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关于宪政和革命，争论得很凶。
宪政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罔顾民国这个特殊体制，是源于正面革命，而不是非正面革命。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者，他们反对清朝的未宪和以后共产主义的违宪，实有两面正确的历史定位（而孙文只有一半正确，就是他早期实行普世价值说）。这个两面正确，就是一反满清王朝，二反苏维埃主义。这个定位十分要紧，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说法，很奇特，就是说，他们把共产主义苏维埃称为"革命"；把满清称为宪政未遂；那么，他们如何称呼民国（革命）呢？他们实行一个开天窗主义：不说！
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
远而论之，从孙文开始到台湾蒋经国民主――整个历史究竟如何演绎和变易的呢？我们首先提到前面来说。
孙文革命或者言蒋介石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可能性，实在是经国先生实行变革和民主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前提。没有民国文化和政治遗产的归属和存在，实行极权主义无缝隙统治之毛如果统一台湾，台湾何来民主变革的可能性？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于是，关于清朝如果实行宪政于前，孙文实行革命于后，那么，革命成功论或许减半甚至消失。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如果"。这个如果也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等于历史。二，清朝宪政普遍观点，一言蔽之，就是不明白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反对党政治；反对党在前，宪政促成在后――清朝王宫和学人基本不懂；汪大燮懂得但是避之唯恐不及，且警告慈禧和皇室，要不学英国之有"乱党"存在之宪政。所以，假定清朝抢在孙文革命以前实行宪政，比起无宪政，也许好，却还是没有宪政的宪政――就是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人们不是继承这个不当反对派于一百年以后吗！）三，清朝狭隘民族政权之不被汉人认可，是满清贵族最后不得宪政而型的另外一个根据。所以，清朝宪政实行或者不实行，最后，还要在面临反对党这个事情上捉襟见肘，反复无常。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这样，孙文推倒满清乃成势之所然，道之所然，情之所然。没有什么不堪理解之处。不好理解的，反倒是那些看不见孙文革命必然性的革命祸端论者。他们其实不理解，孙文革命不但带来了孙中山的联俄融共，也带来章太炎等人的激烈反对，而形成对于俄化、赤化的激烈抵抗。章太炎是一个赞成革命，反对俄国和共产党，却在日寇进犯时候，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合法抗日者。我们认为，章太炎比起孙文，政治上要"正确"。所以，就像康有为保皇，保成抱残守缺一样；孙文联共联，势成苏维埃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共、国融合论；而启动了共产党的存在和坐大――但是，老蒋并未实行苏维埃主义化于1927年以后。这样，事情的逻辑就是，孙文辛亥革命，并不是所谓只要"血流成河"，只要破坏和破旧立新的痞子运动。他的革命，具备半个建国大纲和政治预设，就是许诺还政于民于训政期后（这个政还是还了，在台湾）――而不能视同毛主义革命，还政无期，独裁万岁――试问，毛主义革命，是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之革命或同孙文革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人们在这里同样混同了"两种革命"――
第一种革命，就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还有美国革命之正面意义――他们说，一切革命就是血流成河――试问，上述革命血流成河以后，是不是有民主建设，有天主教复兴，有一大批复辟时代之文化巨擘，实行传统复建和现代开掘！
而毛泽东革命以后之不革命（或者又"继续革命"）时代，秩序和反秩序时代，一忽而体制外，一忽而体制内时代，文革前后时代，难道死人没有超过革命时代乎！将近一亿人死于非命，而且不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是有着某种反抗――毛主席时代是囚牢死亡，无声无息，饿殍遍野――无数地富反坏右之死亡，也不是血流成河，却是所谓身份之死亡，名誉之不存和缴械、也得死，而确没有血流成河；但是，这种死亡，比起血流成河，又如何哉！）
试问，这就是不革命最大的好处吗？其实，革命矫正论，早在法国革命之整个历史时期，业已证明。就是，他们要反对暴力，但是，认可暴力对于极端皇权的推倒。英国人砍去查理一世的脑袋，也不是不懂得血流成河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克伦威尔是一个"弑君者"而被诟病于史册；但是，他们毕竟依然选择过克伦威尔！不触动反动政权于丝绒席塌之上，而奢谈一切"不流血"，不成本，不牺牲之妄谈者，他们丝毫不懂得，革命，不等于纯粹的暴动――而纯粹暴动本身，却含有革命很大的成分――皆因为政权不作让步于丝毫。
（胡适，反对革命，但是，毛泽东会同意自由主义吗？
08派不是得到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新皇室、反革命派之回复吗？
人们究竟如何考量极权主义内部瓦解的人民动力和和平理性，和解共生，和解南非模式，和解东德模式等等，对于现政府的意义和意义为0论？
究竟如何研讨专制主义革命资源论，和极权主义消灭革命资源论之课题呢？
当然，第二种革命，就是我们说过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
于是，两个革命说还原到对于毛式革命（反革命）的具体解释上来。
毛泽东反对民国，也就是反对革命（他却号称自己是革命，老蒋是反革命）――把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和毛所谓极权主义革命混淆而谈，乃是罔顾宪政和革命的逻辑失误――而其反面，就是民国对于正统道统和学统有限、却是无可如何的绝对之继承；反对之，就是要实行倒退千年专制，推倒民国而实行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苏维埃极权主义（尚且，对于苏维埃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斯大林罔顾了人民苏维埃而蜕化成为官僚极权政府（见阿伦特））。所以，民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政府――毛政权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现在，是后极权主义政府，等等。肯定蒋介石政府之专制主义性质，就是要区隔毛主席之极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在国民党双重价值产生双身、双面党派：国，共以后，事情的是非就是，简单假定民国之确，还是毛政之确之问题。而革命从属论，也就由此而发，而定，而论。
首先，孙文革命，是不是必须，还是多余，成为第一个问题。
孙文革命，其实包涵孙早期其在三民主义论述中涉及的普世价值（如资本论批判等）；中期，他出于现实主义考虑，成为联俄者；后期，他实际上把权柄交给蒋介石。而老蒋访苏以后，基本清楚苏维埃国家性质，走上坚决反共道路。于是，蒋介石回返孙文早期价值论，构造其民国文化价值取向。这个取向，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实行"民主的多少"、这样一种建国和"反革命"――反共产党革命之国策。
其间，民国文化，在一系列问题上，秉承清末遗风，实行广泛辩论，推出何种社团，树立无数观点。只是不要拿起武器，实行武装颠覆现政府，就可以存在。于是，民国文化和文化人，巨擘辈出，风景尚佳，道德犹存，四维未毁。所以，事情从两个角度讲起。一个角度，是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吴宓对于痞子运动和民主变民疯，变德谟克拉贼的惶惑和恐惧，实行绝望主义选择，发出一代文人之哀鸣，俱现民国遗民之大遗憾。其实，他们不是对于民国而是对于人民国一直以来的惶恐和否定。这个事情就是吴宓说的"战是和平暴是仁"；就是陈寅恪说的，"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前此，关于黄苗子聂绀弩冯亦代事件的批陋，就是因为民国不存，而毛国兴起――这是枉道从势，在道德四维轰毁之基地上，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主义现状――说，什么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知道极权主义之真谛。试想，所有民国时期之文化人，之所以不会在民国时期遭遇此类祸端，正好说明了蒋介石政权无能力如此折狱而毁人。人们的灵魂，不是因为血流成河的革命造成，而是因为欢迎了这个毛主义反革命政权。
再一个角度是，蒋介石迫于极权主义革命之挑战，实行对于四一二以前、
强奸和破坏西人乃及使馆的中共军队和匪徒的被迫镇压――这个镇压政策，正是蒋介石无法掌控武装反对党的被迫之举――不是他废弃所谓多党制度，采纳类似（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平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实行"另起炉灶"之暴力颠覆，使他无可如何。而对于四方军阀，老蒋，也没有实行毛主席对于刘主席的杀死政策，而是易帜，安抚和（实际上）割据存之，实现了中国统一。于是，在民国革命这个角度上讲，老蒋之政治专制，是由其敌人共产主义、中共、苏俄的干预，直接使然。这不仅仅是纯粹国内内战的权位争夺问题，而是实行中国苏维埃主义，还是实行专制主义之文化中国问题。所以，把蒋介石之革命――其实是用孙文主义之革命，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其实是混淆革命概念，造成中国历史的混乱和对于革命前、后中国现状的误解。
第二，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采纳暴力以还，请问，舍此或有他途？换言之，共产党一旦夺权，国民党或可做和平反对派乎？这不是痴人做梦的宪政主义妄谈？返还而论，对于老蒋，除去武装消灭赤匪，或有宪政主义可以解决其问题乎？亦为妄谈。
所以，在蒋介石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国之时，他保留了私有制在内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传统继承的文化复兴――几乎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重大政治哲学和文学课题，他们民国文人，几乎无一不所涉及。这就是中华民国对于后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和清朝之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等，可以同日而语――而毛泽东做了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孙文革命，并不是仅仅血流成河，一无所有。
三，蒋介石抗战之大大功绩，是不可以罔顾和忘记的。
这样，所谓革命一无是处论，可以在民国伟大文化复兴面前，适当躺下，寿终正寝了。
换言之，孙文种下的革命果实，并未完全变成一如毛革命留下跳蚤的恶果。硕果就是水果，就是结果之说，可以适当定位于民国，这个革命成果之上，而不是可以简单忘记或者诽谤于兹，轻视于兹。轻视民国传统之人，不是要简单回到毛时代，就是有皇室情结于大清朝，也许，后者，可以谅解，而妄想实行没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就是完全彻底的痴人说梦了！
于是我们设想，问题的提法，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推倒蒋介石的革命，可以为民主派主持而获得法国、英国革命之自由结果？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如果十月革命胎死腹中，列宁在芬兰归途被杀死或者逮捕，十月革命，就不复存在。（这是美国人悉尼.胡克做出的，可以成立的历史上的"如果"。因为十月革命，没有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势必需要发生的逻辑。）那么，蒋介石政权可以不被历史决定论推着走上势必训政到底，到（他）死的地步。中国社会，也许可以转型为一种准自由国度――像台湾以后所做那样――只是，这个推测的游戏，不知道如何规则之？因为她太像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只能获得诗意定格。中国社会远不是那样天真烂漫，就像俄国社会不是那样一样。
第二种设想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暂且获势，实行国共合作，共，辅弼国（民党），等待所谓阶段论的实行和完成（马克思全球化否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发生共产党独自坐大的问题――也就是，实行所谓49年前后之"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五十年（冯友兰问刘少奇获答），中国是不是会转化成为一种新式威权主义？
这个威权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避免革命？
六四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抑或什么都不是？她是什么？
这个共产党实行的威权主义，究竟是极权主义，还是专制主义――刘少奇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不是可行的一种半普世价值政治模型？
抑或也还只是一个笑谈？
于是，问题归结到，辛亥革命本身不是问题，不是仅仅血流成河，民国建成，就是一个间断性的绝对的进步；而是后辛亥时期，
中国走向，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迄今无解。另辟蹊径的设想当然是，中国民主派和自由派，利用了国民党的缺陷和隙罅，像历史上一切专制主义中起义者那样，实行了非共产党体制的革命――虽然，这个设想，被现实的很多具体条件否定掉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改革一条路，可以通向宪政。同类比对是，通向宪政，也可以是皇权改革――但是，那个皇权只能是专制政权，就像西方专制政权和日本那样――日皇之对于大隈重信和坂垣退助的接纳和接受，不是极权主义历史，可以设想的。凡此种种，都为革命和专制互相转化，留有余地。唯独对于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无可塑性之政权，人们凡是谈起革命，总要否定，难道对此谈起宪政和改革，就会忽忽奏效吗？这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其实，我们前此谈到，专制主义之反，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走向自由民主，一条是走向纳粹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他们都是病诟专制主义的先锋。这个历史吊诡常常被不分于此的简单反专制主义者们忽视和无知。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说，中国革命（毛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国人和知识分子，不熟悉这样的极权主义转换――这个转换，常常成为反对一切的代名词（含民国和民国革命，孙文革命）――而反对和怀疑一切，在深层次结构上，就为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好温床――因为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反动，需要反掉他的一切，等等。
这是一个有待详细探索的课题――加上整个世界资本结构与此之关系――这是当下中、美中心论出台和共谋的一个新趋势。
的确，我们思想者类中很少有人既懂得极权主义改革，又懂得极权主义革命，于其中；罔顾政权性质，做出空梦幻觉，不是政治学，而是幼童诗话。
这是一个要有大智慧，才能解释的课题。简单否定革命，和简单肯定改革，好像都缺少一个固定的前提：那就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互动！舍此互动（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和反对党之互动；自由市和威权政府的互动；法国革命前，三级议会和皇室贵族的互动；知识分子和帝师与皇帝和权利者的互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权限的使用和互动；甘地和曼德拉人民主义和宪政政府和殖民地总督的互动；菲特列大帝和伏尔泰的互动；俾斯麦和拉萨尔的互动；甚至上帝（儒道释）和当权者的互动；等等……），只能造就一方吞噬一方的同语反复而缺少基本的进取和发展。
（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区隔，我们还是援引阿伦特的原话比较准确。她说――
"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那么，谁在和你/我/他互动呢？保持和他一致，还来不及。
（原载《自由圣火》，2009年。此发《新世纪》，标题改动，原标题是《民国与革命》）
宪政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罔顾民国这个特殊体制，是源于正面革命，而不是非正面革命。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者，他们反对清朝的未宪和以后共产主义的违宪，实有两面正确的历史定位（而孙文只有一半正确，就是他早期实行普世价值说）。这个两面正确，就是一反满清王朝，二反苏维埃主义。这个定位十分要紧，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说法，很奇特，就是说，他们把共产主义苏维埃称为"革命"；把满清称为宪政未遂；那么，他们如何称呼民国（革命）呢？他们实行一个开天窗主义：不说！
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
远而论之，从孙文开始到台湾蒋经国民主――整个历史究竟如何演绎和变易的呢？我们首先提到前面来说。
孙文革命或者言蒋介石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可能性，实在是经国先生实行变革和民主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前提。没有民国文化和政治遗产的归属和存在，实行极权主义无缝隙统治之毛如果统一台湾，台湾何来民主变革的可能性？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于是，关于清朝如果实行宪政于前，孙文实行革命于后，那么，革命成功论或许减半甚至消失。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如果"。这个如果也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等于历史。二，清朝宪政普遍观点，一言蔽之，就是不明白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反对党政治；反对党在前，宪政促成在后――清朝王宫和学人基本不懂；汪大燮懂得但是避之唯恐不及，且警告慈禧和皇室，要不学英国之有"乱党"存在之宪政。所以，假定清朝抢在孙文革命以前实行宪政，比起无宪政，也许好，却还是没有宪政的宪政――就是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人们不是继承这个不当反对派于一百年以后吗！）三，清朝狭隘民族政权之不被汉人认可，是满清贵族最后不得宪政而型的另外一个根据。所以，清朝宪政实行或者不实行，最后，还要在面临反对党这个事情上捉襟见肘，反复无常。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这样，孙文推倒满清乃成势之所然，道之所然，情之所然。没有什么不堪理解之处。不好理解的，反倒是那些看不见孙文革命必然性的革命祸端论者。他们其实不理解，孙文革命不但带来了孙中山的联俄融共，也带来章太炎等人的激烈反对，而形成对于俄化、赤化的激烈抵抗。章太炎是一个赞成革命，反对俄国和共产党，却在日寇进犯时候，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合法抗日者。我们认为，章太炎比起孙文，政治上要"正确"。所以，就像康有为保皇，保成抱残守缺一样；孙文联共联，势成苏维埃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共、国融合论；而启动了共产党的存在和坐大――但是，老蒋并未实行苏维埃主义化于1927年以后。这样，事情的逻辑就是，孙文辛亥革命，并不是所谓只要"血流成河"，只要破坏和破旧立新的痞子运动。他的革命，具备半个建国大纲和政治预设，就是许诺还政于民于训政期后（这个政还是还了，在台湾）――而不能视同毛主义革命，还政无期，独裁万岁――试问，毛主义革命，是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之革命或同孙文革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人们在这里同样混同了"两种革命"――
第一种革命，就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还有美国革命之正面意义――他们说，一切革命就是血流成河――试问，上述革命血流成河以后，是不是有民主建设，有天主教复兴，有一大批复辟时代之文化巨擘，实行传统复建和现代开掘！
而毛泽东革命以后之不革命（或者又"继续革命"）时代，秩序和反秩序时代，一忽而体制外，一忽而体制内时代，文革前后时代，难道死人没有超过革命时代乎！将近一亿人死于非命，而且不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是有着某种反抗――毛主席时代是囚牢死亡，无声无息，饿殍遍野――无数地富反坏右之死亡，也不是血流成河，却是所谓身份之死亡，名誉之不存和缴械、也得死，而确没有血流成河；但是，这种死亡，比起血流成河，又如何哉！）
试问，这就是不革命最大的好处吗？其实，革命矫正论，早在法国革命之整个历史时期，业已证明。就是，他们要反对暴力，但是，认可暴力对于极端皇权的推倒。英国人砍去查理一世的脑袋，也不是不懂得血流成河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克伦威尔是一个"弑君者"而被诟病于史册；但是，他们毕竟依然选择过克伦威尔！不触动反动政权于丝绒席塌之上，而奢谈一切"不流血"，不成本，不牺牲之妄谈者，他们丝毫不懂得，革命，不等于纯粹的暴动――而纯粹暴动本身，却含有革命很大的成分――皆因为政权不作让步于丝毫。
（胡适，反对革命，但是，毛泽东会同意自由主义吗？
08派不是得到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新皇室、反革命派之回复吗？
人们究竟如何考量极权主义内部瓦解的人民动力和和平理性，和解共生，和解南非模式，和解东德模式等等，对于现政府的意义和意义为0论？
究竟如何研讨专制主义革命资源论，和极权主义消灭革命资源论之课题呢？
当然，第二种革命，就是我们说过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
于是，两个革命说还原到对于毛式革命（反革命）的具体解释上来。
毛泽东反对民国，也就是反对革命（他却号称自己是革命，老蒋是反革命）――把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和毛所谓极权主义革命混淆而谈，乃是罔顾宪政和革命的逻辑失误――而其反面，就是民国对于正统道统和学统有限、却是无可如何的绝对之继承；反对之，就是要实行倒退千年专制，推倒民国而实行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苏维埃极权主义（尚且，对于苏维埃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斯大林罔顾了人民苏维埃而蜕化成为官僚极权政府（见阿伦特））。所以，民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政府――毛政权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现在，是后极权主义政府，等等。肯定蒋介石政府之专制主义性质，就是要区隔毛主席之极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在国民党双重价值产生双身、双面党派：国，共以后，事情的是非就是，简单假定民国之确，还是毛政之确之问题。而革命从属论，也就由此而发，而定，而论。
首先，孙文革命，是不是必须，还是多余，成为第一个问题。
孙文革命，其实包涵孙早期其在三民主义论述中涉及的普世价值（如资本论批判等）；中期，他出于现实主义考虑，成为联俄者；后期，他实际上把权柄交给蒋介石。而老蒋访苏以后，基本清楚苏维埃国家性质，走上坚决反共道路。于是，蒋介石回返孙文早期价值论，构造其民国文化价值取向。这个取向，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实行"民主的多少"、这样一种建国和"反革命"――反共产党革命之国策。
其间，民国文化，在一系列问题上，秉承清末遗风，实行广泛辩论，推出何种社团，树立无数观点。只是不要拿起武器，实行武装颠覆现政府，就可以存在。于是，民国文化和文化人，巨擘辈出，风景尚佳，道德犹存，四维未毁。所以，事情从两个角度讲起。一个角度，是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吴宓对于痞子运动和民主变民疯，变德谟克拉贼的惶惑和恐惧，实行绝望主义选择，发出一代文人之哀鸣，俱现民国遗民之大遗憾。其实，他们不是对于民国而是对于人民国一直以来的惶恐和否定。这个事情就是吴宓说的"战是和平暴是仁"；就是陈寅恪说的，"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前此，关于黄苗子聂绀弩冯亦代事件的批陋，就是因为民国不存，而毛国兴起――这是枉道从势，在道德四维轰毁之基地上，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主义现状――说，什么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知道极权主义之真谛。试想，所有民国时期之文化人，之所以不会在民国时期遭遇此类祸端，正好说明了蒋介石政权无能力如此折狱而毁人。人们的灵魂，不是因为血流成河的革命造成，而是因为欢迎了这个毛主义反革命政权。
再一个角度是，蒋介石迫于极权主义革命之挑战，实行对于四一二以前、
强奸和破坏西人乃及使馆的中共军队和匪徒的被迫镇压――这个镇压政策，正是蒋介石无法掌控武装反对党的被迫之举――不是他废弃所谓多党制度，采纳类似（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平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实行"另起炉灶"之暴力颠覆，使他无可如何。而对于四方军阀，老蒋，也没有实行毛主席对于刘主席的杀死政策，而是易帜，安抚和（实际上）割据存之，实现了中国统一。于是，在民国革命这个角度上讲，老蒋之政治专制，是由其敌人共产主义、中共、苏俄的干预，直接使然。这不仅仅是纯粹国内内战的权位争夺问题，而是实行中国苏维埃主义，还是实行专制主义之文化中国问题。所以，把蒋介石之革命――其实是用孙文主义之革命，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其实是混淆革命概念，造成中国历史的混乱和对于革命前、后中国现状的误解。
第二，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采纳暴力以还，请问，舍此或有他途？换言之，共产党一旦夺权，国民党或可做和平反对派乎？这不是痴人做梦的宪政主义妄谈？返还而论，对于老蒋，除去武装消灭赤匪，或有宪政主义可以解决其问题乎？亦为妄谈。
所以，在蒋介石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国之时，他保留了私有制在内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传统继承的文化复兴――几乎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重大政治哲学和文学课题，他们民国文人，几乎无一不所涉及。这就是中华民国对于后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和清朝之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等，可以同日而语――而毛泽东做了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孙文革命，并不是仅仅血流成河，一无所有。
三，蒋介石抗战之大大功绩，是不可以罔顾和忘记的。
这样，所谓革命一无是处论，可以在民国伟大文化复兴面前，适当躺下，寿终正寝了。
换言之，孙文种下的革命果实，并未完全变成一如毛革命留下跳蚤的恶果。硕果就是水果，就是结果之说，可以适当定位于民国，这个革命成果之上，而不是可以简单忘记或者诽谤于兹，轻视于兹。轻视民国传统之人，不是要简单回到毛时代，就是有皇室情结于大清朝，也许，后者，可以谅解，而妄想实行没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就是完全彻底的痴人说梦了！
于是我们设想，问题的提法，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推倒蒋介石的革命，可以为民主派主持而获得法国、英国革命之自由结果？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如果十月革命胎死腹中，列宁在芬兰归途被杀死或者逮捕，十月革命，就不复存在。（这是美国人悉尼.胡克做出的，可以成立的历史上的"如果"。因为十月革命，没有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势必需要发生的逻辑。）那么，蒋介石政权可以不被历史决定论推着走上势必训政到底，到（他）死的地步。中国社会，也许可以转型为一种准自由国度――像台湾以后所做那样――只是，这个推测的游戏，不知道如何规则之？因为她太像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只能获得诗意定格。中国社会远不是那样天真烂漫，就像俄国社会不是那样一样。
第二种设想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暂且获势，实行国共合作，共，辅弼国（民党），等待所谓阶段论的实行和完成（马克思全球化否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发生共产党独自坐大的问题――也就是，实行所谓49年前后之"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五十年（冯友兰问刘少奇获答），中国是不是会转化成为一种新式威权主义？
这个威权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避免革命？
六四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抑或什么都不是？她是什么？
这个共产党实行的威权主义，究竟是极权主义，还是专制主义――刘少奇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不是可行的一种半普世价值政治模型？
抑或也还只是一个笑谈？
于是，问题归结到，辛亥革命本身不是问题，不是仅仅血流成河，民国建成，就是一个间断性的绝对的进步；而是后辛亥时期，
中国走向，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迄今无解。另辟蹊径的设想当然是，中国民主派和自由派，利用了国民党的缺陷和隙罅，像历史上一切专制主义中起义者那样，实行了非共产党体制的革命――虽然，这个设想，被现实的很多具体条件否定掉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改革一条路，可以通向宪政。同类比对是，通向宪政，也可以是皇权改革――但是，那个皇权只能是专制政权，就像西方专制政权和日本那样――日皇之对于大隈重信和坂垣退助的接纳和接受，不是极权主义历史，可以设想的。凡此种种，都为革命和专制互相转化，留有余地。唯独对于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无可塑性之政权，人们凡是谈起革命，总要否定，难道对此谈起宪政和改革，就会忽忽奏效吗？这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其实，我们前此谈到，专制主义之反，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走向自由民主，一条是走向纳粹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他们都是病诟专制主义的先锋。这个历史吊诡常常被不分于此的简单反专制主义者们忽视和无知。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说，中国革命（毛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国人和知识分子，不熟悉这样的极权主义转换――这个转换，常常成为反对一切的代名词（含民国和民国革命，孙文革命）――而反对和怀疑一切，在深层次结构上，就为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好温床――因为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反动，需要反掉他的一切，等等。
这是一个有待详细探索的课题――加上整个世界资本结构与此之关系――这是当下中、美中心论出台和共谋的一个新趋势。
的确，我们思想者类中很少有人既懂得极权主义改革，又懂得极权主义革命，于其中；罔顾政权性质，做出空梦幻觉，不是政治学，而是幼童诗话。
这是一个要有大智慧，才能解释的课题。简单否定革命，和简单肯定改革，好像都缺少一个固定的前提：那就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互动！舍此互动（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和反对党之互动；自由市和威权政府的互动；法国革命前，三级议会和皇室贵族的互动；知识分子和帝师与皇帝和权利者的互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权限的使用和互动；甘地和曼德拉人民主义和宪政政府和殖民地总督的互动；菲特列大帝和伏尔泰的互动；俾斯麦和拉萨尔的互动；甚至上帝（儒道释）和当权者的互动；等等……），只能造就一方吞噬一方的同语反复而缺少基本的进取和发展。
（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区隔，我们还是援引阿伦特的原话比较准确。她说――
"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那么，谁在和你/我/他互动呢？保持和他一致，还来不及。
（原载《自由圣火》，2009年。此发《新世纪》，标题改动，原标题是《民国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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