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玲二十年後得以重讀「屠殺」的含義，說出祕辛，卸下倖存者十字架，掙脫「血流成河」負疚，以支援更弱者為「自由」的救贖。
天安門廣場的絕食總指揮，最初是去拽她丈夫回家的；一個自稱認識鄧家的人，私下找柴玲先是婉勸「給老人一點時間」、後又唆使她「乾脆徹底一點」；趙紫陽絲毫未察覺他的對話、疏導方針，對靜坐學生是無效的，且懵懂於他們以運作絕食來回應他；「讓廣場血流成河才能喚起民眾」這句話，不過是柴玲轉述的李錄語錄；她在美國求得的第一份職業，竟要改名「伊麗莎白．李」；「尖子班」公司的女創始人生養了三個女兒，她非常痛苦，她本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
這些隱秘，與其說為八九天安門運動增添了關鍵性史料，倒不如說展示了一個罕見的文本：一個女性在一場革命中的苦難。這個來自黃海之濱的「尖子」女生，擔任舉世震驚的「反專制」學生運動的頭號領袖，慢說是一場誤會，至少是一個偶然。她則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一切後果，包括恐懼、逃亡、遺棄、辱罵、審判、千夫所指......直至她找到了「一個更高的力量」。柴玲的回憶錄寫了快二十年才付印，就是因為她在沒有徹底「重讀」自己之前，是找不到結尾的。
一場「革命」後的性別意識覺醒，一種頗為時髦但也老生常談的「女性主義」書寫，因為鋪墊在波瀾壯闊卻結局悲涼的「八九天安門」背景下，竟獲得了某種來自東方的新鮮感，和嵌入集權社會的立體感。
原始恐懼一直陪伴著她
柴玲的成長背景很特別，不是大城市但也不是窮鄉僻壤；不是標準的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但也不是工人農民。她生於一個小漁村旁邊的軍事基地，由奶奶撫養大，父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軍醫。這種既在邊緣、又受文化交叉輻射的特定環境，賦予她善良、敏感、倔強、複雜也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基本上，她是一個好勝爭強的女孩。更重要的是，這種出身不僅使她領悟從社會下層到上層的通道（「尖子」），一旦接近上層就能敏感到這個體制的非人性。
柴玲在回憶中很清晰地表達出「八九一代」的造反初衷，絕非盲目浪漫，他們是中共歷史上開始具有「個人對抗體制」意識的第一代人。她濃墨書寫的「北大小賣部事件」是生動的一例。那個售貨員和北大公安局警察，即這個體制的最一低級代表（或零件），舉手投足之間就可以傷害、侮辱、整肅他人，其手段則是「檔案」；連毛澤東都有一個小檔案櫃，藏著諸如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彭德懷的黑材料。
「當謠言繼續四起的時候，我感到被指責的迷霧包圍，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無辜」──柴玲直到二十年後還沒法證明她的「無辜」，她「人生的雨季」其實一直就是這兩個字──所以，她第一次在紀念碑下聽演講提到「為甚麼黨有我們的個人檔案」，有茅塞頓開之感。「革命禁忌」一瞬間就被打開了，無論她是不是「職業革命家封從德」的妻子，她都會「參加革命」的。五月十四日所謂「十二學者上廣場」那次，在沸湯的夜色裡，我們一行人被兩排學生手拉手地護送到紀念碑下，我身旁有個女學生，戴頂網球帽，身材嬌小，有點特別，我就記住了她，逃出中國後才從「八九六四」的影像資料中再次辨認出來，她就是那個倔強的總指揮。
其實原始恐懼一直陪伴著柴玲，比如私下接觸的那兩個「舉止麻利、穿黑西服」的男子開車送她回北大，她疑心自己會「人間蒸發」；餓昏了被送進醫院，她也很警惕被注射別的藥物（畢竟是醫生的女兒）；很弔詭的是，她卻一點都沒有共產黨逼急了會動兵的概念（也許就因為是軍人子女）。所以，廣場上的學生們，對地安門鄧府裡「垂簾聽政」廢黜一個總書記的「高級政治」，毋寧是麻木冷漠的（這正是「原始恐懼」的變相）。
她的「革命家」機智，也更像一個女孩的聰慧、靈秀，如最初情切切尋找封從德到二十八號樓秘密會議中，以「溫柔的女性聲音」擺平一群臭小子；靜坐低潮之際感性演講鼓動絕食，並草擬極具感染力的「絕食書」；戒嚴令一下，馬上運作結束絕食（卻令「革命丈夫」封從德咆哮失態）。但她政治上的幼稚，跟「絕食總指揮」角色很不相稱，如視共產黨為鐵板一塊，也看不出趙紫陽與李鵬的區別；她很智慧地提出「對話和平反動亂」兩個訴求，卻絲毫不覺得趙紫陽殫思竭慮上奏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的努力，跟學生有何相干；也不懂閻明復為甚麼無權給學潮「定性」；甚至大軍圍困之下，她竟然還對侯德健說「趙紫陽的軍隊會站在我們這邊」......這些，又在後來全都成為她委屈的源頭。
倖存者的十字架：「血流成河」
「柴玲是她自己坐船來的，」司徒華回憶說；「黃雀行動」始終沒有找到這對「革命伴侶」。我自己逃亡了一百天，對柴玲的逃亡敘述，自然感同身受，非常具體而微地懂得她十個月裡的每一種焦慮、望眼欲穿和絕望，要是輪到我去捱他們那份罪，可能就瘋掉了。
柴玲逃出來以後，一直為「不撤退」死硬辯護，又叫我失望。但是，六四屠殺的後果很冷酷：「屠城派」在高壓維穩之下實現「經濟起飛」，導致公共輿論「柿子揀軟的捏」。中文語境裡一派聲討學生「不撤退」，追究責任，偏又相逢網絡興起，於是「語言暴力」氾濫成災。更不幸的是，五月底柴玲曾讓一個叫金培力的美國學生，錄下自己的一段遺言，語無倫次地講了一通甚麼「血流成河」的話，後來不僅使中共如獲至寶，也成為批評聲討者最王牌的「證據」。她已經到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地步。
這種討伐，頗讓我想起意大利電影《天堂影院》導演朱塞佩．多納托雷的另一部Malena（中國譯作《西西里的美麗傳說》），馬麗娜是一個失蹤軍官的遺孀，小鎮麗人，當戰爭壓抑了所有人的慾念，她的美貌卻成了鎮上唯一可以任人獵取的尤物，男人垂涎她、女人嫉妒她，她越是潔身自好則越是刺激眾人的獸性，一次轟炸奪走她父親，她只有去當妓女接待德國兵為生，戰敗之後全鎮人拿她出氣、當眾羞辱，等於全鎮人都強姦了她一次而獲得滿足。這部電影解剖西西里人「劣根性」之犀利、深刻，幾乎可以媲美魯迅。
柴玲則被逼出了自責：「為甚麼我沒有預見到大屠殺？為甚麼我還活著？」在九十年代普林斯頓時期，她有一次打電話給我，說波士頓那邊有一群人把吾爾開希叫去「清算廣場激進主義」，開希要她也過去「揭發李錄」。
「他說我要不去，他們就把我撂出來，你說我怎麼辦？」
「揭發人的事，得你自己決定，別人沒法替你拿主意。」
我有點避嫌，絲毫不敢鼓勵她這樣或那樣，只任她獨自去面對。即使到了這一步，柴玲還一直守著一個秘密：「血流成河」這句話，其實是她從李錄那裡鸚鵡學舌來的。
打碎性別偶像：封從德、李錄
到此便引出一個問題來：柴玲的「革命經歷」中，一直有兩個男性主宰著她，封從德和李錄，雖然他倆都是她的副指揮，但她崇拜他們，對他們言聽計從，甘願被他們控制。比如，封既是她仰慕的偶像、革命家，也是「咧嘴一笑」的男孩子，她在「北高聯」籌委會「做秘書、跑後勤」，自己承認「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忠實的妻子對她的丈夫的奉獻」，儘管封認為她只有「小女人的觀點」，而且一選上「北高聯」常委，馬上就把「自己老婆」開除掉。直到那一刻，柴玲才聲稱「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女子也誕生了」──這是一連串多麼活靈活現的「性別語言」，但是柴玲告訴我，她甚至在書寫時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後來李錄一出現，柴玲又成為一個附庸。她很多次寫到李錄「清晰的頭腦、鎮靜、有決斷力」，但是讀者從她的筆下看到的李錄，正是反對撤退最堅決的人；她寫到軍隊被北京百萬市民堵在四郊時，五月二十七日李錄說：「我們實際上是在等待一場鎮壓，只有到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百姓才會聯合起來推翻這個政府」──後來她在遺言中引述了這句話，生動地顯示柴玲缺乏自己的語言來描述「廣場處境」，不得不說李錄想讓她說的話；匪夷所思者，又在六月四日清晨學生撤出廣場的途中，李錄緊緊拽著柴玲：「太糟糕了！咱們回廣場去吧，學生領袖一個都沒死。」柴玲這本書寫了很久，寫到最後她終於不再「掩護」李錄。
我至今不懂，為甚麼別的學生領袖並無自責──封從德有沒有難說，李錄則沒有，他早就預見到大屠殺，他成熟得跟我們這一代人沒區別──而只有柴玲痛苦不堪？只因為她是一個女性？她更善良？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柴玲最終釋放痛苦，跟她打碎了那兩具「性別偶像」，必定相關。
雖然平實地說，任何一個學生領袖，無論理性的還是激進的，對死難者都沒有責任，但是外界的聲討，終於逼得他們必須清清楚楚地分擔起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實在是一個中國式的悲劇。
「吳建墮胎案」的隱喻
柴玲這本回憶錄，充滿了「性別話語」，幾乎是一個女孩在性別歧視嚴重的中國環境裡的成長史，其中也包括了她對父親權威及其歧視女兒（不是兒子）的反抗。在她筆下只有兩個女人不令她畏懼，並愛入骨髓：奶奶和媽媽。
然而，柴玲的掙扎路徑，卻顯示了政治話語「廣場責任」徹底壓倒性別話語的曖昧；而她的救贖，又經由了尋找耶穌的奇遇，所以回憶錄最終結束於近乎是福音話語。這當中有一個細節，特別具有象徵意味，值得一書。
九十年代末柴玲從中國人視野裡徹底消失，她默默修完哈佛ＮＢＡ學位、協助父親妹妹弟弟移民落腳、創辦「尖子班」公司、特別是遇到了鮑勃而結婚成家，然後在六四屠殺二十週年之際，她自覺找回了自己，借方政來美國的機緣，重出江湖，但很快又在那個「血流成河」的非議中，精神瀕臨崩潰。
這時，她偶然踏進一個反對強迫墮胎的女權領域，在國會聽證會上聽到吳建的故事，一個未獲准生證的中國孕婦，被拉到醫院，先用注射未弄死胎兒，接下來乾脆將其剪成碎塊。柴玲聽後幾乎被轟毀，「她的描述將我帶回了六四晚上的無助和痛苦......我知道它觸動了我內心最深的地方」，她想起坦克開過來時的感覺；想起自己十八歲時在家鄉一個診所裡的第一次墮胎；也想起在巴黎做掉了她跟封從德的那個孩子，因為他們已經形同陌路，她甚至還挨了封一巴掌。這個孩子活著的話，該二十歲了......
吳建故事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得柴玲進入到自己「內心痛苦、悲傷、無助的隱藏地」。只有在那裡，她得以隔開距離、在更深度的含義下，重讀「屠殺」──那剪碎的嬰兒，正是天安門廣場上學子們被坦克碾碎的拳拳報國之心；同樣的，她也得以重讀自己墮胎的全部含義──女性在中國無論是被「一胎化」強制墮胎，還是制度性因素令青少年性知識闕如，一次墮胎就是毀滅女性的一部分生命。墮胎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
恰好給柴玲遇到的這個機緣，具有基督教背景，她自然視為上帝的恩典。不僅中共拒絕她，中國人也對她關上大門，所以當耶穌向她開門（也包括鮑勃出現）時，她就進去了。在基督信仰裡，她找到了往昔所無的懺悔儀式，使得她可以借由懺悔墮胎，而將她對天安門死難者的負疚一道在上帝面前卸下。她終於走出「看不見的精神監獄」。
假如把話題引往更深處：屠殺與墮胎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情，為甚麼到基督面前，會產生相關的含義？我想這涉及到終極意義。屠殺自不待言，屬於滅絕人性，只能在終極層面討論它；墮胎的含義，因為涉及生命的界定，雖然更複雜，但在母親一端，「從身上掉下來的骨肉」，已經跟母體的生命、意識、精神相連，再也不可能切斷了，只不過人們不在潛意識裡便無感覺。
對此，我妻子傅莉也有她自己的經歷。九三年我全家遭遇車禍，她頭部受重創，一度失去記憶。在無時空的恍惚中，她告訴我，她難產時死去的一個兒子，還有她僅有的一次墮胎的那個孩子，竟然都來找她了。柴玲讀到我們這個故事，非常震動，極度痛徹於自己竟失去了四個生命。然而，這種境地並非人們可以隨便踏入，常常要靠超越性的力量來提舉，基督信仰便提供了這樣的平台。很可惜我並未得著信仰，也許對柴玲的這種解讀是言不及義的，但可以肯定一點：若非她是一個女性，她便不可能找到這條路徑。
或許過去的柴玲只有一點善良，否則她不會那麼痛苦。但是當她自己獲得了救贖，她馬上知道與其自艾自怨，不如為更不幸的人做點甚麼，這是她找到的「自由」含義──「女童之聲」是她新的事業。她把自己的回憶錄題為《一心一意向自由》（A Heart for Freedom），選作封面的那張照片，是一個眼神裡依然滿含憂鬱，恐懼猶存，但堅毅已然壓制不住的柴玲。這個封面令人叫絕！
《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
香港田園書屋，gfbook@netvigator.com
——原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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