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梁从诫先生逝世十周年。
梁家祖孙三代，已经名垂青史。他们都是开文明风气之先的人物。人们说起戊戌变法、宪政运动，说起现代报业，说起思想史、学术史，就会想到梁启超；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北京城市规划，就会想起梁思成；说起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组织，也会想起梁从诫。三代人持续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梁从诫生前，我们和他有过多次交往。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请他畅谈中国历史特点和生态文明的关系。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历史给中国这片土地造成的环境创伤，作出了独特的反思。他说——
有些国家的环境容量比我们大得多，自然环境状况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的空地、那么多的森林、那么多的水源。而我们中国这块土地已经鞠躬尽瘁了。我们还有几块原始的森林？几乎全砍光了！山西应县木塔，64米高，那么大一座木塔全部是木头，得用多少木材？周围差不多连一棵树都没有。这木头哪来的，可见当年有相当大的森林。因为木塔是辽代时萧太后盖的，那时候不可能有什么交通工具从很远的地方运木头，只能就近取材，可见那时当地是有木材的。你去看看佛光寺，佛光寺是公元854年会昌毁佛以后重新修的，原来的规模比那时还要大。那个柱子有多粗，它的木材是哪来的？肯定也是就近取材。《阿房宫赋》说，“蜀山兀，阿房出” ，这块土地在古代自然状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千年的文明全都用光了。我们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国家。曾经认为农民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性的标志，但农民起义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来说，破坏性远远超过它的建设性。走到那儿先一把火烧光了再说，从项羽开始，进了咸阳三个月火光不绝。西安是十几个朝代的首都，现在地面建筑还剩下什么，没有了，就剩下一座钟楼，还是明代的，更早的都哪儿去了？阿房宫、盛唐时期大明宫，都哪儿去了？都在历次农民战争中毁掉了。新的朝代来了再盖，再砍，而且中国一盖房子就大兴土木，因为中国建筑的特点是砖木结构。砖是什么？砖也是木。为什么？因为砖是用木材烧的。宋代以后在中国的北方才逐渐开始学会用煤，才有了煤窑，宋代以前全是用木材。况且煤还有个运输问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煤，特别在古代没有大型运输工具之前，有煤的地方才可就近取煤，远离煤矿的地方也不可能用毛驴去驮煤，因为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古代烧砖只能用木材。宋代《天工开物》中还有数据：“每柴五千斤烧瓦百片。”万里长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建筑，我们非常得意。万里长城修好了，长城两边的山上全秃了！你看现在长城两侧还有树吗？长城外侧砍树还可以说有军事目的，为了避免敌人隐藏，把树全砍光，能够开阔视野，敌人来了远远就能发现。那长城里侧的树呢？肯定是为了烧砖。就地取木材、就地取土、就地烧制，然后就地修长城。所以长城造好了以后，树就没了。这里还有一个反证，你看长城修到了甘肃宁夏往西，砖就没了，就成了夯土长城,为什么，因为当地没有树，它烧不成砖了。宁夏以西都是“柳条边”，就是用柳条编成框以后，往里边夯土。为什么它只能夯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木材烧砖了，这也正好说明长城是靠把树木砍光来烧砖的，到了没树的地方就只好用夯土的方式来代替烧砖。这是明摆着的事。盛唐时期大同有个善化寺，那里有个碑，碑上讲的是当时怎样修的善化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有多么强，有的阔人把自己全部家当都捐出来庙，修完庙之后自己变成了乞丐。唐代是我国宗教最盛行的时期，且不说那些富豪的住宅和宫殿，光是寺庙得有多少？这些寺庙对于当地森林木材的需要量得有多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讲南方，南方都四百八十寺，那么北方呢？佛教是从北方起来的，是从丝绸之路这边进来的，然后才发展到南方的，南方都这样，北方当然就更盛了。历代的农民起义，烧光，再盖，再烧光，再盖。
此外，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长城以内都是种植业，种植业对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因为要种植，就得先把天然植被都破坏掉，首先就要砍树，有树的地方不能种庄稼呀，树砍了还不行，原始植被的草啊、灌木啊，也都得砍掉，才能开垦成良田。良田长庄稼时是良田，一旦遇到水害，把表土一冲，水土流失，就沙漠化了。还有东汉末年、五代时期以及民国初年那种军阀战争，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给我们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浩劫。专制制度不允许各个社会集团通过和平的、法治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得不到微调，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起来，到头来就是一次大爆发、大破坏。
梁先生一席话，当时让我们醍醐灌顶。后来我们进一步思考，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军阀战争，固然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太平盛世，不受制约的皇权，对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可低估！他们掌控国家机器，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不但榨取民脂民膏，给生态环境造成惨重的伤害。国家力量对环境的破坏，比民间行为严重得多。
从全球范围来讲，生态意识的觉醒只有几十年。中国更晚。梁从诫和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1993年发起“自然之友”，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和朝野各界共同努力，中国总算开启了走向生态文明的艰难进程。梁先生筚路蓝缕，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个月前，我们参观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重访了梁从诫幼年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老宅，感触良多。李庄遗址的恢复，也凝聚了梁从诫先生的心血。无论是保护自然遗产，还是保护文化遗产，都非易事。让文明之光薪火相传，更是艰苦卓绝。梁家三代人的未竟之志，仍将激励我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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