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微信上說譚合成編輯了『顧准日記』，善莫大焉；他二十多年間數度赴廣西道縣採訪，還寫了一本『血的神話』，堪稱是又一座“墓碑”。我更感歎他的一個結論：殺人的都是基層幹部，這跟我在『屠龍年代』中描述的五九年河南信陽事件，一模一樣，可知這是中共統治模式的一個特征，也就是說，上層法制一瓦解，基層就變成閻王殿，承平時期也難免，更別說亂世了。留存此一說，大家別忘了。】
谭合成调查的结果是，杀人决定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干部。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2767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他还注意到，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人也曾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也曾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近些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这很重要。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脸书
附：
谭合成写书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应黄德志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由他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当年，经谭合成推动出版的有影响的书不止这一种。《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左祸》、《世纪档案》等书，幕后都是谭合成夫妇运作的。
谭合成工科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1980年代名动三湘。当时，中央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也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合成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五十余万言的大作《血的神话》，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应遗忘的惨案，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1967年。从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对于惨案的起因看法并不一致。黎原时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和华国锋等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谭合成则认为，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掌权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谭合成调查的结果是，杀人决定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干部。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2767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他还注意到，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人也曾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也曾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近些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这很重要。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道县事件还有一层因缘，就是担任《炎黄春秋》编辑期间，在2015年编发了周群口述陈秉安整理的《幸存者自述》一文。
周群是道县的一个女教师，1967年8月26日和丈夫蒋汉镇及三个年幼的孩子被小路窝村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行刑者用木棍打昏，抛进天坑处死，七天后她一人得以逃生，为了谋生，只好嫁给蚣坝村支书李自贵，而李自贵却是本村杀人事件的执行者之一。这一个案令人唏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谭合成大著的特殊历史价值。
谭合成还在为新的大著辛勤笔耕，我祝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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