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青海政协委员、中国民建成员、民营企业家王瑞琴，因同情并救助"七〇九"律师（"送饭党"），以及青海藏人，在国内遭致胁迫而流亡海外——她对我说，中国有两条"高压线"不能碰：民族和宗教，她都碰了；最近家人及亲属又遭当局骚扰，其公司资产被冻结、财务票据遭扣查，令她不得不声明"断绝关系"。这是中国中产阶级"政治遭遇"的一个新近缩影，也恰好为黎安友教授的"谜题"，提供了最近注脚，更为前景叵测的广大中国中产阶级，再次敲响警钟。然而，这个阶层对中国前途的意义，才是更大的问题，我对此略有思考，有几个重点，在此借政治学家黎安友教授的分析，加以诠释。】
一、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暧昧性
1、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一个至少在财富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一种估计，认为如今中国人里，拥有资产百万至上亿者，近乎一亿；有资产上万至百万者，约三亿，合计这四亿人，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意味着什么？
2、按照西方传统概念，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经由阶级分化、劳资博弈而产生的中产阶级，反而是在权力资本横行的三十年里，产生了一个与体制媾和、分享的新兴有产阶级；
3、这个中国的有产阶级，正在成为国际间不可忽视的最大消费阶层和购买力，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它对国际贸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均有巨大潜在含义。
二、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困境
——如何界定、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特性、局限？
对于这个问题，黎安友教授2017年发表的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谜题》，指出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小，约14.1%，而且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型"的：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被极小的上层阶级和庞大的下层阶级挤在中间，中产阶级占据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岛（privileged social island），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目前城市中非常普遍的"住宅小区"（gated communities）之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会害怕，在一个多数人统治的社会，他们必须服从于下层阶级的利益。
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机构的员工组成。其中多数人还要靠国家的委托或订单来挣钱。独立的企业主仅仅占了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要依靠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来 "搞定"他们的生意。简而言之，这是个依附性的（dependent）中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independent）。
第三，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新"，大多数是这个阶级的第一代成员。对成熟的中产阶级来说，财富是走向政治参与的刺激因素；而对新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参与会分散注意力。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共同的认知和利益，更不用说对社会财富的稳定信念——只有这种信念才会促使更多的成熟中产阶级有信心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四，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社团生活（associational life），如学校和图书馆的董事会、集体管理的谷仓、福利社以及其他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团"——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才是有效的政治参与的训练场，而"社团"在中国仍然是非法的。
三、中国中产阶级的先天缺陷及其策略
黎安友归类出四种群体：
最大的一个群体，是在政治上麻木的（the politically anesthetized），在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为年轻，他们对1989年没有什么记忆，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们在一个强调事业和消费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个群体是接受者（acceptors）。"我曾见过这样的年轻学者，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也对1989年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思想辅导员'，他们在努力地教导他们的学生要忠诚。我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得到的感受是：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中国，即使中国保持威权体制"。
第三个群体是改良派（ameliorators）。他们看到了体制的弊端，但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进步。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写作或者法律工作，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未来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相信这种进步能够实现，那它当然值得去为之努力。
第四个群体，也许可以被叫做疏离者（the alienated）。这样的人可能在年纪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比较普遍。他们对体制没有幻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到反对运动中，也没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去到国外过一种比较没有权势的生活。
总之，中国中产阶级缺少安全感。经济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还是要依托于一个不透明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并不清晰的未来将经历风险很大的变化。每一次的经济放缓都感觉像是可能来临的灾难的预兆。政治上，中产阶级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执政党，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反腐运动为形式的、诡谲而又危险的斗争。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在强压着不满的怒火。而且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和下层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黎文的结尾有一个前瞻性的综述：
1、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以目前的水平（5%或7%）增长，而且政治制度保持稳定，中产阶级就会进一步扩张。
2、如果发生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只要其过程不扰乱社会和平和经济稳定，中产阶级会欢迎这种尝试。
3、一旦这个政权像1989年那样走向分裂，中产阶级可能会再一次在政治上觉醒并基于其深埋已久的不满而行动起来。但我们也不能指望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与其他阶级的文化和社会隔绝。
4、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者现政权开始左转（可能性很小，对这个分析存疑，王瑞琴的例子，便是"左转"证据——引者注）并侵害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城市的生活方式会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找不到好工作，当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安全程度降低，他们有可能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在中国这就是仇外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正是政府一直作为支撑其合法的一种资源来推广的。
5、为了表达这种民族主义的愤怒，中产阶级可能会指责政府叛国或者软弱，而这将推动政权往更为专制的方向发展。
6、这两种对未来的假设都充满风险，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中国的中产阶级继续保持今天的状态。中产阶级真正担心的是经济、军事危机，或者触发秩序崩溃的内部权力斗争。对这种危机的担忧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持续拥抱自由价值的同时，仍然支持一个威权体制。
黎安友教授的文章，还可以引申出下列议题：
——中产阶级与权力、体制、市场的合谋与互动；
——消费与购买力的市场和政治意义；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格、知识、政治诉求；
——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政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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