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课外书，图书馆、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记得当年在中山西路小学读书，下午下课早时，我常去新华书店，站在柜台前静静地阅读。有时竟然忘了回家吃饭，直到母亲来寻我，把我拉回家。那时我尤其喜欢去同学和亲戚家搜罗旧书，但是好像适合我读的书并不多，只能遇上什么看什么，不可能有计划有系统地阅读。姥姥非常反对我看课外书，她把课外书一概说成是"闲书"，姥姥生于晚清，其实这是科举时代的传统观念。
到了文革，家家户户都开始烧书。记得在文革狂潮即将到来时，父亲每天晚上做饭不烧煤，都用旧书来烧火。一摞一摞的书籍堆在灶旁，父亲负责拉风箱，母亲负责把精装书的硬壳撕下来，便于从灶口塞进去。记得他们都很惊恐，甚至有些慌张，恨不得立即就能毁灭所有的"罪证"。
父亲藏书很多，记得他重点先烧古书，后烧世界文学名著。就连我看的小人书也都付之一炬。记得一个夏初的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父亲不顾母亲阻止，把家里数十册线装书也塞入灶镬中。那火焰喷出灶口有四五十厘米高。父亲手有些抖，母亲的眼神里充满惊怵。其中还有一些日文杂志《大阪每日》，我想捡起来看，被父亲严厉喝止。
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还有《说岳全传》《杨家将》《东周列国志》《聊斋》等，都烧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论语》《左传》《诗经》《战国策》《资治通鉴》《古文笔法百篇》也都烧了，仅留下一本《古文观止》。
也有根红苗正的人家，他们不烧，而是按废纸出售。那时，天天有废品回收站的三轮车结队驶进防疫站宿舍区，摇铃吆喝：收废品啦！台秤、麻袋就地拉开架式，单等把满储知识的书藉拉去造纸厂再转换成"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白纸。
简装书来了，过完磅无须处理，统统装进左手的麻袋；精装书来了，把书皮儿一翻有如将犯人双臂倒翦，"唰"的一声过后（大概很象古人形容的裂帛之声）扔进右手麻袋。从此精装、简装再无区别。看着那一本本精装书干脆利落地被解除武装、改头换面，让人不由地赞叹收购者手法娴熟，竟有些卓别林在流水线上的味道。
那时，有人卖书，竟然还有胆肥的人往回买书。一天，有个红卫兵发现鼠防所杨所长的老父杨爷爷居然从废品收购站买回了一套《康熙字典》和几本《诗经》《战国策》之类的书。于是，他就成了批斗的对象，红卫兵给他扣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号召、复辟封建糟粕"。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位可怜的老人是如何被当众羞辱的。他首先被要求跪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自己扇自己100个耳光，一边扇，一遍骂自己是"畜生"；扇完耳光后，红卫兵当众将他买来的书，一页页撕下，用火柴点着，然后去燎老人花白的胡子和本来就不多的头发；等到头发和胡子被燎光，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两个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在众人的起哄下，突然三下两下就把老人的衣服裤子全扒下，只留下一条内裤，任由老人双手死死抓着不放。看得出来，老人感觉到了极大的羞辱，整张脸都胀红了。
"脱掉！脱掉！"旁观者似乎打了鸡血般齐声起哄。两个红卫兵在大家的鼓噪下，一人抓住老人的手，另一个则一把扯下老人的内裤。
那一刻，旁观者顷刻间陷入寂静，老人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并用手捂住脸庞，泪水从他的指缝中挤出来。两三秒之后，众人再次哄笑，像是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喜事。
接着，更让人惊愕的事发生了。有人突然捡起一根树枝戳了一下老人的阴部，用怪怪地声音喊道："牵牛！"于是，众人再次坏坏地哄笑起来。
我后来才明白"牵牛"的意思。一个红卫兵，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细细的麻绳，就是那种平时用来纳鞋底子用的。然后把老人按倒在台上，手脚麻利地用麻绳拴住老人耷拉的阴茎。于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大家强迫老人站起来。任由一个红卫兵牵着绳子，拉着老人往前走。另一个红卫兵则扬着一根木棍，像农村耕地时赶牛一样，一边抽打，一边把老人赶到马路上游街示众去了。
那天回到家，父亲紧紧地插住门，低声叮嘱我："记住一句话，现在是毛泽东时代，不喜欢读书人，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咱们家也有过线装书！"
文革结束以后至少三四年间，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让我背诵经典。因为无书，他每次都用毛笔写一段让我读一段。到我能背出的时候，就把所写的内容烧掉。
一边是大量地烧书、卖书，一边是我没有书读。有书的人家也不敢借给别人，只是很私密地隐藏起来。那时家里凡能找到的书，都读了多遍，包括表姐夫拉在我家的，关于锅炉自动加煤机械原理的小册子。一天，我在马路边闲逛，捡到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编写的《中曲饲料养猪法》，一时如获至宝，拿回家好一阵研究。虽然当时曾细心捧读，但毕竟年代久远，细节不再记得了。总之是找到什么就读什么。有时没书，就读糊在家里墙上的旧报纸。记得有张1964年的《人民日报》，报道江青接见外宾的消息，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毛的夫人叫江青。
有一天因为无书可读，就翻阅父亲单位发的《毛选》乙种本。防疫站的人来家，刚巧父亲不在，我正捧着《毛选》躺在上。父亲后来说，站里的人觉得老韩家的孩子好奇怪，居然一个人待在家里学《毛选》。
我是把《毛选》当小说来读的。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东北电文等，满页都是好玩的故事。后来读《红旗飘飘》等，更是觉得那些故事引人入胜。
迫于无奈，毛选四卷和鲁迅的一些杂文我都通读了几遍，《彷徨》《呐喊》倒背如流，尤其《伤逝》中的一些句子，至今都能背诵下来。就连《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教科书，也让我糊涂地看了许久。
读毛著，我学会说谎话不脸红；读鲁文，使得我为文遣词造句阴损刻薄。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那时我的求知欲非常强，家里文史类书籍烧完了，庞杂的医学书籍依然孤独地躺在书架里。闲来无事，我只能翻阅那些枯燥的医学典籍。那几年，我把《内科学》《外科学》《病理学》《药理学》《药物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妇产科学》《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传染病学》都熟读过好几遍了。可惜家里没有中医典籍，比如《本草纲目》《金匮要略》或《伤寒论》，否则，现在退休赋闲在家的我，只要掌握一点岐黄之术，就不愁出去蒙骗一点钱财。
西医典籍我曾读的韦编三绝，至今烂熟于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内蒙医院看病，曾经很严谨地质疑过一位主任医师的诊断，引起他的警觉："你究竟是干甚的？"
文革初、中期，中国几乎没有出版一部新小说，文革前包括民国时的文学作品几乎全被打成大毒草，归属于"封资修"，只有销毁一条路。全国没有文艺期刊和其他人文类杂志，仅剩一本党刊《红旗》和八个样板戏。到了文革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少量的革命文艺作品。
记得在百无聊赖之时，我还读过《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红雨》。《红雨》是内蒙古作家杨啸的大作，杨啸为此一时名噪全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文革中的处境很尴尬，当局似禁非禁。那也是我在火红的年代里阅读的一本小说。奇怪的是，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保尔和冬妮娅的美好情愫，尤其是那种充满着少年幻想的浪漫细节的描写。不管冬妮娅是好是坏，这位小姐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她很美。她穿着类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飄动，灵巧的奔跑，闪闪发光的笑声在林间回荡。在1968年的一个中国男孩的心里，这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文革中，女性美被看成小资产阶级的特征，所以在电影、小说和宣传画里都被压缩到了不能再压缩的程度。对很多男孩子来说，冬妮娅是他们通过文学作品"亲近"的第一个异性，也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我看过的最奇特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牛田洋》，是一本由"工农兵写作组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现在想来，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艰难探索。这部长篇小说的五分之一篇幅是毛主席语录，另五分之一是革命口号，不像小说，倒像一部政治教科书。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干巴巴、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看完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感动，反而觉得莫名奇妙。
那年我过生日，非缠着让父亲赠送我一本书，父亲不得已去了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刚刚出版的小说。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勉励我的字迹，做革命接班人云云。
1962年的中国，狂热而饥饿，原本一片汪洋的汕头西郊开始被改变。在"与海争地海让路，向山要粮山听遣"的鼓舞下，数万名士兵、学生前往围海造田。历时4年，牛田洋筑堤拦海工程全面完成，10多平方公里的大海真的为人类让路了，变成一个大型军垦农场，沧海变桑田不再是人们梦境中的奇迹。
小说在描写"一号人物"师政委赵志海，指挥围垦牛田洋的一系列情节发展中，煞费苦心地从三方面对他作了"着力刻划"：一是他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他如何"注重实践""反对天才论"；三是他如何同"修正主义路线和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表现了革命者"人定胜天"的大无畏勇气。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就源于"牛田洋"。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欣然命笔，写下了光辉的"五·七指示"。从此，追溯这个乌托邦之梦的起源，就有着别样的意义了。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桑田就又变回了沧海。1969年7月28日，一场12级台风突袭汕头，数层楼高的海浪涌入海堤，市区平均进水一两米，一艘外轮甚至被从汕头港抛到了山上。
那天11点以后，台风中心登陆。这一天恰是农历六月十五，正午的潮水是涨得最高的，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组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汕头部队明知在如此强台风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却提出了"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命令全体官兵和全体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去与大堤共存亡。他们高呼"千准备万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准备！""天灾当前，是我们斗私批修的好课堂！"
台风过后，水里到处漂浮着尸体。大多数尸体上只着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
那次台风，有553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光荣牺牲"，其中官兵470名、大学生83名。伟大神奇的土地上又涌现出553名可歌可泣的英雄。一场飓风，大海夺回了原本就属于它的领地，夺回的速度比数万狂热的军民建设的速度快了几千倍。
牛田洋汪洋一片，又回归到围垦之前的苍茫原貌，"五.七指示"的发祥地就此消失。这是一种命定的象征，它原是从无中生有而来，终归陷于灭顶，为瑰丽的乌托邦理想完成了充满悲情的葬礼……
人权专家李肇星是牛田洋的幸存者，他现在离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一步之遥。他还记得起那些泡在冰冷的海水里的战友吗？
如今，有谁还会记得《牛田洋》这本小说吗？我不得而知；人一定能胜天吗？我也一直倍感困惑。
后记："文革"十年间"书店处于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状态。说是没书吧，架子上红红火火满满登登的，足够热闹。细细一看，就有点泄气。那是六分"毛著"，三分"马恩列斯"，一分大批判材料"。最后两年添了几本新小说，可是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它们归入文学"，最好还是尊为"小说式的大批判材料"较为妥帖。
虽然中苏蜜月结束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但它比其他书还是容易获得的。由于其特殊身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1949年之后外国文学作品中印数最高的。从1952年直到"文化大革命"(1960年除外)，这部小说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在中苏两党称兄道弟的50年代，这本书一般每年都要印刷一次以上。例如1952年印刷6次，1954年8次，1955年9次，1958年虽然只印刷了1次，但这次印数高达60万册。即使使到1965年7月，"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次印刷，印数仍然高达6.5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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