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市民声援陈光诚
胡锦涛执政这些年则使中国法制建设经受了"文革"之后新一轮灭顶之灾，百姓对法律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
陈光诚的故事的蒙太奇法律现象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匪夷所思的蒙太奇法律现象：一方面，北京当局像模像样地把有"小宪法"之称的新《刑事诉讼法》交付全民讨论，迎来成千上万学者、网民如火如荼的争论；另一方面，他们对世界知名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一年多来发生的无法无天的事件充耳不闻。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与他的全家（包括妻子、6岁女孩及78岁老母亲）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形下自去年九月九日起被圈进一个农舍"监狱"，陈光诚夫妇被殴打，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通讯，孩子被禁止上学，母亲一举一动被监视，而试图去探望陈光诚的网友、记者等，无论男女、残疾人，中国人、外国人，无一例外被驱赶，殴打，受雇流氓的暴力与当地政府与警察与狼共舞的新闻，如同这个村子供应全球的特产，源源不断流向全球新闻市场。
陈光诚个人的故事从头到尾也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蒙太奇法律现象：一个学中医的医生，出于对法律的热爱自学了法律成了乡村"赤脚律师"，然后他以法律的名义为残疾人权益与数千名被强制堕胎的妇女权益呐喊，结果被中国政府以法律名义监禁了51个月。如何解释这些蒙太奇法律现象呢？
今天的中国有二套法律
第一，现在中国政府有二副面孔：一个是在网络上动员全民讨论《刑事诉讼法》的政府，另一个是山东临沂小村庄事件背后那个骨子里无法无天的政府。自1978年以来，中共政府制定了不少法律，号称"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新的《刑事诉讼法》草案就是这种立法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法律是干什么的呢？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评价新《刑事诉讼法》草案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上看，草案的某些规定还是存有倒退现象。"而律师斯伟江等更直言其"维稳有余，维权不足。"跳过单纯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在观察中国茉莉花大镇压事件后指出："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不是为了建立法治，它从来而且继续只为政府有效运行服务。"说白了，中共法律不就是强权工具吗？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二套法律，即陈光诚手里的法律与中共手里的法律。中共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二个基本功能：其一是对内服务于"政府有效运行"，其二是方便与外国人做生意。对陈光诚和成千上万的中国维权百姓说，中共制定的法律也成了他们与政府对话的的内容和行动依据-即马克思话语中的"批判的武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新现象：当今中国社会话语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法律话语；当今中国社会百姓行动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法律行动，可以说，在中国历朝历代，没有那个社会的社会底层能有如此多的法律话语与法律行动，但细究这些法律话语与法律行动的内涵，则会发现没有那个朝代的法律话语与法律行动充斥着如此多的悲惨法律控诉，这些法律控诉无不呼唤法律限制权力。陈光诚及当今中国成千上万访民遭受牢狱之灾或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话语与法律行动中充斥着这种限制权力的呐喊，而这种诉求大大超出了当局法律功能能承受的底线：只允许把法律当作政府有效运行的工具。
强权将要面对更大的危机与风暴
第三，一些观察家认为东师古村的陈光诚事件是独立现象，北京与东师古村毕竟不一样。郭丹青也指出有一种"现实主义"观察家，他们认为要一分为二观察中国法律，将政治敏感领域与非政治敏感领域分开，在前者，中国法律对政府的限制几乎不存在；在非政治敏感领域，中共则会致力发展或完善。显然，将北京与东师古村分开，将政治敏感领域与非政治敏感领域区分的看法代表着一些观察家中国法律观察的幻觉。自胡锦涛镇压上访百姓以来，在北京被绑架，被关进黑监狱的百姓不知道比东师古村失去自由的人多多少倍，而对他们人身自由与宪法权利的褫夺的法律依据安在？在中国茉莉花革命大镇压事件中被失踪、被酷刑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从"百姓的法律"角度与警察据理力争时，监禁他的警察教训他："不要跟我大谈法律。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土上！……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讨论任何法律约束！"如果认为中共的强权――工具法制会在政治敏感领域与非政治敏感领域中有安全底线的话，这些观察家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区区"小悦悦事件"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报道和讨论。
尽管"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不是为了建立法治"，但团派出身的胡锦涛执政这些年则使中国法制建设经受了"文革"之后新一轮灭顶之灾，强权-工具法制赢得了与人权-限权法治的赛跑。从北京青年杨佳上海杀警事件到中国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2009年11万起，2010年28万起；参加人数从2009年的163万人到2010年572万人，百人参与以上事件从2009年3200多起增加到2010年8500多起）说明，百姓对法律的信心基本荡然无存。这种惨局并不代表强权胜利，只说明强权要面对更大的危机与风暴。当今中国，暴力革命话语正取代法律话语，暴力行动正取代法律行动。
尽管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的嘴巴吐出来的话是常常令人反感的假话，但在中国茉莉花革命大镇压期间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宣称"别想拿法律作为挡箭牌"，却是她说出的最大的令人恶心的真话。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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