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仅仅由于"打砸抢"，而将眼下美国的抗议和骚乱，与中国文革相提并论，乃是一种典型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持此论者有多少是经历过文革的？我知道林培瑞教授，至少他1973年就去中国了，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他是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洋人。将"文革"简单化，正是中共封杀"文革"的成功之处，而中国如今并无"打砸抢"，却正在复辟文革，这不是更清晰的一个悖论吗？此文系2016年夏洛杉矶文革讨论会的发言稿。】
文革死了多少人，官方不做統計，只有一個數字是葉劍英在文革後透露的：非正常死亡兩千兩百萬人、上億人挨整；
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砸"孔家店"，在曲阜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刨平孔坟。
湖南道縣慘案66天屠殺9093人，百餘個家庭遭滅門。
在北京「紅八月」裡，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王友琴做了调查，這些人不是用槍或者刀一瞬间打死的，而是用拳頭、木棍、銅頭皮帶等折磨至死，折磨的過程往往長達數小時。
我舉這些例子，自然是要說明文革是一場"暴民運動"，但這不是主要目的。我們也必須看到，這麼暴烈的、橫行了十年的一場全民狂熱，從劉少奇、鄧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個大災難；但是從毛澤東的角度看，發了瘋的億萬民眾，居然是非常聽話的，運動收放自如，從"天下大亂"輕易就達到"天下大治"。這才是我想說的重點。
暴民政治的最大典範，是法國大革命，所謂"雅各賓黨人"、羅伯斯皮爾，再加上"斷頭台"，血跡斑斑，世界震驚。法國大革命弄到大家輪流上"斷頭台"的地步，革命者們身不由己，徹底的失控，最後只得由拿破崙出來收拾殘局，復辟皇權。所以法國大革命砍皇帝的頭，備受爭議，這都是大家熟知的歷史常識。更重要的是，由於法國先賢們的努力，比如雨果的傳世之作《九三年》等，使法國大革命成為"普世記憶"，又驚醒歷史。然而，從1793年到1966年，一百七十年後在中國發生了一場殘暴得多的"革命"，卻是由一個東方的"皇帝"親自運籌帷幄的，這大概會讓路易十六死不瞑目。所以醉心"群眾革命"的西方新左派崇拜毛澤東，不是沒有道理的。
民粹主義是暴民政治的溫床，它的完成式是最終釀成"現代極權"，即列寧式政黨對普羅大眾的全能式統治——大眾從反抗主體最後淪為奴隸。舊俄知識分子正是從法国雅各宾黨人那裡接受了民粹主义思潮，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列宁則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
法國大革命使得"暴民政治"成為可能的研究對象，系統研究成果也出自一個法國人，即大家都熟知的古斯塔夫•勒庞的（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這篇文字裡，我基本上是希望藉用這本書的觀點來分析文革這場"民粹運動"。
一、文革群體
勒龐認為，人們為偶然事件或一個目標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會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種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體歸納了五點：
（1）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走极端。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5）群体的道德，有一種淨化的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把以上五點再濃縮一下，其實就是兩點：低智商和受操控。
根據上面這些分析，我認為對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做過高的評估和讚揚，很難不是偏頗的。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對文革的記憶、研究等，都顯示出一種所謂"燈下黑"的局限，或者還有某種身陷其中、不容易撤離出來作工具分析的特徵；我們很容易批判"毛澤東的文革"，卻無力解構"群眾的文革"。其實，我們把"群體心理"這個課題放到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中來，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會思想狀況下，不難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動的具體事例，去佐證勒龐從法國大革命中歸納出來的那些特徵；或者說，文革結束四十年了，中國還沒有出現一個自己的勒龐醫生。
假如勒龐有幸遭遇文革，我猜他高度興趣者，會是"文革群體"特徵的成因，這也是我們研究文革時還必須添加的一個因素：前文革的馴化，對於文革群體的基本素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或者說，也正是因為毛澤東已經花了十七年時間來操控、玩弄、虐待中國群眾，他才有那麼大的自信，敢於發動幾億暴民去摧毀他親手締造的這個黨和國家機器。
前文革馴化，是個大題目，這裡僅列其要點：
鎮壓與屠殺，造成恐怖氛圍，嚇阻一切反抗於萌芽狀態——五零年代的一系列肅殺行為，如土改、三反五反、按指標殺人、前政權基層骨幹一律"殺關管"等，一舉震懾民間，從此鴉雀無聲，所以才有鄧小平"六四"鎮壓前所謂"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的經驗之談，中共將此再施用一次，果然鋪墊了二十年經濟起飛和權貴階級的鑄成。在這個概念上，中國人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嚇破了膽的"群體"，這一點對於"文革群體"和後來的"八九群體"的性格特徵，都很重要，恐懼永遠伴隨著中國的抗命運動，使之易於激進、失控。
用階級劃分，製造大眾對"一小撮"的隔離——毛澤東是一個搞「多數人暴政」的大師，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階級劃分的作用，在於從社會中隔離出一個"少數"的另類來，作為整肅和折磨的對象，從而又示範給那個施暴的"大多數"，令施暴他人以釋放自身恐懼成為家常便飯，也是文革的一種常態。
反复搞運動，依次在不同階層之間互換"加害者"與"受害者"——人人成為一個無所顧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個尚有起碼常識和秩序的社會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訣竅，其實很簡單：他是在不同時間里，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文革」中入獄近十年的作家張郎郎對此歸納了一個絕妙的觀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獲得某種心理安全。
用意識形態不斷洗腦，以"集體"、"國家"代換"個人"，不止閹割靈魂，連話語也在潛意識中被改造——叫你只能說讓你說的話。
……
所以"文革群體"是在這樣的政治前提、思想素質、精神思維語言狀態下，走進文革的暴風驟雨中。勒龐用的"烏合之眾"一詞，帶有強烈的心理學意味，用這個詞來描述文革中的大眾，我不知道合不合適。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傳統意義上已不復存在，因為上層儒家官僚機構、中層鄉紳自治、下層宗法家族組織全部瓦解了，而取代它們的中共各級黨委、各級政府也全部被摧毀了，這種狀況下的民眾，跟傳統社會瓦解之後的流民、嘯聚山林的造反好漢有多大區別呢？如果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馴化"，這樣的大眾與1793年的法國大眾，也即勒龐這本書裡歸納的那些特症，又如何對比？也許將來會有人來做這件事。
二、"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枭雄（"群众运动大师"）
群體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大眾"和"領袖"兩個問題。勒龐這本書裡，關於"領袖"這部份的議論分析並不精彩，只是講了一些常識，比如他說：
只有最極端的人，才能成為領袖。
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勒龐這個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澤東，瘋癲、無情。
他大致上講了一個規律，領袖分两类：一类是勇猛、實幹，另一类是意志力更持久，也更为罕见。
我們都熟知韋伯對政治領袖的一個著名分析，即所謂"奇理斯瑪型"領袖，也叫魅力型寡頭——他從社會學角度做的這個解剖，確實比勒龐從心理學角度的分析，來得深刻。勒龐也講群體的幻覺和煽動家對群眾的麻醉，但他只講到領袖人物的所謂"名望"的魔力，就比韋伯的"魅力"低了一個層次。韋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說魅力乃轉瞬即逝，不能反複使用；而且大眾有一種對魅力的渴望和上癮，這恰是領袖的致命之處——他最終會為了維持魅力而毀掉自己。這個論述具有極大的普適性，幾乎可以從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傑"，一直涵蓋到近現代的梟雄，如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等，當然毛澤東也逃不過這個罩門。
毛澤東有"造神"的自覺，特別擅長勾引追隨者為他"造神"，前有劉少奇，後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簡而言之，就是毛澤東利用第二個"造神者"去摧毀第一個"造神者"；也因此，當第二個"造神者"墜毀溫都爾汗之際，那把大火也順便把毛澤東這座神像焚毀了。這些在今天都是老生常談了。
但是，因為毛澤東至今還是中共的神主牌，他並沒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構，尤其他操弄大眾至瘋癲境地的這場文革，可謂他的登峰造極，對世界與中國至今仍是一頭霧水。文革既是毛澤東的一個神話，也是解構他的一把鑰匙，其中最有魅力的問題，是他操弄大眾的伎倆，是不是可以稱得上"空前絕後"，有待分析。勒龐也分析領袖的"統治手段"，比如他說"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這在毛澤東身上怎麼表現的，是個好題目，但不容易分析。我覺得可以很容易看到的，有兩點：
1、"两报一刊"指挥
毛澤東不過是使用了自己的幾個秘書——連江青在此的身份角色不是毛妻而是一個秘書，再加上幾個文痞，就指揮了這場文革，其指揮、控制的手段，僅僅是通過黨煤（中國只有黨煤）發社論，或頒發文件（另一個輔助手段就是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召集各地各派別代表談判），幾乎談不上任何"想像力"，就是枯燥的文字命令而已，像軍事命令一樣暢通無阻到全國的所有角落，遇到抗命或陽奉陰違的情形也很罕見，八億人和偌大一個神州被毛澤東指揮得圈圈轉，這在人類歷史上至少是空前的。
文革從"一張大字報"的發動，到"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收盤，全靠社論指揮，僅舉幾例即可：
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就是围绕姚文元一篇文章展开的，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而就在此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撤销中办主任之职；林彪也开始动手整肃总长罗瑞卿。自1962"七千人大会"后到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文革动员手段，但此举必须配合一个口号的传播，方能凑效。文革研究者何蜀曾分析过"造反有理"这句口号的出笼，也是有趣的一例。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公开引用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1949年12月20日新华社重新引用过，但后来并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27年后《人民日报》或许是不经意援引它，却令红卫兵们如获至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连写"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又经江青转递给毛泽东，再由《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配发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转载这三张大字报，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中央乐团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1966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
紅衛兵一大血案，是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們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當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該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而毛泽东听说宋的名字是"彬彬"时说："要武嘛。"這是整個文革中直接從毛澤東嘴裡說出來的一次最赤裸擴的暴力詮釋，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同時，這個瞬間也變成媒體傳播、宣示暴力指令的生動樣板。《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據王友琴調查，8月18日后北京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僅西城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61所中学平均每所中学打死五个半人。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不僅北京，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杀人场。
這裡的含義是，不使用"槍桿子"——軍隊、警察等國家暴力手段，只靠它的威懾作用，毛澤東可以僅僅用秘書——在中共語匯裡即"筆桿子"，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暴民運動，摧毀整個政府、國家機器和整個列寧式政黨，這不僅在政治學上是一個大題目，恐怕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大題目。從常識看，在任何制度建制下，從皇帝到現代獨裁者，不依靠官僚階層（即所謂"科層制"），是不可能對社會作起碼的控制和運作，僅僅靠"意識形態命令"（兩報一刊社論）指揮文革十年，其機制至今是一個謎。
2、军管
毛澤東並非不使用"槍桿子"，從使用"軍代表"開始，便意味著他是靠"槍桿子"收盤的，表面上的說法叫著"大聯合"、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實際上這些步驟都是在"軍代表"的看不見的槍口下完成的。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然而，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卻是文革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整肅、虐待、槍殺、監禁最慘烈的時期。毛澤東除了五〇年代初期，曾濫施警察、軍隊等鎮壓工具之外，文革中"軍管"是最赤裸裸的一次施暴，比如安徽黃梅戲演員嚴鳳英被開膛破腹，就是一個軍代表實施的私刑，慘烈程度超過六六年的"紅八月"暴行。
然而，毛澤東的"軍管"又很特殊，跟世界上许多"军政府"都不一样，也不是中共原有的那一套話語（"黨指揮槍"）可以描述的。在文革這個題目下，至少可以有幾個研究點：
——毛澤東達到清洗劉少奇的目的，就想恢復政府功能、"抓革命促生產"，回到常規，但文革鬧到"全國內戰"的程度，已經失控，他的權威也受到挑戰，比如1967年的武漢"七二零"事件，他幾乎是倉皇逃離，所以他不得不打出他的最後一張牌"軍管"。文革收盤用軍隊，就是強制性恢復秩序、收繳權力、結束"民粹運動"，毛很清楚這是不可能靠"筆桿子"發社論就能辦到的。事實上"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在各省市都經歷了一場劇烈派性紛爭、武鬥、人頭落地、充滿陰謀的過程——毛賴以發動文革的魅力也隨之消耗，這都極符合韋伯的說法。
——毛泽东其實并无失权之虞，他靠林彪"保驾护航"，是把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變成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因此"军代表"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六十年代中國的一場現代迷信，達到全民共謀迫害"異教徒"的程度，內幕也極其血腥，至今只露出冰山一角。
——放縱群眾、煽動民粹，都是需要支付代價的，法國雅各賓黨人的命運終於也落到毛澤東頭上——他靠軍管收拾殘局，卻又不肯分權於林彪（設國家主席），終於引發"副統帥逃亡"的重大危機，也導致毛的"天縱英明"一夜盡失。文革災難，林彪是毛澤東的第一幫兇，他的作用遠甚於"四人幫"，當下民間盛行的"林彪冤案"是一個偽問題。
三、"民粹主义"流變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濫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來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書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於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為"十月革命"和列寧式政黨的思想來源。民粹主义有三個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張徹底消滅這個階層。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對"不擇手段"尤其心領神會，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於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發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內的七十年罕見暴政，有研究發現，其慘烈後果包括導致俄羅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長期低下。
無疑，"民粹主義"三要點也是被中共完全繼承下來的，但毛澤東放膽玩弄"大規模群眾"如文革這類把戲，則是蘇共不敢望其項背者。毛澤東是一個搞"多數人暴政"的老手，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如前所述，他的訣竅是在不同時間里，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多數"能夠為廣泛的過激行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義，但破壞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以更大的權威來恢復秩序，這是法國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侖專制的道理。中國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別，最高權威毛澤東不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權威始終沒有被懷疑過，以至社會的法紀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淪喪的境地。
"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施暴者」行為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里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又如在廣西發生大量吃人暴行，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御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人相食」了。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戰。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里被輕而易舉摧毀了。
還有一點。文革和八九學運，兩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兩者最後的制度化結果，並未對民間社會存留什麼積極的遺產，反而是刺激了中共體制處理"民粹運動"的馬基雅維利技術。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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