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南海争夺，有主权、资源、文化等多重含义，还有一个华夏与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的冲突，颇可玩味者，这不是一个"华夏文明的扩张"，而是一个坏制度的扩张。本文写于2016年，原标题《中国迟来的海洋欲望》。】
海牙法庭裁决中国对南海没有主权。"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这是《河殇》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觉到它的滚烫。然而大海并没有邀请黄河。"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29年前《河殇》就预言了这痛苦，如今成了互联网上爱国愤青们的咆哮，让我觉得很荒诞。
八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还在黄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则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拥而去，虽然邓小平战战兢兢只敢开放一个深圳。那时候，赵紫阳在想"海外来料加工"、胡耀邦据说在想中国人能不能从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类、邓小平则总在琢磨陈云又会使什么阴招儿。他们都绝对没有关于航空母舰、南沙筑岛和"九段线"的想象力。那时中国只有"西洋幻想"而尚无海洋欲望，民间只涌动着一股挣脱封闭、无知、内陆的激情。
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後，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後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也说，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乱"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大清还没找到"海洋"的感觉就垮了，邓小平的政权却存活下来，是靠屠杀学生娃娃而没垮掉。所以当时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梦？这不仅让中国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这个政权受了釜底抽薪的戟伤。改革变成维稳。激情早已糜烂。
大一统欲望的延长
"六四"合法性危机，使北京丧失了对边陲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边陲对中心的恐惧症"。疆藏两地抵死（自焚、武力）抗争；香港人则从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惧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沦陷，又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让国民党丢了江山。继而，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感染了中国边陲的恐惧症——这恰是"中国崛起"的本质：中国不仅不会"分裂"，这个坏制度得势了还要开疆辟土，对外扩张，于是东海南海从此不靖。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以坏制度统合边疆、民族地区，是近年来中共的成功经验，因为它无须以老百姓感受为准，而是以试炼体制压制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式"技术为准——今天我们看到，在其彻底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已近绝望，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拖成一盘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缘而在无操作性的"独与不独"之间挣扎；北京唯有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海洋战略"，它只是搞定了四个边陲，心里说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泼？
《河殇》当年没说，黄河其实没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造岛：内陆型思维来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诱惑是石油。八九年邓小平杀了人就说："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将中国转换成一座"世界工厂"，近二十多年"掠夺式"的耗竭型发展，搞得资源匮乏非常严重，必须到海外去抢了。一个海洋地质学家大声疾呼："邓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韬光养晦，不与人争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石油有一多半都从国外运来，贸易也要依靠外国市场，如果再不争取海上利益就会为人所制。"这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
可是南海既无岛屿，更无土地，如何说它"自古属我"？中国喜好搬出历史来证明领土归属，乃是一种标准的内陆性思维，因为华夏汉族两千年来，便是从北方干旱的黄河流域，渐次垦殖到潮湿的长江、岭南、云贵地区来的，这种文化是离了土地就心虚的，脚下无寸土甚至不敢强词夺理，哪里象横行大洋的海盗，抢到你家门口也理直气壮。
所以中国南海造岛，立马勾起我的一个回忆：当年在山东烟台，我坐上一条小船，划过蓬莱水城的拱门，一看到黄海就想：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海来打明朝，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连想都没想过要去日本看看究竟？为什么欧洲的海军炮舰可以全球游荡，而中国的戚继光只知道把长城修到海边来？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岛是一个"维护国家面子、但缺乏战略逻辑作支撑"的政策，因为即使中国把整个南海变成它的内湖，也确保不了从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湾的各条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资研发新导弹对付美国航空母舰，对于解决中国的潜在安全难题作用不大，反而无端引发美国的对抗。
可是中国的想象力只有岛，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实了。中国并没有从大陆运载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国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鲸"号，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盘周围大量的海砂造岛，但依然造价不菲，据《金融时报》报道，以永暑礁为例，工程总造价约为736亿元，连国人都惊呼：这哪是造岛，分明是造大陆。这造价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折价美元一百亿，恰是美国地产大亨川普的身价——这爷们只值南海一个人造岛。
政权保卫战契合海洋战略
对中国新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西方分析家蛮赞成"一路"而批评"一带"（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开发一条通向欧洲和中东的新"丝绸之路"，可以替代过度依赖脆弱海上航线的"一带"——其实"一路"穿过社会秩序彻底瓦解的战乱中东，恐怕更"脆弱"。
不过这是中国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痒；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么玩，都不会输掉什么。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中国兴起的后八九民族主义，直接跟太平洋有关，眼下遭遇"南海危机"，可以说早在预设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们预测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东亚崛起，将是下个世纪高度发展的地区。1993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指前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中国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
谁知中国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岛链"，其中台湾岛扼其咽喉；再往东又有第二岛链，从日本群岛向南链接印尼群岛，封住了关于太平洋的一切。我们不妨以此来解释近两个十年里在东亚和两岸发生的所有摩擦，诸如台海"导弹危机"、"钓鱼岛"纷争、东海防控识别区、美国"围堵战略"、中国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坏事变好事，这也给中共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外部环境，它对此的投资极具"战略眼光"，将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两个岛国，尽力酿造仇外情绪，驯化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恰好可以转移他们对内部腐败、专横、不人道的愤怒，因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这里还有一层历史铺垫：新中国对太平洋只有痛苦记忆，毛泽东1950年派兵攻打台湾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从台湾派飞机深入大陆，据说是激怒毛泽东搞"大炼钢铁"要造航母的诱因。情绪化常常是历史的真正奥秘。
从文化角度描述这幅景观，比政治、国际关系角度更准确。"反太平洋狂潮"（涵盖反日、反台独）及其伴随的中文语境中的单向口水战，极致是所谓"情节雷人台词低俗的抗日神剧"大行其道，被网友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联网获得长足发展 ，泛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绝非仅仅"文化商业化"而已，背后须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网上出了一个段子：中南海决心打大仗，是不必怀疑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战场选在横店还是中山影视城？二、战役任务到底交给八一厂还是华谊兄弟？三、前敌指挥选冯小刚还是张艺谋？四、还用不用抗战神剧名角、嫖娼被抓的黄海波？反正中国只赢不输。
长程历史的阴影
南海危机，说到底就是海洋和内陆的问题。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北，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一个过程。最初从汉代帝国唐代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到唐以后，辽、金、元都是从东北西北，都是从不靠海的内陆开始，这是一个压力，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地把汉民族从黄河流域推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逐渐向海洋发展。余英时说这是一个从内陆来的政治压力，一个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从西边向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慢慢地越来越接近海洋，这种发展一直没中断，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响时就有转折。
他举例，第一个转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乐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对大知识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国的制度，自汉唐以来对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后来这些严酷的制度，当然是从内陆民族带来的，最早是金人，后来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人继承下来。但到明朝，向海外发展已经很大了，永乐有郑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艺复兴的，研究航海历史的，都承认中国可以向西发展，它何以没发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乐的宫廷政治不允许这样的海外发展。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扰。
余英时总结："我觉得海洋和内陆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被内陆所左右的，经济文化是慢慢向海洋发展的，所以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有一种冲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冲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说包括共产党。它真正的基地是陕北，是在最贫穷的、也最能滋养原来内陆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上发展的政权，有一种封闭性，就是关门主义，对外面是恐惧的，不放心的。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 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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