到22个省，造成580万人受灾，39人死亡失踪，5200余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49.2亿元。
然而国内的媒体上却差不多可以用“悄无声息”来形容，以至于有人称之为“今年洪水静悄悄”，在百度上搜关键词“洪灾”，首页排在前面的新闻报道，大部分竟然是“日本爆发特大洪灾”。6月29日，端传媒刊发了一篇《“看不见”的洪灾：波及千万人次的灾难如何成为信息黑洞？》，点出了其中的反差：“不断刷新记录的水灾，未得到相应的媒体和舆论关注，官方报道几乎占据了全部流量。”
这会引发质疑吗？并不尽然。豆瓣上的“陈皮子安”昨天发了一条，指斥那些无视事实的国人“可悲、可怜、可恨”：
我实在不想再说南方洪水了。6月15日我写了一篇洪水的文章，当时不知有多少南方人根本不为所动，还在杠一些细节。基本逻辑就是，我家没被淹，我们城市没事，所以你是胡说。
6月30日，我发豆瓣，又是一堆人在下面杠，还都是住在长江下游的。我说宜昌洪水，下一个是荆州，说不定武汉也要。他们说我编，那叫强降雨，不叫洪水。
好，你们真他妈都是分析哲学家。[……]我真是不能理解，怎么不淹到你家床上就是没有呗？
要是仅仅几个人这么想，那也不足为怪，但如果社会上不少人都作出这样的反应（网上讨论可视为抽样调查），那就需要解释了。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很容易被归因为某种国民性的缺陷，似乎他们明明知道事实真相，却视而不见，用“陈皮子安”的话说：“中国人就是这么个心态。等你们车被冲走了，保险不保，没人赔偿，无非也就是再默默自己买一个，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吗？然后继续在替你们说话的人下面骂人，发泄，杠，找茬。因为这是你们唯一可以霸凌的。”
最终，这设想了一群愚昧、麻木、难以被启蒙的中国人，正与鲁迅在《药》等篇章中表达的主题一致：愚弱的国民无法得到拯救。前些年周濂创造出来的著名短语“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包含着由此而来的失望，但细想下，这句话本身也隐藏着一些前提：
1）它对价值观的认定是一元的，否认对方的观点是基于自洽的逻辑和价值观，因为其潜台词是：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承认；
2）由于将不同观点视为错误、低劣，而正确的仅有一个且人所共知，它认定对方是道德不真诚的，所谓“装睡”；
3）它把自己置于一个“唤醒者”的位置，并自居真理在握，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也就意味着无须倾听并理解对方的解释是否有其合理性；
4）最终，这样的讨论不会指向自我反思，倒是有可能互指对方是“装睡的人”。
在我看来，与其谴责人们没能作出“正确的反应”，不如去试着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反应。在此关键的一点在于：“事实”虽然真切地发生了，但它作为信息的传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环境的影响，而对“事实”本身的感知、对其重要性的判断，也无疑会由不同受众的价值观乃至主观情绪所左右。
早在1922年，新闻评论家李普曼就在其名著《公众舆论》中指出：真正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拟态环境”，因为“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人们的反应，实际上是根据对那个“拟态环境”所作出的，假如他相信地球是平的、人间有魔鬼，他就会依据这一点行事。
因此，“事实”并非天然如此、明明白白的，相反，它是需要排除主观和干扰因素后才能达成的。“那么，什么是宣传呢？难道不是改造人们为之作出反应的那幅图象并用另一种社会模式取而代之的努力吗？”换言之，宣传的全部目的就是布置起一套要求人们信服的“拟态环境”：“这就叫做宣传。一帮能够阻止人们独立观察事变的人，在按照目的编排新闻。只要这个目的是出于爱国心，那就怎么说都行。……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要对“事实”作出符合“正常”预期的反应，需要英雄般的努力。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在其自传《羊之歌》中曾回忆，在战前的日本，他那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虽然每天都认真读报、在家里评论也不受外界压力，但支撑他“自由表达”的材料却恰是“被挑选出并提供给大众的”。他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但其实常常自相矛盾，各个事件之间也没有关联性，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缺的不是情报，而是分析情报的综合能力。
由于当时的日本缺乏表达政见、影响政局的制度化渠道，议政也就不过是牢骚、冷嘲热讽，也最终“无用”。人们与远方的他人也很难产生共情和连带感，他人的遭遇因而不过是谈资，甚至带有几分猎奇而疏离的心态，人们茶余饭后谈着战争的话题，“却不理解战争的意义，听着‘可怕的、重要的’内幕，却从不思考‘可怕的’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回头再来看国人对洪水报道的反应，就能理解，这正是国内宣传导向之下合乎逻辑的现象——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这样，或许才值得惊讶了。因为事实并不是发生之后，就成为事实了，而需要通过媒体报道、报道，最终经过公众确认，才能被每个人认定为事实的。
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卡住了媒体报道的水龙头，“事实”不仅是限量供应的计划经济，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经过挑选的。虽然在最近二十几年来，随着网络环境的放开，个体的发声渠道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一点垄断，但在体制内仍是如此：日前山东的冒名顶替案，网上舆情汹涌，但山东省内各大媒体无一报道，都整齐地保持了沉默。
十多年前在博客时代，有一个我常看的博客“小道消息”，签名档是“只有小道消息才能救中国”，当时只觉有趣，现在倒逐渐体会出其中沉重的意味：由于很多事，对官媒而言都是“不存在的事实”，它们也就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以“小道消息”的面目出现。在这样的媒体生态中，自媒体也许透露某些真相，但泥沙俱下，缺乏专业素养和自律，又很容易被谴责为“谣言”和“吃人血馒头”，然而，这种困境本身与其归因于其道德低劣，不如说是管制政策的逻辑结果。
当拟态环境如此嘈杂时，人们的自然反应就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尤其是看了很多事件的所谓“反转”后，更多人学会了延搁自己的判断，这又与原先那种对权威的信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心态：“再等等，别轻信。权威没有说的，就不是事实。”
问题是：有些事或是不见报道、或是淡化处理，它们就此成了“不存在的事实”。上海中小学期末考取消，坊间传闻是因有家长跳楼，当我在文中提及这一点时，就接到了罔信办的电话，说这是“谣言”——她没否认跳楼，但强调考试取消不是因为这个。不久，深圳也取消期末考，听说也是因有学生自杀。但有记者去取证时，发现都是无法印证的小道消息，没有任何决策原因的官方说明。这就使得明明是严肃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样的原因无法进行报道——如果报道了，就要冒被申斥为“谣言”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最终不接受他人陈述的任何事实，而只信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恰是社会缺乏连带感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争论的其实并非事实，而是出于对陈述者的反感，“只要是你说的我就不信”，这聚焦的不是“事”而是“人”。然而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且不说很多事个体无法得知，即便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其实也难保证就能免受操控。不仅如此，最终还会掉进一个陷阱：如果只有自己的感觉是真的，那么下次你有事时，即便自己赌咒发誓，又如何让人相信你所说的就是事实？——因为别人未必和你有同样的感受。这典型地折射出主观判断的困境，意味着没有全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行为准则时，社会将难以运作。
这是权力的胜利吗？不完全是。确实，它以强大的力量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这虽然有时是强加的，更多时候却也有赖于人们的共谋。但问题在于，它的存在感太强，到最后很可能出现一种极端的双峰态势：人们要么什么都信，要么什么都不信。“公信力危机”并不是在特殊事件下才凸显的问题，而是它无法解决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公信力”的达成，本身需要客观中立的专业第三方机构。
一个现代社会应当做的，是确保其成员都能根据自己的理性作出明智的独立判断。正如美国学者Thomas M. Scanlon在《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中所说的，投票权的价值取决于投票者能否获得必要的信息，而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自己收集这类信息，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中立、独立的机构来采集它，还需要自由的出版机构、公共媒体来传播这些信息。
所以，与其归咎于国民性，把这看作是一个道德、智力乃至“劣根性”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要想让更多人能够独立思考、自主理性判断，仅仅“小道消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透明公开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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