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爭鳴》及其姐妹刊物《動向》已經在創刊40週年時宣佈停刊，這是我為爭鳴撰稿30幾年的最後一篇文章。當時還不知道《爭鳴》即將宣佈停刊。
《爭鳴》雜誌創刊四十週年了，也就是到了「不惑」之年。其實，《爭鳴》創刊不久，對中國的發展前途，已經表達了「不惑」的觀點，然而中共的最高統治集團完全無視《爭鳴》的諫言，才走到今天重回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老路上。
時代召喚《爭鳴》創刊
這四十年的光景，對我來說，還是歷歷在目。我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從中國移居香港，九月毛澤東去世，十月發生逮捕「四人幫」的政變，中國開始走上一條新路。這是中國人民盼望的新路，也是香港人盼望中國走的新路。《爭鳴》就在時代的召喚下誕生了。
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啟動，然而真正的「熱身」其實是在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的前後。那時毛澤東要搶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極左政策惹怒了蘇聯，毛澤東甚至在一九六九年挑起珍寶島事件，因此蘇聯企圖用武力給中國一個教訓。是美國向中國通報，毛澤東被迫聯美抗蘇，為此不得不假裝開放來迎合西方世界。
最初的受益者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從海外（主要是東南亞）回國投效「社會主義祖國」的僑生，因為毛澤東以「來去自由」來表達中國並非蘇聯式的「鐵幕」。不少東南亞僑生見到機不可失，紛紛申請出國。也由於他們離開東南亞僑居地時都宣誓保證了絕不回去，因此在獲准離開中國後，絕大多數都滯留在香港，住滿七年後就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最早出來的是文革前夕因為印尼排華而回到中國的印尼僑生。他們到中國後，因為爆發文革而沒有書讀，有的在城市裡混日子，有的被分配到華僑農場務農，他們最早衝出「竹幕」到香港。像我這樣一九五○年代就回國，文革前大學畢業，每月領有六十元上下月薪的「高薪階層」，又因為已經成家立業，對是否出國思想相對保守一些。一直看到「批林批孔」繼續「左」下去，才決定出來。那時，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僑生住在香港，形成特殊的群體，大多住在北角、觀塘，環境熟悉與經濟改善以後再慢慢擴散出去。
這些僑生，絕大多數當然是對中共統治的不滿才出來。他們不是反共，就是怨共，這得看他們是否跳得出「愛國主義」的框框，以及對中共的認識程度。一般來說，更多的是「怨共」，埋怨毛澤東的極左政策，看到毛澤東翹辮子了，對「祖國」又重新燃起希望。
就是香港本地人，也增加了許多新移民，有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解放」時逃來香港的，有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饑荒時期「衝關」來香港的，還有文革期間大批偷渡來香港的。這些人很多家人親友都在香港，所以也很關心中國的變化。就是左派內部，也因為政局大變出現信心危機而需要來自外界的訊息。所以這時香港需要有一本專門客觀報道中國事務的傳媒。而香港作為全球的資訊中心，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窗口，《爭鳴》就有不少外國訂戶，包括官方的訂戶。
我對《爭鳴》有個觀察期
《爭鳴》的創刊，正符合這些人的需要，也是他們發表意見的園地，因此創刊號就有一批僑生所寫對祖國帶著哀怨又帶著希望的文章。當時不但在香港引發強烈反響，也引起中共僑務部門的重視。「改革開放」後，能夠出來到香港的已經不止是僑生，在香港有家人親戚的也可以出來了，這也擴大了《爭鳴》讀者與作者的社會基礎。
我到香港後，《爭鳴》還沒有問世，《七十年代》還是左傾刊物，還有疑似托派使我不敢接觸的《展望》，所以我是在《明報》月刊開始寫稿。《爭鳴》創刊時，因為我對香港出版界還不熟悉，不知它的來歷，所以抱著觀察的態度。那時剛到香港，知道中共善於「小罵大幫忙」的統戰伎倆與「引蛇出洞」的陰謀權術，因此行事特別小心，不隨便投稿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我終於放心，不但給《爭鳴》寫稿，而且在溫煇先生邀約下，每一期給《爭鳴》及其姐妹刊物《動向》寫專欄，最早用的筆名是艾克思，既取Ｘ光透視之意，也是背叛共產陣營的馬克思的「兄弟」，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時每期不止寫一篇，另用其他筆名，評論範圍包括中港台乃至國際，還有財經。我在香港大學工作後，多次到中國大陸進行經濟改革的考察，我則以「遊記」形式寫出，避免影響工作。
溫先生的社論最能表達雜誌的立場，對中共的一黨專政進行系統性的批判。而在其後中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中，雜誌也能站在正確方向引領讀者撥開迷霧，例如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其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論。對白樺《苦戀》中「我愛祖國，祖國不愛我」受到中共的批判，更刺痛那些倒流到香港的僑生的心理而引發強烈反彈。這種批判不是說明中共對自己過去的錯誤缺乏反思與認識嗎？再後來的清除精神污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爭鳴》都給予有力的批判，而對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則給予毫不含糊的鼓勵與支持。
中共黑箱作業 《爭鳴》長期生存
這些，使《爭鳴》創辦不久就被北京列為「反動刊物」而禁止入境。也是必然的，有人以各種名目想辦法混入與滲透雜誌內部。然而因為溫先生出身左派陣營，對這些很有警覺，也主動與我提起這些名字，都在文化圈裡打滾，我也知道，很佩服他的眼力。
「六四屠殺」及香港面臨主權轉移，牽動許多香港人的心，《爭鳴》自然不會只是報道中國大陸的內幕新聞而忽視香港的脈搏跳動，自然也關心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與趙紫陽因為真心改革而增加新聞的透明度，如果這樣發展下去，類似《爭鳴》的政論雜誌要維持下去可能比較困難。可是因為中共始終是個「革命黨」，加上「改革開放」的倒退，「六四」後乾脆扼殺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因此不但繼續其黑箱作業，而且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更甚而內鬥不休，更是雜誌的好題材。這時，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公務人士與商務人士更多，他們更加關心統治集團內部有些什麼他們沒有掌握到的機密，因此他們成為這些政論刊物的基本讀者，而且因為來往人多，海關已經難於查處，流進國內的也更多。而《爭鳴》因為名氣最大，更成為各個報攤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一九九二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來港履新，推動政治改革，被中共當局抵制痛罵，理由是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都沒有給香港民主，現在給是個陰謀（其實周恩來老早就不許英國改變香港的地位，避免變成自治領地而像新加坡那樣引發獨立要求），並且信誓旦旦中國統治香港後，香港就會有民主普選。然而九七年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越來越收窄。《爭鳴》等「反動刊物」情況並沒有改善，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壓力。其中，冒出許多類似刊物參與競爭，在書店、報攤都產生排擠效應。然而《爭鳴》堅持其一貫的客觀原則與嚴肅作風，實事求是對中國事務進行報道與評論，沒有譁眾取寵，故作驚人之語，也沒有長篇大論東拼西湊欺騙讀者，而是用最簡潔的文筆向讀者報告與評論事實。更重要的是在中港溝通日多的時候，《爭鳴》也出現了更多的中國大陸作者，提供更豐富的信息與更精彩的評論。讀者也慧眼識物，使《爭鳴》得以在艱難的競爭環境中生存下來，度過它的第四十個年頭。
中港政治大倒退，更需《爭鳴》的存在
一九九七年我移民美國。正好那一年，《爭鳴》在紐約舉辦慶祝二十週年的活動，溫先生與主編明蕾都有蒞臨紐約主持盛典。如今轉眼又是二十年了，而不論我在紐約還是台灣，對香港的關切一直不變，在雨傘運動期間還回港參與。香港的自由法治環境給了我許多，我無以回報，只能繼續為香港發聲，與香港年輕人一起，阻止香港倒退。雖然面對一個龐大的專制政權，這是非常困難，而且要冒很大的風險，然而如果我們不做，香港肯定很快完蛋。
近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惡化，這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邁向個人極權獨裁有關，中共的「無法無天」必然帶來香港法治被嚴重踐踏。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嗅出文革的氣味，尤其個人崇拜與當年何其相似乃爾。在香港已經失去英國人統治的緩衝作用以後，中共的黑手直接插入香港內部事務，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干擾與打壓，習近平連非嫡系的自家人言論都難以接受，《爭鳴》作為為自由民主發聲的雜誌，還能夠維持多久，難免令人憂心。也正是這種倒退，更需要《爭鳴》的存在。而且我相信，《爭鳴》一定會堅持其原有理念與立場，不會向獨裁專制妥協，直到完成其歷史任務為止。
不過世事變幻莫測，民主自由是主流，香港的前途，也可能出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祝《爭鳴》再接再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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