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場全方位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多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數超過六、七百萬。與之前的其他運動相比，文革的顯著特點是，其他運動都有特定的打擊目標，比如「鎮壓反革命」針對前國民黨軍政警特人員、對中共犯下血債的人員和地方豪強；「三反」針對黨政機關幹部；「五反」針對資本家；「反右」針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這些運動對打擊目標的判別標準未必清晰，但大致範圍還是有的，誰挨整誰倖免大體上可以預期。而文革就完全不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波及每個階層、每個領域。事實上，除了毛澤東本人，其他任何人，從市井無賴、中學教師到中南海二號人物，都成為鬥爭目標。首當其衝的是早已被中共打入另冊的「黑五類」。這個群體是中國的「猶太人」，本來就生活悲苦，「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文革一來則如入地獄，隨時隨地任人凌辱，甚至被公然虐殺。文化、教育、學術、藝術界在劫難逃，有知識、有學問、有修養、有素質，在毛時代本來就是罪過。「走資派」並沒有判別標準和甄別程序，只要上面沒有人保，就可以交由各路「群眾」揪一揪、鬥一鬥。紅衛兵、造反派、「西糾」、「聯動」、「五‧一六」、「五大學生領袖」、各派「群眾組織」，都是今日革命闖將、明日反革命囚徒，其頭目逞一時威風、蹲半生苦獄。彭、羅、陸、楊，劉、鄧、陶，楊、余、傅，王、關、戚，林彪、陳伯達，江青、「四人幫」，這些人原都是溜鬚拍馬的行家、落井下石的高手，文革中有的是毛的對手，有的是毛的棋子，最後殊途同歸，都是文革的犧牲品。
毫無建設性反體制的群氓內亂
文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特別愚昧，特別殘忍，特別醜惡，特別下三濫。無論是對毛的崇拜儀式，還是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方式，都充滿令人作嘔的邪教意味。文革毫無建設性，而破壞性的國家暴力與集體暴力無處不在。打砸搶燒，抄家焚書，掘墓侮屍，無惡不作。以前的運動多少還有些章法，有所顧忌，「關、管、殺」好歹還要走一個假程序。但文革完全無法無天，從領袖到群眾全都沒有章法，無論是專政機器還是群眾組織，行使暴力都極其隨意，且一味以凌辱、虐待、折磨為能事，像坐噴氣式、戴高帽子、掛重牌子、剃陰陽頭、塗二花臉、跪玻璃渣、站缺腿桌子之類惡搞行徑，即使在瘋人院裡也不多見。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張聞天都是被折磨至死，數百位大師級精英人物因不堪凌虐而自殺身亡。諷刺的是，如果「黑五類」、「黑九類」在文革初期被政法機關關押，那反倒是一種人身保護。
制度決定論不能解釋毛與文革
問題是，這樣一場旗幟鮮明反人性、反文明、反傳統、反體制的群氓內亂，這樣一場一人登天、億萬人挨整的政治運動，毛澤東為什麼能夠發動得起來？進而言之，劉少奇、鄧小平為什麼不抵制、不反抗？林彪、周恩來為什麼逢君之惡、助紂為虐？心理學上的原因大概是這樣的：劉少奇存有僥倖心理，以為檢討、認錯、唾面自乾便可換來毛的回心轉意；林彪以為機會來了，可以分一杯羹；周恩來以相忍為黨、克己奉毛為金科玉律。但心理學的解釋總是不夠深入、不夠完備。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態心理？如果丘吉爾、戴高樂、尼克松想在本國發動文革，他們的「敵人」、「戰友」想必不會有劉、林、周那樣的心理。
陳雲曾給胡喬木出題：如果中央常委都是彭德懷那樣的人，文革是否能夠避免？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也談到類似話題，「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情況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鄧說這番話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形象，鄧認為作《歷史決議》之前四千多人參加的黨內大討論和幾十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
鄧小平講「制度是決定因素」，意在用「制度」和「集體」為毛澤東開脫責任。但將制度決定論用在毛澤東、文革身上是完全不恰當的。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已基本不受制度約束，不論這制度是否由他「親自締造」。如果毛澤東遵循制度，要搞掉劉少奇，就應該通過組織程序、投票程序，至少也要裝模作樣搞一個程序。但毛發動文革，恰恰是撇開制度、不走程序、另搞一套才得以進行：毛先是放出江青，密謀文攻，抬出林彪，引為武助。為籠絡林彪，毛發動突然襲擊搞掉對毛忠心耿耿以「大警衛員」自居的羅瑞卿；批《海瑞罷官》找劉少奇密友彭真的茬子，進而端掉北京市委，砸爛中宣部，綁定「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此四人正好是首都、軍委、中宣部、中辦四大要害部門的實際負責人。毛為發動文革所做的這些預備動作都是中共正式制度所不能允許的。而說到底，文革本來就是一場針對「十七年」所建立、所運行的組織、機構、程序、制度、「接班人」的「大革命」，不是制度決定毛，而是毛要革制度的命，所以，用制度決定論來解釋毛與文革蒼白無力。
倒是鄧小平的另一句話道出了部分實情，也道出了鄧作為毛親信圈中人和文革受害者的秘辛：「在那個情況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赫魯曉夫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答案。赫氏曾在蘇共會場上收到一張匿名質問的紙條：「你把斯大林說得那麼壞，你當時在幹什麼？」赫氏假裝勃然大怒，疾言厲色發出威脅，然後追問紙條是誰寫的。會場一片寂靜，無人承認。赫魯曉夫說：「我當時就坐在你的位置」。毛發動文革，毛的大多數高層同僚都是不支持的。劉少奇的智商很高，他不會看不懂毛澤東親筆加寫的「五‧一六通知」最後三段話的劍鋒所指，所謂「正在受到我們的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已經明明白白把劉少奇的頭顱推到了屠刀之下。劉少奇是名正言順、依法合規的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是有大批黨內追隨者的中南海二號人物，他為什麼不利用尚在掌握之中的制度性資源發起絕地反擊呢？鄧說，「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想必劉少奇也曾反復權衡，最後認為：乖乖配合，老實服從，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公開翻臉，公然作對，只會倒得更快，死得更慘，甚至會株連九族。劉少奇知道，自己雖貴為中共老二，卻遠遠不是毛的對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曾怒氣衝衝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把你打倒。」毛對高級同僚這種泰山壓頂、生殺予奪的力量來源於何處？既在制度之內，更在制度之外。
個人崇拜是毛發動文革成功的關鍵
是因為毛特別兇狠，特別惡毒，特別好鬥，特別會玩弄權術，誰也鬥他不過嗎？是因為毛天賦異稟、才智超群、英明偉大、一貫正確，因而戰無不勝嗎？當然都不是。毛之為毛，文革之所以能夠發動且成為毛的「私人定制」，既非由制度，亦非由毛澤東的個人意志或個人品質所一意決定。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政治狂性與魔力亦非一日煉成，更非憑一己之力所養成。一位生於山野、長於亂世、中等智商（數學考試曾得零分）、學歷不高、見識不多、人品不佳、精神狂放、性格叛逆、思想偏激、山大王起家的草莽革命家，之所以在暴力革命中出人頭地、出類拔萃，以至最終出神入化、超凡入聖，成為集黨魁、帝王、先知、教主於一身的「紅太陽」、「大救星」、「偉大領袖」，其權力之大比秦始皇以降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種沒有約束、不受限制甚至不可批評、不許諫諍的權力，才是毛發動和領導文革浩劫的必要條件，根源於時代（長期因素）、制度（中期因素）、形勢（短期因素）、事件（即時因素）的結合之中，而其中最關鍵性的因素，無疑是個人崇拜，是造神運動。把山大王推上神位，奉為至尊，變為「四個偉大」，這就是毛之為毛，毛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的首要秘訣。
延安整風毛澤東封神稱聖，獲得「最後決定之權」。他一鼓作氣將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大佬整到「口服心服」；毛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個人崇拜。而延安整風作為中共個人崇拜之濫觴，劉少奇是頭號吹鼓手：「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最正確最完全地代表了我們黨」；聽毛的話「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脫離毛的指導「革命就失敗，就後退」；誰不服從毛「就必須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舵師毛澤東同志萬歲」；……這些劉少奇獨創的頌聖語言一直流傳到劉少奇倒台。與劉的原創性頌詞相比，諛辭另類的林彪更像是劉少奇的拙劣改編者。
延安整風創立了一條潛規則，誰最會拍馬屁，誰就坐第二把交椅。劉少奇以推動個人崇拜的醜陋方式成為二號人物，令許多資歷、功勞超過劉少奇的人心裡並不服氣，比如彭德懷、林彪、高崗就不服氣，柯慶施、陶鑄等在延安被劉少奇惡整過的人更不服氣。以掀起個人崇拜而崛起，在更猛烈更瘋狂的個人崇拜中跌落，劉少奇的政治命運多少有一些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意味。林彪就更慘，以新科狀元吹鼓手的功勞得到了「接班人」的虛位，位子還沒捂熱就被毛一腳踢開，他也照樣沒有還手之力。靠神化毛澤東而發跡者，失寵時比起其他人更無助、更無奈、更尷尬，更缺乏名正言順抵制毛的道德勇氣。「五七一工程」之形同兒戲，就是因為林彪在做完了「高舉」、「緊跟」的誇張表演之後，忽然遭毛算計，即便他有心反毛，也處於自打耳光、自廢武功、政治失語的困局。
阿謏者作惡，下場更慘
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中共八大決議也提出「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但僅一年半之後，毛澤東卻在成都會議上揚言，「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毛澤東最清楚他的「偉大」源於何處，他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地位立基於何處，所以，毛不僅不習慣、不適應，也根本就不能容忍沒有個人崇拜的政治。赫魯曉夫倒台之後，毛曾替赫魯曉夫尋找失敗原因，「他就是個人崇拜搞少了」。當「大躍進」一敗塗地，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灰頭土臉，劉少奇以「人相食，要上書的」、「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間接向毛施壓，此時的毛澤東唯有通過比延安整風調門更高、勢頭更猛、吹鼓手更多的新一輪造神運動來扳回局面。個人崇拜是他的殺手鐧，是他的必勝技。
而中共從來就不缺吹鼓手。少了劉少奇，會有柯慶施；柯慶施死了，有林彪；即使沒有林彪，也還有一大批排著長隊的重量級選手躍躍欲試。中央沒有華東有，華東沒有西南有，西南沒有中南有，毛澤東在北京憋了氣總愛巡幸地方，目的之一就是發掘新的吹鼓手。胡耀邦曾痛心地指出，「我們黨內的確也有那麼一些人，專門當吹鼓手，十幾年、幾十年專門搞那一套」。搞那一套的人其實都沒有好下場，自掘墳墓不說，也毀壞了制度，惡化了政治，煽動了「群眾」，成全了暴君，愚弄了人民。毛的文革神功就是這樣煉成的。
——《争鸣》杂志2016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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