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出狱后的照片（艾晓明公布）
1，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2，维权运动遭遇之酷烈为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所罕见，其波澜壮阔，表现出典型的大国转型的特征。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历经传统皇权统治、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民主政治和极权主义的交叉实验，它的历史性转型，将是一出无法事先想象的复杂、雄伟的史诗。
3，为何打压越酷烈，维权运动越升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的问题。运用掐尖战术、反恐式定点清除等扼杀在萌芽状态的传统战策，基本无法、反而反向助推自由民主维权运动对中国社会纵深动员，走上历史的舞台。旧思维对此大为迷惑不解，这是由于它没有了解到维权运动的历史性基础和发明创造的缘故。
4，80-98历代民主运动的悲壮层叠累进，89学潮巨量血酬悲情与启蒙，自由主义理论在与新左派论战的掩护下凯歌般的传播，一道铸就了公民社会的政治信念基础和理论基础。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的个人实力普遍的崛起，从物质力量层面拉开并支撑了一个多元扁平的民间社会。
5，中国大陆机器社会长期高速而不公正的经济增长，将民众尤其是底层农民和中层知识者的利益与情感不断地撕裂。现代市场社会与后极权政治的反复摩擦，底层民众遭受的官僚特权等级的强暴掠夺，都使法律服务成为中国社会极为稀缺、需求极旺的民间公共产品。
6，普世理想之光的传播及个人实力的普遍崛起，必然导致人民主权意识的普遍崛起；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以及基督教和佛教的迅猛发展，促成了极权主义的伪善道学与冷血集体主义的消融，必然导致人民良知意识的普遍崛起；自由民主抗争维权的艰难悲壮实践，必然导致人民血性担当意识的普遍崛起。
7，参与营造公民社会的自由思想基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源泉，78之后复兴的文艺运动。诗歌小说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们伤感柔软的情愫取向，与极权主义的坚硬冷冰乃是完全异己隔离的。人文主义是自由主义天然的盟友。80年代以新老右派作家为主体的诗歌小说，从情感角度加强了我们对自由和权利的美学偏好。
8，维权运动的本质是推进普遍规则的转换与生成，它不仅指向底层救援和保护自由斗士悲壮探索，且基调是将对中产劳动阶层（包括知识界实业家等）的自由权利肯定引申为全面共享的蓝图。通过促成“劳知资三合一”，克服了过往抗争的边缘性，成功帮助底层民众和自由民主斗士过渡到规则创制和民间政治生活主流。
9，专业化时代，中产主流时代，求稳怕乱时代——这是我们时代基本社会心理框架。维权运动的创造性就在于顺应了民众的权利诉求和基本心理定势，在抗争保守二者间实现了微妙平衡。通过微型波荡而非大冲突，它不断扩展卷入漩涡的阶层，在经济高速增长统治者以为高枕无忧的年代成功找到了纵深的社会动员机制。
10，对自由民主法治生活的认同与渴望，是全社会的共识。将子女送往国外而在国内大肆打压施暴的当政者，并非缺乏此类共识，而是为个人和集团私利，故意用暴力维系谎言，推行谬误的意识形态，维系后极权统治。但老套路业已走入死胡同，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改革家正逐波产生良心起义、信念皈依和机会投资新概念。
11，主张稳守专业是耻辱么？维权运动就应当背靠专业性而继续推动对高度专业阶层的良知启蒙参与动员。主张欢迎改革和改革家是耻辱么？这是自由主义的多元宽容思想本质要求，寻求和当政者内部改革家事业家的共识，以最大限度（当然不是最大可能！！！）地避免必然到来的转型的震荡和血腥，乃基本的政治正确。
12，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对当今而言，只用一反证法便足以说明此义：自98以来，中国政治几乎极少改良，更多后退，因为极权主义明白：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
13，没有人愿意过一种被奴役和被精神控制的生活，极权实验溃败后的政体转型是中国历史的宿命。政体转型=自由民主革命。有三种相关而递进的革命概念：1，主动改革是一场革命，就其实质乃制度转型而言。2，和平演变，东欧式。3，暴力革命。面对持续加强的大规模的屠杀，人民有自卫的权利和起义的权利。
14，我们是否有权把“制度转型”这一革命的本质含义与极具浪漫解恨意义的革命冲动捆绑在一起，等而同之，而后以“革命”的天然政治正确作为大棒，去敲打或者横扫主动改革希冀者，进而在局势更加激切之际，放纵地敲打或者横扫和平演变希冀者？极权主义是不宽容、不理性的，自由民主主义理当反道而行之。
15，我所论述的“革命”的本质定义，定位在变革的终极目的——政体转型上。而眼下的多数争论，似乎都集中在讨论“手段的暴烈与否”这一点了，是否有些被极权革命思维定式所诱导，偏离了学术的本源？
16，“告别革命论”显然没有脱离“手段关注导向”，未能涉及革命的本质。但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久经战乱的民族对暴力的恐惧和厌恶。当其在1990年代初期人们将“革命”笼而统之理解之际，有其本体层面的质感和片面深刻。
17，政体革命论可以而且应当容忍似乎有些片面的、仅属手段关注导向意义上的“告别革命论”。同时在民众日益不耐烦、自由民主逐渐成为民间社会主流话语的今天，真正的自由主义应当适度地自我暗示，稍稍遏制一下维权阵营中局部性的手段偏好式的浪漫主义美学情调。拜伦式过度的激情往往具有破坏性。
18，人民主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共识，全民求变是当今民众最大的情绪。“民间政治共同体”应当尝试，在全民情绪和全民共识二者之间，构筑一条建设性、可成事的桥梁——不管局势发生任何变化。在必然到来的政治转型之路上，自由主义不仅要和老左新左竞争，而且要和威权主义、普京主义竞争。
19，情绪往往是未来社会变动的先导。受损民众的情绪骚动，知识界的改革已死的情绪表达，都具有高度的含金量。但真正的政治转型，不仅源于中产和底层民众求变力推，而且源于上层精英厌恶了旧式游戏规则。所谓合力，必定包括不那么“美学”、不那么“纯粹”的改革者、事业家、机会主义者的分力。
20，中国历史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水面以下。体制内部皈依自由民主信念的力量非外人可以揣测，否定全民高压下的主动改革、即有序的政体变革的可能，似乎有些武断。历史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意料。然而，任何有序政改都必须顺应人民主权的大势，否则必定会催化本可避免的社会大动荡。
21，最终转型是介于有序改革与和平演变之间，还是介于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之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似乎无力予以清晰判断。偏好有序、厌恶血腥的思想者是否注定要沦为光荣孤立的少数派？无论如何，佛教所启示的大慈大悲大宽容、给所有人以出路、放弃报复而达成大和解的思路，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
（本文系作者近期推特文字，见http://mobile.twitter.com/guofeixiong）
20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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