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国内原本热闹的关于“取消民族自治”的讨论嘎然中止。曾一度积极宣传“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中共高官、智囊和学者，似乎不再吭声。在中国民族学界，以马戎、胡鞍钢和朱维群等人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反取消派”学者的观点交锋，业已沉寂下来。
◎ 中共仍然需要“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习近平并未对民族问题做出什么最新指示，这位新君只是于去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言说：“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这似乎就意味着，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仍然不变，根据宪法制定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暂时不会废除。
虽然重申宪法的权威性，中共似乎要维持少数民族自治的的制度，但他们对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和镇压并未减轻。这就是说，中共只是想要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由于担心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中共不敢完全颠覆民族自治政策，但却可能以非常隐蔽的手法，慢慢推行“取消派”的主张，逐步改变民族政策。
因此，我们对“取消派”的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尚不能终止，因为他们那些逻辑混乱、缺乏常识的歪理，已经影响了中共执政当局和不少汉人。那些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取消派从大中国主义的需要出发，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已经抢占了公共舞台和话语权。
“取消派”学者的意见，上有当权者的欣赏和采纳，下有部分中国民众的热烈支持。由于共产党文化的长期禁锢和毒素污染，一些中国民众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加上大中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不能以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认识民族问题。
马戎、朱维群等取消派学者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手段是：以吓唬手段做宣传，诉诸中国人害怕分裂的心理。他们最热衷于宣传苏联的“前船之鉴”。马戎说：“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取消派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各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的，是多因一果。取消派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样简单，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实苏联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不能视为前船之鉴。马戎等人知道中国人有大一统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因此展示一幅未来的可怕图景，以此煽动群众，意图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
我在《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一文中曾指出“取消派”在政策逻辑上的各种谬误。在此文中，我将进一步指出他们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 抛弃“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
胡鞍钢等人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实行一种尊重民族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已经用百衲被一词替代了“大熔炉”，。这种用过时的旧概念故意误导他人的论述，在逻辑学上叫做“无知论据”，即他们的论述倚仗于人们的无知。
那么，美国依靠什么将各个民族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呢？凝聚美国的是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由于胡鞍钢等人依附专制的政治立场，他们推荐的美国模式与美国的真实情况不符，他们抛弃的是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即美国民族制度中的个人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等内涵。
我们都知道，美国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那么，在这样一个很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为什么人们还要争取民族或者族裔的集体权利？他们又是怎样把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整合起来？
“个人自由”是人的道德权利，其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自治。美国联邦宪法中提出“个人主义”人权论，其核心在于赋予自由独立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民族权利”是一类以集体为权利主体的人权，包括民主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平等享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
◎ 个人自由与民族权利相互联系
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前者是微观的私领域，后者是宏观的公共的群体权利，二者看起来是反差很大的两个概念，甚至被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抗争事业中，这两个概念又是互相联系。
人们想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味着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要实现这一点，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生活的范围，想要参与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化。例如，西藏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藏人有共享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和神话等等。这种集体身份的意识将所有藏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给个体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根基感。
那么，个人自由是怎样与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相互整合起来的呢？当个人根据其自由的选择，参与某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连接在一起了。在民族的权利被侵犯、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本民族的人会相互分担不幸，并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
以色列作家塔密儿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适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是“在民族语境中”的自由。因此，个人也应该享受民族、文化的权利。
因此，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天然地希望自我管理，希望以一种表达其集体认同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自治权利。为了保证其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美国政府还赋予他们群体的代表权，在国家机构拥有席位。
美国的例子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社，就形成了民族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同时，公民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利，也有效地保障了民族权益。民族团体中的个人参与选举，他们必然要求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既要维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也要保护他们民族的集体权益。
如上所述，在个人自由优先的美国，却能比较好地保障各民族的集体权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这个关键的原因，是一味推崇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的胡鞍钢等中共学者回避了的。
◎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即捍卫差异
当文明世界的民族学发展到越来越尊重原住民的人权，包容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中国学者却以虚幻的“平等”为结构，否认少数民族保存其差异的平等权利。至今为止，中国人尚未享有公民权利，这些取消派学者大谈“公民权利的平等”，以此“淡化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民族平等竞争”，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天然差异视而不见。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托克维尔也认为：身分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即使在民主国家，多民族国家里的平等也必须是承认差异的包容性的平等。
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自治制度“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
那么，取消派学者们想要怎样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呢？他们想要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大汉族趋向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部“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很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新政策的观点，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基本的人权理念。
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依据平等原则所设计，即“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现代平等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具体实行中承认差异、包容差异，这叫做“包容性平等”。
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当今西方文明国家在平等原则之下，给予原住民——第一民族很多差别待遇，中国人一般称之为“优惠”或“照顾”政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地安人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享受特殊宪法地位；欧美国家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给予原住民经济上的“补偿措施”。
在现代民族学理论里，原住民作为那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土著——第一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里，享有捍卫自己独特性的权利。这种独特性即他们与其他民族（包括主体民族）的差异性，例如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这种捍卫差异的权利是通过完全自治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原住民，这种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平等的。
◎ “民族自治”中国古已有之
取消派学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自治制度，说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这些说法有模糊历史、篡改历史真相之嫌。
如果他们所指的历史上统一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那没有错，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汉族农耕民，算是单一民族的一统天下。但是，如果说当今大中国版图所标识的地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民族自治制度”都是学苏联斯大林的，那就是很大的谬误了。
事实上，当今的大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过很多次分裂。古代中国皇帝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是四海天下的共主，但他们直接统治只是内地的汉人。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很多都是独立的存在。即使有些民族归顺中国，成为藩属国和朝贡国，但由于地处遥远偏僻，不便直接管辖，所以中央政府只能实行简洁的、名义上的统治。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大都很自然地处于自治状态。
在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民族自治”古已有之。最早确立中国的自治制度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羁是马络头，縻是牛缰线，引申为笼络控制。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称土司制度。
这种羁縻制度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羁縻州府的首领虽然名义上归顺唐朝，但仍是原来各国、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也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那时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有向唐朝朝贡、朝觐，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但总的来说，他们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唐朝时，吐蕃非常强大，曾与唐王朝处于对峙或联盟的状态。中国唐朝与吐蕃曾是两个各自独立而有联系的国家。后来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西藏，西藏的宗教领袖与蒙古君主形成了布施关系。在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国是类似一种宗主国的关系。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却并不干涉西藏的内政，让西藏完全自治。
因此，中国既有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也有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此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和少数民族自治有关。这个故事讲的是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南蛮的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但当今中国人忘记了，诸葛亮的汉人政权在收服了孟获以后，没有在他那里留一个官员，没有占孟获一块土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 世界他国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
取消派学者满怀大一统中国的理想，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出发，进而否定所有的民族自治政策。他们说：“民族自治，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当今民族自治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出路的吗？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当今世界有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包括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文化自治和保留地制度等。
(一)在瑞典北部的北极圈内，生活着一个养殖驯鹿的游牧民族——萨米族。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为了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欧各国开展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二) 在芬兰的6个省份中，西南部的群岛奥兰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奥兰群岛原来属于瑞典，在国际联盟的斡旋之下，由芬兰享有奥兰群岛，但给予这个群岛充分的自由。这个自治省被视为欧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范例。
(三) 加拿大的努纳武特自治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努纳武特（Nunavut）地区位于加拿大东部北极地带，那里的居民78%是因纽特人（也称爱斯基摩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海上捕猎和驯鹿。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西北地区独立出来，成为加拿大的一个新的自治区，由当地因纽特人自行管辖和治理。
为什么加拿大会容许努纳武特高度自治？这是因为，因纽特人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一民族”。与印第安人一样，因纽特人也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努纳武特在因纽特语中是“我们的土地”之意。在民主的加拿大，由于土著人自己不懈地抗争，土著自治观念日益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促使政府必须正式承认土著民族的区域自治权。
(四)亚洲国家的例子，即被印度吞并的锡金王国。1949年印度派兵进驻锡金，此后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到1975年，印度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尽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但锡金人民投票支持，赞成锡金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在印度这个民主大国里，锡金人民享受到民主、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权利。
(五)印度是一个博大丰富的亚洲国家，它的丰富性在于，人民的宗教信仰多元，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更是复杂万端。在印度建国之前，所有的邦基本上都没有国家认同。印度建国后实行联邦制，让原住民拥有自己的自治州，例如Nagaland、Megahalaya、Arunachal以及Mizoram。那么，印度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各个州的人民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呢？可以说，民主制度正是将其人民串连在一起的因素，民主思维是各族人民共通的特征。
在上述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中，瑞典和加拿大都是世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高度的民主，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要求，不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与之相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里，是不容许少数民族自治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专制政权既不给主体民族享受民主的权利，也不会肯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给西藏、内蒙和新疆等地区冠以“自治区”的名义，但毫无自治的实质，其所谓的民族自治政策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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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三月号、四月号
◎ 中共仍然需要“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习近平并未对民族问题做出什么最新指示，这位新君只是于去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言说：“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这似乎就意味着，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仍然不变，根据宪法制定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暂时不会废除。
虽然重申宪法的权威性，中共似乎要维持少数民族自治的的制度，但他们对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和镇压并未减轻。这就是说，中共只是想要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由于担心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中共不敢完全颠覆民族自治政策，但却可能以非常隐蔽的手法，慢慢推行“取消派”的主张，逐步改变民族政策。
因此，我们对“取消派”的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尚不能终止，因为他们那些逻辑混乱、缺乏常识的歪理，已经影响了中共执政当局和不少汉人。那些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取消派从大中国主义的需要出发，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已经抢占了公共舞台和话语权。
“取消派”学者的意见，上有当权者的欣赏和采纳，下有部分中国民众的热烈支持。由于共产党文化的长期禁锢和毒素污染，一些中国民众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加上大中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不能以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认识民族问题。
马戎、朱维群等取消派学者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手段是：以吓唬手段做宣传，诉诸中国人害怕分裂的心理。他们最热衷于宣传苏联的“前船之鉴”。马戎说：“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取消派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各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的，是多因一果。取消派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样简单，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实苏联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不能视为前船之鉴。马戎等人知道中国人有大一统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因此展示一幅未来的可怕图景，以此煽动群众，意图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
我在《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一文中曾指出“取消派”在政策逻辑上的各种谬误。在此文中，我将进一步指出他们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 抛弃“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
胡鞍钢等人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实行一种尊重民族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已经用百衲被一词替代了“大熔炉”，。这种用过时的旧概念故意误导他人的论述，在逻辑学上叫做“无知论据”，即他们的论述倚仗于人们的无知。
那么，美国依靠什么将各个民族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呢？凝聚美国的是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由于胡鞍钢等人依附专制的政治立场，他们推荐的美国模式与美国的真实情况不符，他们抛弃的是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即美国民族制度中的个人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等内涵。
我们都知道，美国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那么，在这样一个很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为什么人们还要争取民族或者族裔的集体权利？他们又是怎样把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整合起来？
“个人自由”是人的道德权利，其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自治。美国联邦宪法中提出“个人主义”人权论，其核心在于赋予自由独立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民族权利”是一类以集体为权利主体的人权，包括民主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平等享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
◎ 个人自由与民族权利相互联系
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前者是微观的私领域，后者是宏观的公共的群体权利，二者看起来是反差很大的两个概念，甚至被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抗争事业中，这两个概念又是互相联系。
人们想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味着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要实现这一点，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生活的范围，想要参与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化。例如，西藏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藏人有共享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和神话等等。这种集体身份的意识将所有藏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给个体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根基感。
那么，个人自由是怎样与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相互整合起来的呢？当个人根据其自由的选择，参与某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连接在一起了。在民族的权利被侵犯、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本民族的人会相互分担不幸，并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
以色列作家塔密儿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适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是“在民族语境中”的自由。因此，个人也应该享受民族、文化的权利。
因此，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天然地希望自我管理，希望以一种表达其集体认同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自治权利。为了保证其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美国政府还赋予他们群体的代表权，在国家机构拥有席位。
美国的例子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社，就形成了民族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同时，公民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利，也有效地保障了民族权益。民族团体中的个人参与选举，他们必然要求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既要维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也要保护他们民族的集体权益。
如上所述，在个人自由优先的美国，却能比较好地保障各民族的集体权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这个关键的原因，是一味推崇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的胡鞍钢等中共学者回避了的。
◎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即捍卫差异
当文明世界的民族学发展到越来越尊重原住民的人权，包容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中国学者却以虚幻的“平等”为结构，否认少数民族保存其差异的平等权利。至今为止，中国人尚未享有公民权利，这些取消派学者大谈“公民权利的平等”，以此“淡化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民族平等竞争”，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天然差异视而不见。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托克维尔也认为：身分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即使在民主国家，多民族国家里的平等也必须是承认差异的包容性的平等。
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自治制度“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
那么，取消派学者们想要怎样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呢？他们想要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大汉族趋向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部“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很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新政策的观点，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基本的人权理念。
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依据平等原则所设计，即“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现代平等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具体实行中承认差异、包容差异，这叫做“包容性平等”。
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当今西方文明国家在平等原则之下，给予原住民——第一民族很多差别待遇，中国人一般称之为“优惠”或“照顾”政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地安人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享受特殊宪法地位；欧美国家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给予原住民经济上的“补偿措施”。
在现代民族学理论里，原住民作为那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土著——第一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里，享有捍卫自己独特性的权利。这种独特性即他们与其他民族（包括主体民族）的差异性，例如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这种捍卫差异的权利是通过完全自治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原住民，这种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平等的。
◎ “民族自治”中国古已有之
取消派学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自治制度，说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这些说法有模糊历史、篡改历史真相之嫌。
如果他们所指的历史上统一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那没有错，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汉族农耕民，算是单一民族的一统天下。但是，如果说当今大中国版图所标识的地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民族自治制度”都是学苏联斯大林的，那就是很大的谬误了。
事实上，当今的大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过很多次分裂。古代中国皇帝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是四海天下的共主，但他们直接统治只是内地的汉人。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很多都是独立的存在。即使有些民族归顺中国，成为藩属国和朝贡国，但由于地处遥远偏僻，不便直接管辖，所以中央政府只能实行简洁的、名义上的统治。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大都很自然地处于自治状态。
在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民族自治”古已有之。最早确立中国的自治制度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羁是马络头，縻是牛缰线，引申为笼络控制。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称土司制度。
这种羁縻制度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羁縻州府的首领虽然名义上归顺唐朝，但仍是原来各国、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也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那时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有向唐朝朝贡、朝觐，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但总的来说，他们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唐朝时，吐蕃非常强大，曾与唐王朝处于对峙或联盟的状态。中国唐朝与吐蕃曾是两个各自独立而有联系的国家。后来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西藏，西藏的宗教领袖与蒙古君主形成了布施关系。在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国是类似一种宗主国的关系。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却并不干涉西藏的内政，让西藏完全自治。
因此，中国既有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也有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此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和少数民族自治有关。这个故事讲的是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南蛮的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但当今中国人忘记了，诸葛亮的汉人政权在收服了孟获以后，没有在他那里留一个官员，没有占孟获一块土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 世界他国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
取消派学者满怀大一统中国的理想，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出发，进而否定所有的民族自治政策。他们说：“民族自治，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当今民族自治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出路的吗？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当今世界有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包括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文化自治和保留地制度等。
(一)在瑞典北部的北极圈内，生活着一个养殖驯鹿的游牧民族——萨米族。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为了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欧各国开展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二) 在芬兰的6个省份中，西南部的群岛奥兰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奥兰群岛原来属于瑞典，在国际联盟的斡旋之下，由芬兰享有奥兰群岛，但给予这个群岛充分的自由。这个自治省被视为欧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范例。
(三) 加拿大的努纳武特自治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努纳武特（Nunavut）地区位于加拿大东部北极地带，那里的居民78%是因纽特人（也称爱斯基摩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海上捕猎和驯鹿。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西北地区独立出来，成为加拿大的一个新的自治区，由当地因纽特人自行管辖和治理。
为什么加拿大会容许努纳武特高度自治？这是因为，因纽特人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一民族”。与印第安人一样，因纽特人也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努纳武特在因纽特语中是“我们的土地”之意。在民主的加拿大，由于土著人自己不懈地抗争，土著自治观念日益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促使政府必须正式承认土著民族的区域自治权。
(四)亚洲国家的例子，即被印度吞并的锡金王国。1949年印度派兵进驻锡金，此后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到1975年，印度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尽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但锡金人民投票支持，赞成锡金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在印度这个民主大国里，锡金人民享受到民主、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权利。
(五)印度是一个博大丰富的亚洲国家，它的丰富性在于，人民的宗教信仰多元，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更是复杂万端。在印度建国之前，所有的邦基本上都没有国家认同。印度建国后实行联邦制，让原住民拥有自己的自治州，例如Nagaland、Megahalaya、Arunachal以及Mizoram。那么，印度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各个州的人民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呢？可以说，民主制度正是将其人民串连在一起的因素，民主思维是各族人民共通的特征。
在上述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中，瑞典和加拿大都是世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高度的民主，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要求，不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与之相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里，是不容许少数民族自治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专制政权既不给主体民族享受民主的权利，也不会肯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给西藏、内蒙和新疆等地区冠以“自治区”的名义，但毫无自治的实质，其所谓的民族自治政策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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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三月号、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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