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这是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歌曲。他们成立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这场"春天"被镇压后，政府关闭表演场所，打压言论自由。"宇宙塑料人"开始在城市边缘进行地下演出，围绕着他们，酝酿出布拉格的另类青年文化。1976年，他们被逮捕、审判、判刑。第二年，剧作家哈维尔和一群知识分子声援他们，发表声明说，"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七七宪章"。
但"宇宙塑料人"其实不是一支抗议乐队，他们只是想玩摇滚乐，他们最政治的歌曲就是这首《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1969年，东柏林的摇滚青年口耳相传滚石乐队将于10月7日在西柏林围墙边的高楼上举办演唱会，他们在东柏林围墙边就能听见滚石的吶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西柏林电台DJ的玩笑。那天，当大部分青年被动员去参加东德建国二十年的纪念，几千个来自东德各地的摇滚青年来到柏林围墙边，准备跟着滚石的魔鬼音乐起舞。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滚石，而是东德警察的逮捕。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共产国家基本上把摇滚乐看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毒素。尤其，摇滚乐本来就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与解放、挑战权威的音乐，且其强烈的节奏有煽动身体的能量，因此在六零年代，披头士和其他摇滚乐以不同的地下方式流入俄国、古巴和其他共产国家，的确对年轻人造成不小的影响。但当然，摇滚乐并不能真正撼动那些坚固的政权。
最近的两个事件也是关于共产体制和音乐的关系：一个是斯洛文尼亚乐队Laibach去平壤演出，另外一个是中国文化部发布一百二十首网络歌曲黑名单，称这些歌曲"含有宣扬淫秽、暴力、叫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
这两个事件恰恰有着相反的意义：一个是体制对音乐的吸纳或者作为一种开放的姿态，另一个则是典型的压抑与排除。
政治压制音乐其实不限于威权体制：1968年，芝加哥政府禁止电台播放滚石乐队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但滚石乐队就说，他们自己都没觉得一首歌曲的力量这么大，政府居然害怕；这也正是前述"宇宙塑料人"的质问：他们为何要害怕摇滚乐？这批被禁的华语歌曲，有的是一般年轻人插科打诨的流行歌，有的反映了年轻人的挫折与愤怒，他们并非政治抗议歌曲。说是破坏社会道德则是欲加之罪──毕竟在这个国家已有不少身体与道德自由。无论如何，掌握权力者似乎总是比创作者更相信摇滚乐的力量。
而共产政权邀请西方乐队来表现开明，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东德政府虽然在69年逮捕了摇滚乐迷，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后，知道自己的正当性逐渐衰微，以及西柏林那边不断有大型演唱会（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来吸引东柏林青年，因此东德政府决定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演出，以化解青年的不满。最重要的例子就是1988年邀请了美国巨星Bruce Springsteen──因为他具有左翼色彩，并对美国里根政府有严厉批评，所以对东德政府来说似乎是个好选择。没想到这场演唱会来了三十万人，让摇滚青年们感受到自由的空气；一年之后，柏林围墙倒塌，很多人回忆说，那场演唱会是敲响自由的钟声。但关键或许并不是摇滚乐的魔力，而是东德政权本身已经摇摇欲坠。
Laibach作为第一个去平壤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被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但这个成立于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乐队不是典型的西方乐队，他们本身就是诞生于共产体制，且其造型和视频的意象强调一种法西斯主义美学风格，虽然这主要是一种反讽。所以对北朝鲜政权来说，这也是合理的选择。更何况现场参与的群众不是一般年轻人，而是被选择过的，Laibach的演出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和色情挑衅。说到底，这场演出还是对北韩政权有化妆作用：组织乐队演出的挪威导演莫滕·特拉维克(Morten Traavik)就对BBC说："朝鲜被西方描绘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但实际上，它对外界的开放程度比媒体上流行的报道好得多。"
所以，中国政府毋须担心这一百二十首歌，北韩政府当然更不用担心这场演出，除非来的是崔健，或者南韩的偶像团体。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现为新媒体"报导者"共同创办人兼总主笔。历任香港《号外》杂志总编辑、《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总主笔、《周末画报》主笔。著有《声音与愤怒》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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