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雨
王冶秋，1909年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安徽霍邱，3岁随父回安徽。1923年来北平，进入英文补习学校，认识了鲁迅。1925年入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回老家安徽霍邱，任县党委委员和县团委书记。1928年，发动霍邱暴动，失败后到北平，入北大国文系。1930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2年参加左联，与鲁迅通信并开始写小说，与鲁迅成为好友。抗战爆发后，来到四川，先是担任中学老师，1940年成为冯玉祥先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国文教员与秘书。1941年，经王若飞批准，回到党的组织。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同年，为了隐蔽工作的方便和安全, 在征得董必武的同意后，王冶秋与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冯玉祥的副官赵力钧一同加入青帮。他们的师傅是青帮头子张树声。
王冶秋、赵力钧拜完师后觉得新鲜，打算找机会试一试，检验一下是否灵验。一天，二人随冯玉祥外出经过万县，抽空出来选了一家酒馆，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挂起“招牌”，各把一双筷子横在各自的酒杯前方。
店里的伙计见二人一副当官的派头，又挂了招牌，知道来头不小，趋上前来道：“请二位老大稍等片刻，我去请当家的。”不一会，一位身穿黑色绸缎长袍的中年人走到桌旁，正襟躬身道：“ 敢问二位老大在门槛没有？”(即是否在帮) 按规矩，二人起身离座，正襟躬身应答道：“不敢，沾祖师爷的灵光。”(即在帮之意)那人接着问道：“贵前人是哪一位？”(这是在探明“海底”前人即师父)王冶秋答道：“不敢。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姓张，名上树，下声。”( 徒弟说师父名讳, 须分三次说出)“声”字尚未说完，只见那人纳头便拜，口中不停说道：“小人有眼无珠，有眼无珠。”
两人有些不好意思，便将他拉起，说道：“老板不要客气，我们只是路过此地，请弄些新鲜酒菜，吃完还要赶路。”那人坚持把二人请进雅间，说道：“今日前辈光临敝店，晚辈三生有幸，定要敬前辈几杯。”于是一番吩咐安排，并抱出一坛陈年老酒。三人谈天说地，交杯换盏，好不痛快。经过这次“实践”，王冶秋对青帮有了新的认识，对张树声的影响力有了切身感受。
1942年初夏，一天赵力钧急匆匆地跑进王冶秋的办公室，焦急地对他说：“出事了！周茂藩被军统的人抓走了，董(必武)要我们，立即确定他的下落及表现。”王冶秋马上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周茂藩也是“八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军事组的高级军政情报人员，他和赵力钧早年都在西北军官学校学习，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都成为冯玉祥的副官，一直在冯的身边。1940年，周茂藩受冯玉祥派遣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军令部二厅从事国际情报分析研究工作。他提供了许多有分量的国际情报，不仅为延安，也为苏联情报机关所用。他、赵力钧和鹿钟麟的机要秘书梁蔼然都是“八办”军事组具体联系的同一个情报小组成员。如果周茂藩叛变投敌，“八办”的军政情报网将遭受重创，冯玉祥和鹿钟麟的政治生命也可能由此结束，后果不堪设想。
王冶秋沉思片刻后对赵力钧说：“此事只有找老头子，才可能砸实。”王冶秋立刻拨通了张树声的紧急电话说：“冯先生的周副官遭人陷害，在二厅被人捕走不知下落，也不知是何事由。冯先生有话，劳驾师傅查一查。”张树声很爽快地答应道：“我当是多大的事，这事好办，你等信吧。”不多久便有了回音。人是被军统抓走的，现关在军统南山看守所。张树声说：“周副官犯的是通八路重罪，人赃俱获，但周老弟很是硬气，一口咬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最后，张树声还主动提出写条子给看守所长，让王冶秋去探监。
王冶秋在得到关于周茂藩的确切消息后，知道周茂藩没有叛变，大松了一口气，立即让赵力钧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通知梁蔼然和“八办”。董必武请示周恩来后，决定让王冶秋和梁蔼然借冯玉祥和鹿钟麟的关系，全力营救周茂藩。王冶秋当即准备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前往南山看守所探监。所长见到张树声的条子，马上让出自己的办公室，把周茂藩带出来相见。王冶秋对周茂藩说：“‘家里’正全力救你出狱，你要坚持住，保重身体，后会有期。”随后，组织上展开了秘密营救行动。
军令部是何应钦的地盘，何应钦与冯玉祥是老对头，两人经常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话不投机，互相开炮。现在冯玉祥的副官犯在何应钦的手里，后果可想而知。幸亏鹿钟麟作过军法总监，对何应钦曾有所照顾，说得上话，梁蔼然游说了鹿钟麟，使他同意出面调解。鹿钟麟到何应钦家拜访，开门见山的说：何与冯的关系事关党国利益，劝何将大事化小，不要因为周茂藩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二人之间的芥蒂。何应钦当即表示, 周茂藩通匪证据确凿、实属不赦，不过有鹿钟麟一席话, 他愿意从长计议此事。这样一来，周茂藩不会被秘密处决，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要把他营救出狱，还要再想办法。
这一年8月下旬，冯玉祥先生邀请著名作家老舍一起游览青城山，王冶秋也随同前往，他们住在天师洞庙堂。一天，王到庙外闲逛，迎面与一对中年夫妇相遇。对方主动前来打招呼，彬彬有礼但表情凝重，不远处还有一个便衣跟随。王根据经验判断，这对夫妇绝非等闲人等，定有隐情，似知道冯住在附近，有备而来，而且看来还有事情有求于冯玉祥。在交谈中，王冶秋得知对方曾担任重庆防空司令，因为重庆防空洞大惨案而获罪。蒋介石曾下令将其军法处置，后经何应钦力保才软禁在此等候处理。谈到这里，王冶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解救周茂藩的方案。
他对中年夫妇说，请你们做两件事：第一，将申述理由与简历写成材料；第二，每天做一两样新鲜小菜送到冯先生处。第二天吃午饭时，冯玉祥看见桌上新添了几个对自己胃口的菜就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打起牙祭了。王冶秋便答道，是防空司令仰慕先生，他的太太亲自烧好送来的。在冯玉祥夸奖其厨艺时，王即把那位防空司令的遭遇及经历向冯玉祥作了简单汇报，并说如果我们能救他不死，便可以此为交换条件，让何应钦释放周副官。
冯玉祥当即表示，给蒋介石发电报，说这人是个人才，抗战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咱们保了。可是连发两通电报，也不见回信，快下山时，冯玉祥有些急了，要求把话说得重些再发一次。第三次终于成功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位防空军司令交军法总监部酌处，这意味着命保住了。之后鹿钟麟出面与何应钦说情，说冯先生已将你的防空司令保下，请何部长高抬贵手释放周副官。1943年春，周茂藩终于被释放出来，但身体在囚禁中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后他曾担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出国考察。王冶秋去了北平孙连仲(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那里，任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 (主任是余心清) 资料室主任，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王冶秋所属的 “北平情报小组”，由中共社会部直接领导，成员还有梁蔼然(任保定绥署少将参议)、王倬如(任河北省政府参议)、丁行(任孙连仲机要秘书、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朱艾江(在敌产处理局工作)等。
“北平情报小组”直接获取了国民党方面有关军事会议、部队调动、番号改换、补给状况、作战部署、战后检讨等高质量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不仅有战略性情报而且有更多的动态的、战术性情报。
王冶秋利用担任鹿钟麟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慰问团秘书长的身份，获得了国民党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驻军番号、兵力、驻地、武器装备、长官姓名与后勤保障等准确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北平秘密电台发送给了中央。
1947年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主要工作人员随即叛变。9月26日，恰逢中秋节前夕，王冶秋代表孙连仲给教育文化界送米，从早上九点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到家。
次日晨8时许，王冶秋到达铁狮子胡同办公地点，至大厅前，见自己的勤务康永亮惊慌地站在那里，便问道：“余委员(余心清)起来没有？”康答：“出了事了，天刚亮来了七八个人拿着手枪，到处逮人，已经把余委员与几个勤务逮去了。”正在这说话的时候，余心清住处的角门开了，王冶秋的另一个勤务刘宝璋带着一个便衣向外走来，王冶秋与其对视，还以为是长官部派来的人，而勤务刘宝璋却佯装不认识王冶秋，低着头继续往前走。
待他们走过后，王冶秋小声问身旁的勤务："是他们逮的吗？"勤务的脸色一变，答道："就是他们。"说完几个勤务就都向后跑去。王冶秋立刻意识到，刚过去的便衣原来是逮捕自己的特务，看来特务已经动手了抓人了，他马上也跟着往后跑去。在后院他要康永亮留在岗位上，并嘱咐不要讲任何看到的情况。然后他迅速走出后门，这时他已经理清了头绪，必须抢在特务全城搜捕的前头，离开北平去解放区。但由于此前“北平情报小组”并没有对出事后应如何撤退做出安排，怎么走呢？他忽然想起吴晗先生有向解放区输送学生的关系，于是出了府学胡同便雇辆车直奔骑河楼，由此登上清华大学的校车，来到清华园旧西园 12 号吴晗家。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地下党组织负责接学生去解放区的汪行远正在北平城里，近日要返回解放区。吴晗教授要他晚上到清华园，说有要事相商。王、汪会面后商定，第三天在天津滨河公园见面。第二天，王冶秋脱掉少将军服，换上吴晗先生的长袍、礼帽，绕过京西芦苇塘，在永定门车站登上去天津的火车。
第三天，王冶秋与汪行远在天津顺利相见，王冶秋随汪来到陈鼎文(做地下交通工作，专门护送北平的大学生去解放区)姑母家。晚上陈鼎文由北平回来对王冶秋说，现在特务拿着他的照片全城抓他，并说王冶秋的妻子高履芳已经在当天被捕，而他的住处已被特务二十四小时监视起来。显然情况相当紧急，王冶秋与汪行远商定要尽快进解放区，决定采取骑自行车走小路的方案。
第二天探路，第三天出发，由经营修理自行车铺的孙大中带路，带着陈鼎文为他准备好的回家奔丧文书，王冶秋与汪行远一起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艰险路程，闯过了三道哨卡，于10月2日下午5点半钟进入河北青县解放区，成功脱险。
“北平情报小组”的王倬如、朱艾江成功脱逃进入解放区，梁蔼然、余心清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方营救也平安出狱。而时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的丁行、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长的朱建国、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的孔繁蕤(曾用名石崞)、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赵良璋，这五位中共地下党员，于1948年10月在南京英勇就义，史称“北平五烈士”。
解放后，王冶秋转入到文物领域，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期间，曾多次评论过王冶秋的功绩。他说，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有远见卓识。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周总理也说过，冶秋同志把文物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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