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9日，孙长江逝世了。
孙长江是我的另一个自我。长年离别，遽闻噩耗；物伤其类，悲从中来。
长江在人民大学哲学系，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来互不相识，是别人把我们两人界定为对等互换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冯友兰的命运是戏剧性的。先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后又成为江青的座上宾，充当文坛霸主“梁效”的顾问。毛主席关怀备至，特派谢静宜登门探望，还问：“有没有足够的房子放书？”文革前，教授们的住房都比较宽敞，而年轻教师有的结婚数年还没有房子，住在集体宿舍。文革中，教授们有的自愿有的被迫让出一两间，分给年轻教师。军宣队闻听此言，立即将住在冯家的几对年轻夫妇扫地出门。毛主席还有指示：“给冯友兰配备一名助手，帮他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军宣队忙乱一阵毫无头绪，因为他们既没有学问，又不认识有学问的人。只好请众人提名。汤一介推荐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孙长江。文革中，人民大学被撤销，一部分人转来北大，一部分人在家赋闲。孙正是赋闲者。军宣队问从人大转来北大的教师：“此人怎么样？”他们回答说：“他是郭罗基式的人物。孙长江就是人民大学的郭罗基，郭罗基就是北京大学的孙长江。”军宣队一听就明白了，别的不用说了。本来打算将孙长江调来北大，此议告吹。
文革前，北大哲学系的一位年轻教师，名庄卬，曾为冯友兰的助手。冯交给庄卬的任务是找马、恩、列、斯、毛的语录，贴在他的书稿的相应段落。冯友兰自诩，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庄卬从书堆里找出来的。文革中，庄卬跟着迟群发达去了。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太卖命，不到40岁就死了。冯友兰需要找一个庄卬的接班人。孙长江如果是“郭罗基式的人物”，我想他决不会帮冯友兰涂脂抹粉，把他化妆成“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哲学家。
我记住了孙长江这个名字，我真想认识一下另一个郭罗基。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长江式的人物郭罗基，郭罗基式的人物孙长江，彼此都“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在共同的朋友张显扬家见了一面，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1993年，四个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自由化分子相聚在纽约，左起：
孙长江、郭罗基、阮铭、张显扬。
一篇文章惊天下
华国锋主导抓 “四人帮”，扫除了中国社会前进的障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他接着又提
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
渝地遵循。”有人说：“推行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一切照旧，空气沉闷。人们都在思索，用什么法宝来破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室，任命吴江为主任。在胡耀邦的指导下，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室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参谋部。
吴江吸收孙长江参加理论研究室。
1978年初，中央党校的学员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胡耀邦指出应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分清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人提出，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这就有了两个标准。吴江和孙长江商量，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一篇文章，强调“唯一”，澄清两个标准的胡涂思想。文章由孙长江执笔。孙找我商量。当时我和周培源合作，准备写一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我说，我会写到认识论问题，一定谈谈真理标准，为你们敲边鼓。所以，我在文章中列了一节《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特别回答了“已被实践证实的理论，能否作为真理的标准？”
《光明日报》收到南京大学胡福明的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编者将题目加了两个字，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拟登载《哲学》副刊。新上任的总编杨西光，在审稿时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题目，应从《哲学》副刊抽出来，移到头版，但要作重大修改。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听到胡耀邦关于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分清路线是非的讲话，故有此敏感。文章在杨西光和马沛文（理论部主任）主持下改了数稿，仍不满意。他们听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撰写同类题目的文章，于是就把修改稿送给他们，请他们帮助修改。吴江将任务交给孙长江，对他说：“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
孙长江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了，但《光明日报》稿只占三分之一，文章的基本框架和四个小标题都是孙长江的立意。吴江作了修改，最后由胡耀邦定稿。1978年5月10日，首发于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次日《光明日报》头版公开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是时代的呼唤，一经面世就受到广泛的重视。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文章并无理论上的创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冲击两个“凡是”的针对性。搬出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现成的武器——真理的实践标准，顿时惊醒了人们的头脑。当时人思想解放的喜悦是后来人难以体会的。《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就向全国播发，从第二天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35家中央和省市大报纷纷转载。
“凡是”派反应激烈。他们也感受到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震撼，但他们与一些人的欢呼相反，而是表示愤怒。当时有一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李鑫任第一副主任，胡绳、吴冷西、熊复为副主任。那是“凡是”派的大本营。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指责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熊复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一时气氛紧张，谣传：“文章的作者被抓起来了”，“《人民日报》进驻工作组了”。理论讨论转化为政治斗争。
各地诸侯纷纷表态，支持真理的实践标准。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告两个“凡是”的破产。接着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清算了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极大地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是孙长江对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贡献。
有一点遗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实践所检验的首先是认识或理论，认识或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确立为真理；作为真理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另一个层次发展真理的问题。确立真理和发展真理都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故可以简单地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对孙长江谈到，我的文章中的提法，或是“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或是“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他说，你再写一篇文章进行补救。我说，那也不必了，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面旗帜，不要使人产生疑虑。
形势逆转。1980年以后，邓小平重提“反自由化”。思想解放运动被说成“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赞扬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纷纷中箭落马。
形势一变，事实遭歪曲，真相被屏蔽。1984年10月，《光明日报》举办优秀文章评奖，宣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特别奖”，“作者胡福明”。孙长江并代表吴江给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杜导正写了一信，如实说明《实践》一文写作经过。已退休的原总编杨西光建议，认真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评论部在调查研究之后写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经过》，结论是： “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孙长江的手稿已归入国家历史档案馆。2013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一篇报导的副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谈35年巨变”。这是公开纠正过去认定胡福明是此文唯一作者的错误。201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将胡福明列为“拟表彰对象”，称其为《实践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又回到旧错误。此时，吴江已经去世，孙长江病重，无从申办了。但公道自在人间，中央党校的沈宝祥教授给“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写了一信，指出此举“很不妥”。
“愚溪”出师不利
我们一群人经常在张显扬家聚会，批评时政，臧否人物，俨然成了“裴多费俱乐部”。
在谈论中，孙长江的意见总是很引人注意。有一次闲谈，“能不能用一个字概括各人文章的特点？既是优点，又是缺点。”众说纷纭，唯有长江的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我的文章的特点是一个“尖”字，优点是尖锐，缺点是尖刻。他说张显扬的文章的特点是一个“散”字，优点是论点能扩散，缺点是太散漫。他说到另一个朋友老董的文章的特点与显扬相反，是一个“黏”字，黏在一起，怎么也掰不开。他说王贵秀的文章的特点是一个“硬”字，每句话都像一根棍子，还做了一个挥舞棍子的手势，引得哄堂大笑。
经常在显扬家聚会的有8个人。我提议：“我们8个人用一个共同的笔名，人家发一篇，我们发8篇，造成论战的压倒性气势。”大家都赞成。于是就起个笔名。七嘴八舌之后，孙长江开腔了，他说笔名可以用“愚溪”。典出柳宗元的故事。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择冉溪而居，改冉溪为愚溪。附近又有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故赋“八愚诗”。我们也是“八愚”。以愚自况，意为悖时而行也。大家都说好。
张显扬以“愚溪”的笔名写了第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表在一个内部刊物《马列著作研究会通讯》上，1980年11月。
1979年初，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会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理论。王惠德有一句名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大家都赞同。50年代，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搞社会主义。既然搞了，应当补课，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思想解放的光芒使邓小平产生了惊慌。他在理论务虚会后期，发表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进行“剎车”。他的讲话没有思想，没有理论。“四项基本原则”成了四条棍子。第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理论界议论纷纷。李洪林发表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几个人在张显扬家议论，意欲进行澄清。张显扬根据大家的议论，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他特别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在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没有经过漫长的过渡而匆忙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主义。
《马列著作研究会通讯》虽然是一份小报，颇受人重视。邓力群（时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注意上了，随即打棍子，追查“愚溪”是什么人？说“愚溪”的文章是否定社会主义，差一点取缔《马列著作研究会通讯》这个刊物。张显扬只好说“愚溪”是他个人的笔名，与他人无关。“愚溪”出师不利，第一篇文章就成了最后一篇文章。
到了1987年，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说了：“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在7年以前说是绝对错误的，邓小平在7年以后说又是绝对正确的。
透露胡乔木整人的秘示
孙长江在中央党校有一个便利条件，可以到机要室看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批示。在张显扬家聚会
时，他常常向大家透露内部消息。1981年11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到显扬家来一趟”。我到时已有几个人在座。长江说：“不好了，要整人啦！”他在机要室看到胡乔木的一个批示。在机要室看文件是不能抄录的，更不能复印。他看了几遍，默默地记住。现在他眼睛望着窗外，一字一句地背诵胡乔木的批示：
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头头）。教育部早就要处理，调他去南京。小平同志多次点名批判。郭罗基的气焰很高。据我所知，我离京以前尚未处理。南京大学的应学犁、孙辉已经处理了，效果很好。郭罗基为什么不处理？再不处理，中央不要说起表率作用，连赶地方都赶不上了。我建议，中宣部、教育部、北大党委三家组织人力审查郭罗基的文章，搞个材料，先在内部批判，然后公开批判。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中宣部，并耀邦同志。
胡乔木作批示是11月7日。11月9日，王任重批：“同意。请守一同志研究部署。”当时王任重是中宣部长，赵守一是副部长。11月11日，胡耀邦批：“同意研究部署”。
长江对我说：“你拿张纸、拿支笔，我再背一遍，你记下来。”我说：“不用，我已经记住了。”他不信，我复述了一遍。他说：“真的，一字不差！”那时，我们都年轻，脑子好使。
胡乔木批示的内容，在座的几个人不清楚，我作了解释。
1981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批判了电影《太阳和人》以及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盛传，又有两起“严重政治事件”，都发生在江苏。其中之一是《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的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被认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4月1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要求对《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进行处理。“现将乔木同志和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已经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还说“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观点，而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随后，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又发挥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写成“专论”，题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并要求层层落实，进行“批驳”。思想理论界出现一片紧张气氛。
我阅读了应学犁、孙辉的文章，又仔细研究了中宣部的文件，发现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我不认识应学犁和孙辉，但为他们所受的委屈感到不平，更为理论界出现的不正常状况产生忧虑。于是我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指出：中宣部指责应学犁、孙辉的文章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三个论断，没有一个符合作者的原意。我希望理论界转变风气，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讨论，不要像《宣传动态》那样，进行武断的批评。说起武断的批评，我又举例，1月份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许多人，有的批评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但本人无从申办。我希望党的宣传部门以及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处理文艺界、理论界的事情时，应当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文风方面作出表率。最后，我对耀邦说，如果您认为我的意见有一点道理，请提醒宣传部门和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注意。耀邦将我的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宣传部登“内刊”。可见，他认为我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南京大学党委和江苏省委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对《南京大学学报》和应学犁、孙辉进行了处理，并写出处理报告。当时胡乔木在南京，见了处理报告，就写了上述批语。我在给耀邦的信中对他有所批评，他进行了报复，还挑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
1982年，中宣部召开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对我进行批判，又不让我本人参加。接着，北京大学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前后历时半年。
“我们养活你们全家”
1980年，教育部一连对我下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调动的理由嘛，“莫须说”。按条例，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和任免重点大学的校长。教育部直接调动一个大学教师是不正常的。北京理论界、新闻界的朋友们和北大的群众都鼓励我“顶住”。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吃过苦头，都怕被调到外地。有人说：“如果你顶不住，轮到我们更顶不住了。”孙长江对我说：“你就是不走，他们还能用担架把你抬走？”教育部调而不动。
1982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走？”这才知道，教育部背后发号施令的是他！
北大党委在批判我的同时组织一个“郭罗基工作组”，由党委副书记张学书挂帅，每天找我谈话，逼我表态，还说他们每天要向中组部汇报，每个星期要向书记处汇报。
周扬和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分别给胡耀邦写了信，为我说项。胡耀邦作了一番批示，交中央组织部办理：
郭罗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
邓小平、胡乔木说我是“造反派”，耀邦的第一句话就是针对他们的。最后一句“不要再拖了”，他想抢在邓小平再次发话之前赶快了结。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我头上斗法。
中宣部和北大党委对我的批判，起初是三条罪状：理论上搞自由化；政治上与西单墙和地下刊物有联系；组织上不服从调动。由于我抗拒，不断罗织罪名。香港有一家《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共思想解放的先锋——郭罗基受压制》。党委的工作组对我说，《观察家》是香港的托派，你和香港的托派有什么联系？我说，我根本不知道香港有一家《观察家》杂志，也不认识编辑部里的任何人，跟我毫无关系。他们要发表什么文章是我能够作主的吗？
党委找我们教研室的支部书记许全兴谈话。有人问他：“党委找你谈什么？是不是要给老郭一个处分？”许说：“给个处分倒好了，你是想象不到的，抓人！”党委对许说，财贸报副主编因与香港有联系，已经被抓起来了。要许全兴将这个信息告诉郭罗基。许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他不愿传话，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说，这是恐吓，给我施加压力，真要抓人，不会事先通知。
中央高层的工作人员，有人是同情我的。他知道孙长江和我的关系密切，就向孙长江通风报信，让他转告我。这时我处在严密的监视、监听之中。当年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一套，现在用来对付共产党了。我和孙长江之间的联系通过一个中间人。有一天，此人打来电话，说：“老家来人给你带东西来了，你到蔚秀园前门来取。”这是我们之间的暗语。老家来人带东西，是上面又有人发话了。约“蔚秀园前门”，实际是后门；如果约后门，实际是前门。要是根据监听电话采取措施，让他们扑个空。我的家里可能有窃听器，不能上门谈话。蔚秀园后门外面是一片农田。来人和我在田埂上边走边谈。他说：“邓大人又发话了，还好，不是抓人。”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的丈夫王汉斌，是邓小平的牌友。王汉斌在牌桌上进谗言，怂恿邓小平又一次发话。邓说：“让王惠德（中宣部副部长）找郭罗基谈话，叫他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党纪、国法的根据吗？没有。邓小平完全是一派独裁者的腔调。来人特别转告：“长江说了，你不用担心，如果开除公职，我们养活你们全家。”
胡耀邦批示后，周扬连连说：“不错，不错。”他分析：耀邦所说的“调离北大”就是不一定调离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邓小平再次发话后，他约我“好好谈一谈”。他很沮丧，说：“开除党籍，也就算了，这个党员当得没有意思了。但开除公职就是断绝生路，你还要连累家人。”因为那时没有市场经济，不能另谋生路。他劝我：“不如去了南京再作打算。”
孙长江听说周扬的意见后，对我说：“我认真地考虑了，你还是照周扬说的办。开除了公职，你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我们可以养活你们全家。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必定不断骚扰你。首先北大会收回房子，叫你露宿街头。你留在北京，没完没了的折腾，什么事也干不了。还不如去南京，隐姓埋名，该读书就读书，该写作就写作。不给发表没关系。王船山隐居深山，著书三百卷，生前不能出版。死后出版，还不是流传至今？”
我本来一直在顶牛。听了周扬和孙长江的意见，我觉得有道理，于是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去南京。
过了几天，孙长江又对我说：“唉，你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胡福明（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到北京来开会，孙长江见了对他说：“老郭要到你们那里去了。我对你有三点要求：第一，上面有什么说法你要及时向他通风报信。”第二点，我忘了。“第三，生活上要多多照顾。”胡福明在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的时候，孙长江是教师，所以他讲话的口气是居高临下的。胡福明回答：“孙老师，第一条、第二条我做不到，第三条可以考虑。”孙长江很生气，讽刺他说：“你总算讲了实话，没有当两面派。”
我离京前一日，长江对我说：“古代文人被贬出京城，亲友们还可以饮酒赋诗，十里相送。现在，上面却要我们跟你划清界限。真是今不如昔！”
反自由化导致流血事件
处理自由化分子是有通盘计划的，在我之后就轮到中央党校了。
1983年，中央党校的校长是王震。他自称：“我是关老爷旁边扛大刀的周仓。”他还扬言：“党校有一个胡耀邦的‘智囊团’，我就要打掉这个‘智囊团’!”他说的“智囊团”就是理论研究室。
邓力群配合王震，搞了一个阮铭的材料。王震写了批语：“三天开除党籍。”接着解散了理论研究室。吴江被调出中央党校。对孙长江，说是“调到一个较小的大学去”。于是他去了北京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
反自由化运动，一浪高一浪。1987年1月，以“反自由化不力”为由，在“生活会”上逼宫，导致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是党的领导人的非程序性更迭。胡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加强了力度。先是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在邓力群、王震的怂恿下，邓小平同意还要开除一批。以纪委的名义开了一个名单，共12人。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计划分两次，每次讨论6个人。第一次讨论的名单是：吴祖光、王若水、张显扬、苏绍智、于浩成、李洪林。对吴祖光、王若水的结论是“劝其退党”。王若水劝而不退，改为“除名”。讨论到张显扬时，说他是“三种人”，应开除党籍。有人说，他背后还有出主意的，那是孙长江。邓力群说，出主意的更坏，一起开除。孙长江是12人名单之外的“追加预算”。苏绍智本来也要开除，赵紫阳说他写过改革开放的好文章，从轻发落，改为“撤销职务”。赵紫阳看看手表，说时间到了，宣布休会，以后再讨论。
这时，孙长江借调在《科技日报》，任副总编。总编林自新昔日是聂荣臻的部下。他给聂帅写了一信，极言孙长江如何优秀，邓力群等人制造的罪名不符合事实，开除孙的党籍是错误的。聂将信转给陈云，陈云作了批示：处理要慎重，把材料核对清楚，不要根据不实材料轻易处置。赵紫阳顺水推舟，强调核实材料，非但把孙长江豁免了，一直没有继续讨论，那12人名单的后面8个人也豁免了。除了处分，还有一手，就是调离北京。李洪林被调到福建。王若水要他去湖北，阮铭要他去广东，都因地方上抵制未能实行。
这些人都是7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胡耀邦称之为“闯将”。随着胡耀邦的下台，这一批“闯将”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胡耀邦的下台，成为下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动因。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悼念活动转化为民主运动，示威群众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提出7条要求，第一条就是公正评价胡耀邦，推翻一切不实之词。第二条，彻底否定反自由化。10年来，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拉锯，道高魔高，不断攀升，至此达到顶点。反自由化，批判的武器失灵，于是祭起武器的批判。邓小平调动军队，勤王京师，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反自由化以流血事件告终。又一次非程序性更迭废黜了胡耀邦的继承人赵紫阳。
反自由化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动。胡耀邦和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代人，经历了打压和磨难之后，已进入历史。历史会记住他们。
长江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小我一岁。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历史。1955年，在哲学系任教。他的经历与我类似；他的专业从历史到哲学，与我一致。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师范学院政法系教授。晚近20年，因中风、失语缠绵病榻。我与他远隔重洋，每有思念，委托友人前去探望，但他已失去记忆。也好，那些不公、不义之事不再扰乱心情。此去泉台，喝下孟婆汤，度过奈何桥，忘却人间的一切烦恼！愿长江在天国的岁月静好！
2020年6月22日
明镜网 mingjingnews.com 2020年6月23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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